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6月27日電／《文匯報》今日發表評論文章說，CEPA是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一起，為推動香港與內地經濟一體化而做的制度性安排，對香港經濟和社會發展具有的長遠意義。但是如果兩地經濟一體化與兩地政治、法律制度及文化差異之間的矛盾處理不妥，堅持講經濟放眼全國、講政治囿於香港的觀點和立場，則不僅會阻礙香港和內地經濟一體化進一步深入，而且會損害香港社會穩定和經濟繁榮。
文章表示，再過兩天，2006年6月29日，是《內地與香港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簽署3周年。2003年6月29日，正當香港在經濟上遭受非典疫情沉重打擊、政治上《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工作遭受嚴重阻擾之際，CEPA及時簽署，展示了中央對香港的高度關注和堅決支持。CEPA對香港經濟復甦的即時效應，已為2004年至今香港經濟的強勁復甦所證實。
影響香港經濟轉型成敗的三個因素
文章說，眾所周知，當前仍在進行的香港經濟第三次轉型的目標是知識經濟。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從相互聯繫的三方面來努力。一是香港本地產業結構需要完善和提升，所謂「完善”即拓展若干適合香港具體條件的高科技製造行業，所謂“提升”即發展高技術高增值的服務行業。二是香港經濟與內地經濟不可逆轉不可阻擋地一體化，尤其香港必須融入大珠三角區域經濟，同廣東省以及澳門特別行政區形成合理的產業分工和合作。三是繼續保持香港經濟對全球經濟的高度開放，提升香港支柱產業或行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
不能低估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困難和曲折
文章說，CEPA就是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一起，為推動香港與內地經濟一體化而做的制度性安排。這是CEPA對香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長遠意義。CEPA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第三階段……等等具體安排所展現的開放性和階段性，反映香港與內地經濟一體化是一個逐步深化的進程。
不能低估這一進程的困難和曲折。1999年，我在《邁向新世紀的國際經濟一體化——理論．實踐．前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中指出：“正因為香港雖然不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卻長期在英國的管治下形成不同於中國內地的社會政治、法律和經濟制度，形成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所以，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香港與中國內地經濟一體化是一種特殊的區域經濟一體化，亦可稱之為‘另類區域經濟一體化’——就主權屬性而言，不是國與國之間的經濟一體化；但是，就社會制度和經濟結構差別之大，就《基本法》關於‘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規定而言，跟國與國之間的經濟一體化有諸多相似。”（該書第225-226頁）那時，還沒有CEPA，香港與內地經濟一體化是由市場力量來推動。然而，“由於香港和內地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不同，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差距，內地經濟體制改革尚未完成，所以，由市場推動的兩地經濟一體化遇到並發生若干矛盾，主要有：（1）兩地經濟一體化與兩地政治、法律制度及文化差異之間的矛盾；（2）兩地經濟一體化與‘一國兩制’下香港保持相對獨立經濟實體之間的矛盾；（3）兩地經濟一體化與‘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之間的矛盾；（4）兩地經濟一體化與兩地競爭之間的矛盾；（5）兩地經濟一體化與香港保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之間的矛盾。”（該書第241頁）
經濟講“一國”政治講“兩制”有損香港繁榮穩定
文章表示，7年過去了。如今，在CEPA推動下，香港與內地在商品貿易上實現了零關稅，在服務貿易自由化和勞動力流動自由化上分別取得了長足進展，在資本流動自由化上則走到了重要突破的門檻。同時，以上第二、第三對矛盾找到了解決的方向。第四對矛盾愈益明顯，需要在中央和地區兩個層面建立和加強協調機制。第五對矛盾既表現相協調的一面，即香港證券市場“中國化”明顯地鞏固和提升了她在全球證券市場的地位，又隱含必須重視的風險的另一面，即香港證券市場過度“中國化”可能影響其追趕全球最先進市場。當然，最需要關注的是第一對矛盾，若處理不妥，則不僅會阻礙香港和內地經濟一體化進一步深入，而且會損害香港社會穩定和經濟繁榮。
講經濟放眼全國、講政治囿於香港的立場和觀點之所以不對，就在於它不僅不能解決、反而會惡化香港與內地經濟一體化跟兩地政治、法律制度及文化差異之間的矛盾。進一步討論香港政制發展，應當以香港經濟和社會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為依歸。
不提升產業結構難當地區龍頭
文章認為，香港經濟第三次轉型所需要的三方面努力缺一不可，不能企圖以其中某一方面來取代另一方面。如果香港不能盡快完善和提升本地產業結構，那麼，即便香港加快融入大珠三角經濟區，也難以擔當這一區域的龍頭和中心。紀念CEPA簽署3周年，總結經驗，審時度勢，當前應著重於借助CEPA，盡快完善和提升香港本地產業結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