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7月18日電／中國經濟融入全球化市場的時間還不够長，但是已經獲益很多：一是大量引進了國際通行的經濟規則、管理運營模式，也引進了大量的資金、技術；二是通過參與國際大循環，對本土市場要素的估值有了更加市場化和國際化的標尺，幫助我們更加清醒地認識自己；三是我們可以“走出去”，以中國人的智慧、文明和實力，給其他民族、其他國度的人們帶去利益和多樣化的生活感觸。
國際金融報文章表示,但是，在融入全球經濟的過程中，我們的困惑也隨之而來；幷且，在不同的融入階段，困惑也有所“昇級”。現在比較集中的問題是定價權問題：人民幣昇值與否、如何昇值，其實反映的是貨幣定價問題；紡織品傾銷與反傾銷，其實反映的是勞動力定價問題；鐵礦石談判的周折，其實反映的是資源定價問題；軟件以及光盤盜版，其實反映的是知識産權的定價問題；中國股市的市盈率是高還是低，以及中國股票價格要不要和國際市場看齊，反映的是更加複雜的資本産品的定價問題。
文章稱,十分耐人尋味的是，我們的發達貿易夥伴嫌我們賣的紡織品“太便宜”，却把“貴的”鐵礦石賣給我們；希望人民幣的定價“高一點”，却指責我們的股市“太貴”。其實道理也很簡單，我們的貿易夥伴的每一次發言，都是以其自身利益爲出發點的。
文章指出,從全球經濟體系發展的歷史來看，規矩總是由强者制定的。當今國際貿易體系中的稅收、會計、知識産權保護、貿易仲裁、反傾銷等規則，首先是服務于强勢貿易主體的。爲了拓展剩餘資本增值的地域和領域，强勢的貿易主體拿著這些規則到後發展國家推介，以爭取認同。
另一方面，規矩也爲吸納潜在的加入者而適度修正。潜在的新加入者經過談判，在盡量爭取到自我保護條款的基礎上，加入到全球貿易體系中來。
“二戰”以後，在以美國爲代表的强勢經濟體中間，出現了資本、生産能力的“第一輪”過剩，幷尋求對外轉移。隨後幾經演變，强勢經濟體輸出資本、生産能力的形式和途徑有所變化，但不斷拓展海外市場一直是其主題。上個世紀80年代起，他們在叩開後發展國家大門的時候，也要求後發展國家提供法律、稅收、金融等方面的“對口”環境。而彼時，後發展國家往往認爲，吸引强勢的資本、技術和管理運營經驗，對於本地經濟有立竿見影的帶動作用，讓出市場是順理成章的。中國的對外開放無疑也經歷了這樣的階段。
“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强勢資本的逐利特性，使得其在進入後發展國家的同時，必然也對後發展國家的社會、經濟、文化體系造成種種沖擊。當然，沖擊幷非都是壞事。“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這既是政治家的必然考慮，也在客觀上促使强勢經濟體改變“進攻”姿態，在同相對弱勢經濟體爭奪貿易資源時，在吸納相對弱勢的成員時，願意依托“公認的”規則體系，幷以談判方式解决爭議。
文章認爲,雖然當代國際關係發生了巨變，各個經濟主體之間圍繞體系規則的談判不再帶有殖民時代的血腥，但刀光劍影幷非罕見。對於各類貿易資源的定價、定標（標準）之爭，每每見諸談判桌或者空中喊話。
文章指出,對於相對弱勢的經濟體而言，加入體系比不加入好，早加入比晚加入好。當然，前提是找准自身利益與體系機制的平衡。中國爲公平地加入世貿組織，前後15年，“從黑頭髮談成了白頭髮”，就是爲了找准這個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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