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0月26日電／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計，從中國到日本留學的人數在1999年至2004年間為25萬，次於前往美國的39萬。對中國人來說，日本是中國的近鄰，文化上也有類似的地方。因此比起前往歐美，心理上的障礙也比較少。但是，最終因在日本受到傷害而回國的中國留學生們，帶回的卻是對日本的消極感情。
日本《世界週報》24 日一期刊登日本青山學院大學研究生院國際經營研究科教授高橋美都子撰寫的一篇文章，題為《受傷的中國“海龜們”》，文章解讀了日本為何留不住中國留學生的緣由。
文章從一個赴日留學生的故事說起。周卓為的父親是學者，母親是放射科的醫生。周家3個幼小的孩子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都嘗到了父母被下放帶來的艱辛。文化大革命後，由於鄧小平實施改革開放，中國開始現代化建設，周家的3個孩子像得到解放一樣，在20世紀80年代決定前往日本留學。周卓為與妻子史幼之一道在弟弟和妹妹之後來到日本。周卓為學習法律，史幼之學習心理學。大學畢業以後，兩人分別在日本發佈中國消息的公司就職，並且在日本生了一個男孩。
周卓為的妹妹周小朕在中國作為體操選手曾經名噪一時。她是典型的上海美女，為了學習美容來到日本。美容專門學校的學費和練習理髮用的假髮都非常昂貴，雖然從富裕的親戚那裏獲得了資金援助，但是生活一直比較艱苦，一天到晚都是在打工和學習美容中度過的。專門學校很難獲得簽證，簽證到期後，將受到非法居留的處分。現在她和哥哥嫂子都回到了中國。
顏士仞從80年代後半期到1998年在日本居留了10年，他一邊打工，一邊在大學學習，吃盡苦頭，大學畢業以後在大阪的一家轉包公司工作。他當時準備在這個希望到中國發展業務的中小企業培訓1年以後，擔任該公司在中國工廠的代表。
和顏士仞一起留學並且在日本獲得造型碩士學位的王先生作為東巴文字的研究者，曾被NHK的節目報導過。但是王先生的夢想也破滅了，成為回國的日本留學生中的一員。現在，顏士仞和王先生一起在上海建立了一家公關公司。周卓為和史幼之夫婦則在上海建立了一家顧問公司。
他們回國的理由各種各樣，但是都有幾個共同點。他們都是上海的知識份子家庭出身，從富裕的親戚那裏獲得資助來到日本。他們都是屬於知識水準很高階層的中國人。但是在日本卻被一股腦地視為中國貧窮的犯罪者的預備隊。在入國管理局，經常被問“中國的家庭裏有電冰箱嗎、有彩電嗎”等問題。
中國政府也開始向海龜族提供獎勵。例如，只要設立公司的資金達到1.2萬美元，就會得到批准，此外，還減免法人稅和兩輛車的購置稅，而且還能獲得上海戶口。但是，對於文科畢業生創業的獎勵如果和理科畢業生的獎勵相比較，就沒有那麼大的魅力了。目前，到日本留學的學生中，學習技術的比例極低，而偏重于文科的現象值得關注。根據2004年法務省的調查，中國留學生達到9萬人。其中理科的比例不到40%，而且，從中國留學生在日本企業就職的工種比例來看，也有將近70%偏重于文科。這意味著，理科的優秀人才希望去歐美，而不願意來日本。
他們回國創業前也曾嘗試在日本企業就職。史幼之曾經在大型電氣廠家和人才派遣公司工作過。聰慧並且日語能力很高的她幹的工作卻是助手、秘書或雜務。在中國企業中，總經理由女性擔任也不稀奇，因職業種類的不同而存在男女差別的習慣對史幼之來說很難接受。周卓為在日本企業工作的時候，對於不信任中國人、不給予權力、一切都要受到管理的體系感到懷疑。對於不受信任的工作，他感到沒有再幹下去的價值。而且，總是要彙報的工作，也難有機會升遷到管理部門。在沒有工作價值和看不到前途的工作單位留下來的幾率很低。
上海住友商事有限公司高級顧問中浦和一對中國的人才進修後都跳槽到歐美企業的傾向指出：“日本企業在薪水、工作價值、職位這三個方面劣于歐美企業。一般來說，從歐美留學回來的人比曾留學日本的人升遷的機會更多。今後，移交權力，培養當地的人才是一個重大課題。在住友，很多中國職員都是積累3年左右的經驗就跳槽到歐美企業。對歐美企業來說，住友培養的人才值得信賴，能夠立即勝任工作，他們一定非常感激。”
現在，很多日本企業仍很少起用中國人擔任幹部，照這種情況，將來的中國戰略單靠日本人肯定會越來越萎縮。
日本品牌魅力低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地方。王先生指出：“留學歐美的人社會地位很高，但是留學日本的人不好意思向周圍的人告訴自己曾留學日本。”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計，從中國到日本留學的人在1999年至2004年間為25萬人，次於前往美國的 39萬人，居第二位。對中國人來說，日本與中國在地理上相近，文化上也有類似的地方。由於面孔也相近，因此比起前往歐美，心理上的障礙也比較低。但是，最終受到傷害而回國的留學生們，帶回的卻是對日本的消極感情。這對日本的國家利益來說顯然沒有好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