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也代表建制，做組織人，世界也是盡頭，但認真進入的精神，把實事做好，從實事中體現組織義理和精神。領導為世界劃下四周邊界，但他以精神和真誠正正式式越出這些界線。他以領導為主、為標準、為現實，但他可以以精神和真誠正式結合（甚而）超越領導。他看到眼前世界還有其他原理和原則，有其他可能；他和領導、他和組織本質、根本的矛盾，領導和組織的資源和權力位置可以用來到理想；思想感情和知識都自動自覺唯上唯權之外，自己可以參與改變現實，因為大家都在找尋自然應然的規律的過程中，是同道中人。過程重於結果，在找尋自然應然的規律的過程中，在自然應然的結果出現前和出現後，矛盾是可以、也必然可以統一的。
在找尋自然應然的規律的過程中，在自然應然的結果出現前和出現後，他不在兩極之間搖擺，不走極端，也不妥協。他堅持執著，但沒有和任何人頂撞、抗衡對峙。不論對手對錯、道德品行高低，他沒有和朋友或對手決裂。由專制權威時期在蔣經國身邊，到李登輝和郝柏村掌權，到民主轉型後的台北市市長選舉，他都有自己的世界和境界，以之和當權者和無權者搞好理性化的工作關係。
他的堅持執著和律己嚴，台灣基本上從道德、政治策略和個人性格上看，很少從理性主義的管治和和法治看。對他來說，當權和無權無關宏旨，官民平等無別。凡事從具體事實出發，按條文原則辦，不理人事地位和關係，不從政治和道德上追究既往和將來。他有自己的原則和取捨，對人對己一切依法辦事；律己嚴，不認為自己不可取代，隨時放下，每次順逆之間的進退抉擇，竟都恰到好處。
馬英九為何會贏
他和人的關係，是一人一法人實體，有你有我，各自獨立自主，由理念和法則調控和聯繫，按制度和程序解決和處理事務。他由傳統的小農「初級關係」（Primary Relations）轉向工業社會的「二級關係」（Secondary Relations）。工業社會的「二級關係」是獨立自主、自成實體的「法人」/「權益人」/「理性人」/「功能人」之間的關係，通過中介的大眾媒介溝通，隔著大眾媒介，直接一人（明星）對眾人，中間沒有（減少）組織性的樁腳和代理人。馬英九的「人氣」贏了王金平的「人脈」。人氣是現代社會中，政治人物和大眾通過大眾媒介所形成的「二級關係」網絡。人脈是傳統的小農社會中，政治人物和大眾通過中間組織性的樁腳和代理人所形成的「初級關係」網絡。
隨著東方的崛起和資訊科技的興起，東西方的歷史和文化開始全面對流，席捲全球。個體和集體加速深深淺淺分分合合。一切有關個人和民族的生活和存在的意義和意識、世界觀和宇宙觀、道德倫理、身份認同、歸屬感和擁有感，都可以成為文化創意產業、媒介、消費產品的內容。不論是正是反，是非曲直，創意文化產業的商界都把「文化」轉為「商品」，應用到政治經濟社會的每個層面，創造新市場，橫跨中西方，出中入西、出西入中。
馬英九橫跨中西、接駁上二百年的歷史情理，明白現代法治和政治的原理和文化內涵，並且身體力行，但似尚未為台灣所瞭解。台灣人渴望法治，但台灣人並不瞭解法治。他身體力行推行法治，把法治基本理念應用到政策和行為上。例如迴避利益衝突，台灣人也不知底裡，不配合他，知識份子和學術界夥同庶民百姓以揶揄他的「法治潔癖」為樂。
台灣和大陸較「人治」，庶民百姓依附父母官，官商一體，像十七八世紀的「重商主義」（Mercantilism），香港則是整全法治。台灣努力從「人治」走向整全法治，大致上以香港法治為主體標準，但難擺脫「人治」的依附心態和官商一體的運作形態，夾在「重商主義」出不來。像日本。南韓借97-98的金融危機，開始擺脫圍繞著「重商主義」滋生出來的人治和腐敗。大陸的開放改革，以封閉權力、集中統攝的「人治」帶動庶民百姓依附父母官，官商一體，大躍進奔向「重商主義」。
台灣社會渴望法治，渴望在民主的基礎上全面建立現代公民社會的整全體制，這正是馬英九的強項，但台灣社會距法治和整全體制文化很遠，馬英九堅守法治的理念處事做人，不請客，不送禮，似乎自動遵守香港廉政公署的準則，竟成了他的短處。這次國民黨主席直選，朋友和敵人都譏之為自命清高、不善變通、不近人情、脫離政治現實，由黨內到立法院等實權位置，他都勢孤力弱。他不但輸了既得利益小集團的體制，也輸了國民黨部份核心輿論；李敖為王金平站臺，和連戰、宋楚瑜和李煥等一大群父執輩大老不同角度反馬英九，形勢一度非常不利。
選後，有一個支持王金平的年輕國民黨立委，在電視上悻悻然說國民黨是「利益分配機構，馬英九完全不懂，他空談理念、理論、理想，不顧政治現實、社會現實，管不好國民黨」（大意）。他竟仍大模斯樣把國民黨的「組織性質」定為「利益分配者」，視之正常，反而馬英九的「理念聚散者」不正常；到現在還沒有反省，國民黨正是死在「利益分配者」上，不知國民黨是怎樣輸給中共和民進黨的，不知中共和民進黨是怎樣一無所有，從「理念、理論、理想」建立「政治現實、社會現實」的。
馬英九的新挑戰
現在，上了國民黨第一高位，馬英九的新挑戰，是把自己的理念和理想「體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使「馬理念」轉化成「馬體制」。這是把自己的文化生命「體制化」成組織的文化生命，讓「多層體制」（Multi-Institution）在強人不再、沒有先知的情況下，可以有「體制」自己自生的生命，人人參與，自主自動，有序靈活面對不同時空時代的現實的挑戰。這是另一個貫通中外古今的全民期望，是中國千年未有的大變局。
馬英九一早選定這條人生路，一直當真，堅定實踐；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台灣二三十年來的社會政治和文化的歷史轉型，給他一個中國幾千年來沒有給的機會，可以由他近乎宗教地獨自奉行他的理念和信念，從生活和工作中樹立一個嚴守個人理念、理想和操守的清譽和威望。他無意間告訴歷史，今天的台灣，在幾乎絕不可能之中，權力和人格是可以並存的。在國民黨時代，在反對派裏，在台北市政府，在國民黨裏，他都堅守「法治理念」和「人本信念」，寧失利益權位、不失法理原則和誠信。人生上半場，他的理想幾乎在不同層面全部兌現。現在，下半場，他給安排到一個新位置上，由一個個人的潔淨家園，走向一個大社會的政治環境，把個人的理念操守轉化成一個全社會的政治生態。
盤古在混沌黑暗中開天闢地，為了怕天塌地陷，他一生頂住天地。現在馬英九似也正在開創台灣法治和政治新天。現在已有天地，他要做的是改造，可能更難。相對于這歷史使命，他需要科學家和思想家那種願景和氣魄，介入既有的現實和體制的「已知不變」（Givens），改造現實和體制，重整規律和邏輯。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05年9月號，總第9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