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上，中日長期以來是競爭者。從19世紀以來，兩國都試圖成為東亞最強國。19世紀末，中國失去其東亞強國的地位，日本成為東亞最強國。二戰後，中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的唯一亞洲代表，也隨之成為東亞地區最強大的政治力量。2002年以來，日本試圖通過爭取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實現政治大國的目標。日本的這種策略顯然與中國在東亞的政治地位形成競爭關係。2005年，中國明確表達不支持日本為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所提出的安理會改革方案。在這一矛盾的背後，中日有釣魚島的領土爭端、歷史問題、海洋權益等多方面的爭執。在未來五年，中日兩國還沒有能力解決上述這些政治問題。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日本就一直不是國際合作的推動力量，不像英國那樣。不過，值得慶倖的是，日本不會重走以前的侵略道路。
在安全方面，中日兩國是歷史性地相互猜疑。早在17世紀，日本倭寇就曾騷擾中國海疆。19世紀以來發生了1894年的中日戰爭、1905年的日俄戰爭、1931年侵佔中國東北，1937年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新中國成立後，日本曾支持美國的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開始擴大日美同盟的防衛圈，將臺灣納入日美同盟防衛範圍，支援美國在東亞地區部署針對中國的導彈防禦體系，反對歐盟取消對華軍售禁令等措施，對“台獨”問題保持一種曖昧立場。在不久前的歐洲之旅，安倍首相仍然強烈呼籲歐洲領導人維持對華軍售禁令。對此，中國人覺得，安倍的這種作法是再次向中日關係的傷口上撒鹽。此外，今年初日本把防務廳升級至防務省，也使中國人覺得不舒服。中日兩國在安全關係上的相互猜疑似乎還在增加而不是減少。
經濟合作不能消除安全關係的緊張
未來五年，中日關係看上去處於改善的趨勢，但是，潛在的矛盾將會增加。兩國在東亞地區的地位變化將不可避免地帶來兩國關係的緊張。
在未來的五六年中，中國的經濟發展可保持年均10%的增長速度。而同期日本經濟的年均增長率則可能不會超過3%。我們有理由相信，在這一時期，人民幣會有較大幅度的升值。因此，即使按匯率計算，中國的GDP也很可能在2012年超過日本，如果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GDP將遠大於日本。這種趨勢將改變當前中日兩國在東亞的經濟實力地位。對日本人來說，從心理上是很難接受這樣一種變化的。日本人對中國人的怨恨情緒有可能增長，從而引起中國人對日本的情緒反彈。
今後五年日本經濟必然會有所發展，但這並不會使日本民族主義減弱。安倍首相是一個保守主義者、也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他有很強的政治抱負，希望改變當前日本的國際政治地位。如今，他已經成功將防衛廳升級為部級的防衛省，有了完整的軍事權力。他還曾承諾，要在任內修改憲法中的第9條，使日本重新擁有戰爭權。日本保守力量將這一權力視為是國家完整主權的重要標誌之一。我同意一些人的觀點，即不應將上述政策視作是日本軍國主義恢復的跡象。我認為，這些行為反映的是日本想要爭取更高國際地位的思想和日本通過提升政治地位來彌補其經濟地位下降的戰略。日本的這種戰略不可避免地對中日關係產生負面影響。
我認為，今後五年日美同盟是對中日關係產生最大消極影響的因素。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人一直將日美同盟視為對中國安全的威脅。日美同盟公開表示，如果美國捲入台海軍事衝突，這個同盟將給予臺灣軍事支持。在1996年，美日開始將臺灣納入該同盟的防禦範圍。相比于日本領導人參拜靖國神社、中日海洋資源爭議和領土糾紛，日本的對台政策對中日關係的衝擊更大。因為，臺灣的法理“獨立”是唯一能導致中美有可能發生衝突的事件。然而，安倍政府將日美同盟視為日本國家戰略的基石。只要日美同盟將臺灣包括在其防禦範圍之內，中國對日本的猜疑就不會減弱。
中日關係不能主導地區安全
在東亞地區，雖然中日安全關係並不是一個積極因素，但也沒有理由認為兩國安全矛盾具有很大的危險性。未來五年，中日政治競爭關係不會有利於兩國發展安全合作關係，中日安全關係也難以發展到當前中美安全關係那麼好。當然，即使中日兩國在地區安全事務上不合作，兩國經濟合作也不能消除兩國的安全矛盾，但是，中日經濟的相互依存關係則有可能防止兩國發生正面的軍事衝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