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吳官正在《求是》雜誌發表《要在源頭上防治腐敗》的署名文章，以扁鵲治病重預防為例，指出中國自古就講“萬事防為先”、“防患於未然”、“防微杜漸”等道理。
2007年1月11日結束的中紀委七次會議，重申了“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並舉、注重預防”的戰略方針。權威人士認為，這一戰略方針，將會對今後的反腐工作產生積極的影響。
紅旗出版社副社長黃葦町認為，“從注重事後懲治向注重事先預防為主轉變，是反腐敗鬥爭走向成熟的重要標誌，也是我們從查處腐敗案件中總結的重要經驗教訓。”
黃葦町認為，無數事實說明，亡羊補牢不如未雨綢繆。加大預防，防患於未然，無疑是成本較低、效果更好的反腐敗措施。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剎風治標’逐漸向‘標本兼治’發展。於是就需要有這樣一個機構，來專門抓預防腐敗的工作。”閆群力說。
對預防性反腐敗機構深有研究的國家檢察官學院逸石和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崔宇航指出，建立國家廉政體系的最終目標，就是使腐敗行為變得“高風險”和“低回報”，因此該體系應被設計為預防腐敗在先，而不是依靠事後的懲罰。
任建明告訴記者，實際上，專門從事預防腐敗工作的機構以前也有，如檢察系統在2000年8月就成立了職務犯罪預防機關，但該機構側重的是案件查辦之後的“個案預防”，還不能完全勝任中國政府以及聯合國公約對於預防的要求。
閆群力透露，中紀委其實也有類似的預防機構，如中紀委的宣教室、黨風室、糾風室等，都有預防腐敗的職能，但單獨成立這樣一個機構，一是適應國際反腐合作的需要，二也是本身工作的要求。
預防比懲治更困難更複雜
任建明認為，成立專門機構，還應有另一個原因：“預防工作遇到的權力阻力更大，技術的複雜性也更高。”
“查辦腐敗案件會遇到阻力，有時阻力甚至還比較大，因為這是權力與權力的較量。”任建明說，“但是，很多人也許沒有意識到，預防腐敗也會有阻力，甚至阻力更大。”
事實上，預防腐敗往往就是要進行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任建明舉例說，在2001年12月召開的中紀委第五次全會上，就提出了3項重大改革措施———行政審批制度、財政制度和幹部人事制度改革，以後又增加了投資體制和金融體制改革，共5項重大改革措施。僅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一項，經過4年的努力，國務院各部門共取消和調整審批項目1806項，達到了國務院部門全部審批項目的50.1%，並直接推動了行政許可法的順利頒布實施。
任建明表示，正因為預防腐敗涉及的面如此廣泛，牽涉的利益群體如此之多，使得“預防的阻力也就更大”。從技術的複雜性上來說，預防腐敗與懲治腐敗相比，也更複雜、更困難。因為要查處的畢竟是已經發生、有蹤跡可循的案件，而要預防的則是尚未發生、並要努力使之不會發生的事情。
預防腐敗成效初步彰顯
事實上，預防腐敗的效果已經初步彰顯。
統計數字表明，2003年以來，每年查處的違反黨紀和政紀的案件在總量上是逐年下降的。2006年，各級紀檢監察機關查處的嚴重違紀並且受到司法機關處理的案件同比下降了10.9%。
據中紀委連續多年問卷調查結果統計，1996年群眾對反腐倡廉工作的滿意度只有32.8%；到2003年，這一百分比超過半數達到了51.9%。
來自中紀委的數字表明，2006年共查處“跑官要官”等違反組織人事紀律者424人。嚴肅公務員工資制度改革和規範津貼補貼工作紀律，共查處違反有關政策規定的單位 491個，涉及違規金額2.55億元，2666人受到紀律處分和組織處理。嚴格執行廉潔從政各項規定，共查處違反規定收送現金、有價證券和支付憑證的領導幹部1269人，違紀金額5448.37萬元，有23534人主動上交款額1.27億元。
並不意味會削弱懲治
“治標和治本，是反腐倡廉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兩個方面。”這是在2005年中紀委第五次全會上傳出的聲音。
2006年，一系列貪腐大案被揭開，從地方到部委的高官都有涉及。包括北京市前副市長劉志華、天津市人民檢察院原檢察長李寶金、國家統計局原局長邱曉華等。就在2006 年即將結束之時，國家藥監局原局長鄭筱萸亦被宣佈“雙規”。據中紀委統計，2006年共有7名省部級幹部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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