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具“獨心”機變難纏
據披露，許惠祐的父親是“被強迫獻身給天皇的另類神風特攻人員”，這使他從小就養成了一種“勇往無前，視死如歸”的性格。
早年，兩岸大小談判，包括1992年雙方就“一個中國，各自表述”達成共識的“九二香港會談”，許惠祐幾乎都無役不與。2004年5月許惠祐轉任台灣“海巡署署長”，在“海基會”為他舉辦的歡送茶會中，海基會前董事長辜振甫就以“兩岸兩會發生的大事，沒有一樣不參與”，形容許惠祐在兩岸關係中的角色的重要性。
然而，在兩岸談判方面，許惠祐是大陸認定的難纏對手、談判桌上的頭痛人物，被視為“鷹派”。
作為1992年“香港會談”的參加者之一，許惠祐一向頑固地稱：兩岸從未就“一個中國”達成共識。2006年台灣修訂“兩岸關係條例”時，台灣陸委會鑑於兩岸兩會協商中斷多年，在雙方談判架構中另外納入復委託機制。當時“立院”質詢，許惠祐就不顧時任陸委會主委的蔡英文也在場，公開批判陸委會此舉失去了方向。也正是許惠祐在兩岸事務中的“強硬立場”。
扁“戰略改造”十分明顯
由於“國安局”的性質特殊，其成員又長期接受反共反“獨”教育，故在台灣地區政情蛻變下，早就出現“忠誠”問題。在李登輝排斥反“獨”最堅決的國民黨“非主流派”時，“國安局”成員就已是眾所周知的“黃軍”亦即新黨的投票部隊，“國安局”有個別成員還經常向新黨籍立委郁慕明、馮滬祥等透露內部情報，甚至連李登輝委派蘇志誠到香港、澳門、珠海與北京“密使”秘密接觸的情報，也提供給新黨立委，供其作炮打李登輝的“炮彈”。
政黨輪替後，情治系統內更是瀰漫著一種“不知為何而戰、為誰而戰”的彷徨、消極情緒。再加上大陸的反間諜機構著力查緝，使得台灣情報系統的績效甚低，並頻頻發生其情報員遭對方緝捕、“策反”的事件。因此又衍生了另一種怪現象，就是有人為了博“上位”，急功近利，不是拿一些濫竽充數的低價值甚至是不實資料當“情報”上交，就是因超逾情報機關程式規矩而“出事”，包括竟由處長級的主管人員親到大陸廣西邊境與“線人”接頭及以“美人計”引誘美國國務院官員“下水”，釀成了國際情報史上的大笑話。
因此，陳水扁讓既具有頗為專深的法律專業知識，又對大陸政經社會情勢有獨到見解及判斷的許惠祐出任“國安局長”，其要借助許惠祐的學養和經驗，對情報系統進行戰略改造的意圖，就十分明顯。這個“戰略改造”，已不局限於搜集情報具體運作的技術調整，可能還包括對整個大陸情報工作的方針策略及運作模式的重大調整。
但有一長必有一短。由於許惠祐從小學到博土的讀書時光，都是在台灣島內度過，未有出洋浸過“鹹水”，故也被人們視為“欠缺國際觀”。日後他在領導台灣情報系統進行國際情報工作時，可能不會得心應手。但惟其如此，才可反證陳水扁是相當抓緊對大陸的情報工作，並將許惠祐視為整頓情報系統及調整情報策略的希望所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