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月6日電／台灣時事評論員胡忠信今日在新加坡聯合早報撰文說，伊拉克前總統薩達姆被判絞刑，執行絞刑時的畫面傳播到全世界。出乎一般人意料，將薩達姆視為英雄烈士的並不多見，除了利比亞以外，幾乎沒有人挺身而出替薩達姆講話。
薩達姆執政30年，除了帶來內亂外患以外，給人民何曾帶來希望？目前的伊拉克政局又陷入了遜尼派、什葉派政爭局面，哪一天美國撤軍撒手不管，伊國政局豈不陷於谷底？如果不能產生好的領袖，直接受害的就是人民。
美國前總統福特去年底過世。在眾多領袖之中，福特個性平和、才智普通，但他的逝世卻引來美國媒體的追念，為什麼？尼遜因“水門事件”去職，政局陷入動盪，福特臨危受命接掌大位。一個月之後，他即予尼遜特赦，輿論大嘩，甚至有人質疑福特與尼遜有幕後交易。福特在政治風暴中不為所動，力求穩定，但其代價是失去了角逐下任總統的民心。
30多年已過，福特從來沒有後悔特赦尼遜，哪怕他為此付出高昂代價。曾擔任福特幕僚的政論家大衛葛根在《美國總統的七門課》中回憶說：“福特教給我最重要的課題，就是信任仍是通行政壇的貨幣。”
福特為了使美國脫離水門事件泥沼，不願糾葛於過去，惟恐因此而失去了未來。特赦尼遜引起非議，但在蓋棺論定之時，福特扮演著往前看、帶來希望的角色。這點在他死後引起美國輿論的追念愈益明顯。
薩達姆與福特都走入了歷史，前者“奉阿拉之名”，煸動民族主義，只是為了完成自己貪婪的野心，最後干犯眾怒，以絞刑終結一生。福特口才不佳，不懂論述，堅信自己所做是為人民療傷止痛，但引來正面評價，其關鍵正是一個領袖是否帶來信心、愛心與希望。
文章說，用上述標準來看待台灣，我們也要提出相同的論述：哪一位政治人物能給我們帶來希望？以目前媒體關注的高鐵通車為例，是率爾忽視行車安全予以正常營運，還是全面檢驗嚴格把關？當人民有所疑慮，交通安全專家提出“生命無價”之後，上自“總統”、“行政院長”、“交通部長”、“高鐵局長”再三拍胸保證，但未見反對黨領袖出面提出異議。如果連最起碼的生命安全、人權概念都付諸闕如，我們如何有更高的期待？
2007年意謂台灣“總統”大選開跑，我們看到檯面上的“天王”動作不斷、相互較勁、提出議題，但未見深入民心、反映民意的政治論述。檯面人物在乎的是搏媒體版面，爭相做媒體寵兒，累積個人政治光環，卻鮮少有人提出如何進行政治穩定、經濟發展、兩岸和平的方向。
文章指出，陳水扁執政六年多，最後是以“國務機要費”官司纏身，僅能利用“總統”的權力自保，在法庭上做各種反制。如此消極作為，令人民更加疏離，也陷入了無望的泥沼。民進黨為了政治版圖的穩定，也毫無原則地加入護扁行列，本來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獨派大老，也與陳水扁相互利用、互相拉抬。心中只有權力，當然也陷入了無望的陷阱。
馬英九專任黨主席以後，本來還有作為的空間，但受限於巿長“特別費”的偵查，馬英九患得患失，提出一些令人摸不著頭緒的議題，比如“藍綠和解高於國共合作”，“願為民進黨牽線拉中國關係”。馬英九的左支右絀、進退失據，顯示他的領導力薄弱以及決策圈的狹窄。
文章表示，民主政治不需要英雄豪傑，卻需要長才加以領導。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極力推崇美國杜魯門總統，視為政治專業經理人的典範。杜魯門來自價值、信仰所累積出來的信任式領導，腳踏實地傾聽民意，並以國家利益、人民福址為終極依歸。
2007年開春，台灣又進入了政治大洗牌，人民需要的是信心、愛心、希望的人格式領導，以便早日脫離政爭泥沼，搭建邁向未來的橋樑。政治人物們，你們聽到人民的呼聲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