國家預防腐敗局的職能
每一個國家機構，包括黨的機構，都有一個職能的“法定化”問題。“國家預防腐敗局的實質內容有多少？實體的工作內容和方式究竟是什麼？與其他同類機構在職能上如何劃分？通過什麼樣的方式達到預防腐敗的目的？”西北政法大學教授董和平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一連提出了數個問題。
董教授分析說，香港廉政公署是通過實質的追究，發現制度漏洞，警示政府從而達到預防的目的。我們成立國家預防腐敗局，首先要解決的是這個機構的工作內容、方式，以及與同類機構發生衝突時如何解決，最後是與其他國家機構活動的銜接問題。
中央黨校王貴秀教授認為，腐敗現象多發與我們的體制有關，現在的問題是一把手的權力太大，且不受監督制約。腐敗分子未落馬前，在主席臺上講反腐敗問題一套套的，有人寫了一本書叫《腐敗分子論反腐敗》，很有諷刺意味。因此，預防腐敗的關鍵問題是要有一個好的體制，正像小平講得那樣，預防腐敗要靠制度，“好制度使壞人變成好人，壞制度使好人變成壞人”。一個人本來好好的，但一到這個體制裏面就得幹壞事，否則就會被擠出來，這才是問題的關鍵。
“建立一個伸手必被捉的制度，官員個人財產申報制度是關鍵。”王貴秀說。
儘管關於國家預防腐敗局的職能還沒有明確界定，但根據中紀委副書記幹以勝關於預防腐敗工作的“四個方面”理論，國家預防腐敗局未來的職能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一是加強對幹部的教育，使黨員領導幹部增強廉潔自律的自覺性；二是加強制度建設，不斷提高反腐倡廉工作的制度化水準；三是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包括對貫徹落實國家政策、法律法規情況進行監督；四是加強反腐敗國際合作，認真履行《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所規定的義務。
一位參加“國家預防腐敗局”課題組的專家介紹說，從這四個方面的內容看，國家預防腐敗局的職能其實是一個整合，就是把以前分散在其他機構和部門的職能，整合到一個新的機構來，本身並沒有新增加的內容。譬如，紀委系統的宣教室、黨風室、糾風室，檢察系統的預防犯罪部門等。問題是，職能整合了，機構和人員是否也整合？如果國家預防腐敗局放在中紀委下面，那麼，中紀委原有的宣教室、黨風室、糾風室，就可能被合併到國家預防腐敗局，包括人員。如果國家預防腐敗局放在國務院下面，又涉及和監察部的職能劃分問題，涉及與監察部的關係問題。另外，國家預防腐敗局成立後，分散在其他部門的預防機構，譬如檢察機關的預防犯罪部門，是否還有存在的必要？在多個預防部門存在的情況下，國家預防腐敗局如何統領這些分散的預防力量？牽一髮而動全身，職能的整合必然涉及機構編制等問題。因此，無論從哪個角度講，成立國家預防腐敗局都是中國反腐敗格局的大調整。
反腐敗與國際接軌
中國反腐敗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的另一個重要表現就是，中國的反腐敗已經與國際接軌。“反腐敗與國際接軌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履行《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成員國的義務；二是加強國際合作；三是借鑒國際上預防腐敗的先進經驗。”《制度反腐敗論》作者、中國社科院博士後許道敏介紹說。
中紀委副書記幹以勝在新聞發佈會上明確表示，組建“國家預防腐敗局”是認真履行《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所規定的義務，是落實公約的一個具體舉措。據許道敏介紹，2005年10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了我國政府簽署的《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公約強調了“更加高效而有力地預防和打擊腐敗”的反腐敗宗旨，創設了腐敗犯罪所得資產的追回措施，規範了反腐敗的國際合作內容和方式，包括司法協助、引渡、被判刑人的移管、刑事訴訟的移交、執法合作、聯合偵查和特殊偵查手段等條款。
“國家預防腐敗局成立後將會依照國外成功的有效經驗來運作。”許道敏認為，“外逃貪官被遣返回國受審，是典型的國際合作。隨著反腐敗國際合作的增多，中國的反腐敗正在借鑒國外先進經驗和做法。以美國為例，儘管美國官員中的腐敗行為仍時有發生，但美國嚴密的制度對預防和減少公職人員職務犯罪發揮了重要作用。重要的是關於財產申報的規定。美國於 1965年頒佈了《政府官員及雇員道德操行準則》，對各類高級官員及其配偶、子女的財產申報作了規定。1978年美國國會又頒佈了《政府行為道德法》，1989年修訂為《道德改革法》。對財產申報問題作了全面而系統的規定，堪稱財產申報立法的典範。此外，美國《廉政法》也規定政府有關官員必須填寫財產和收入申報，逾期不報，將被司法部起訴。而縱觀美國的廉政立法，大多是預防性規定，而不是懲罰性規定，是一個以事前防範為主的廉政立法體系。這反映出美國社會對治理腐敗的基本態度是避免腐敗事件的發生，防患於未然。這對我們很有啟發和借鑒意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