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台商更為重要的政治力量實際上是普通台灣人民，尤其是南部農民。經濟的整合有可能使得大陸直接地影響台灣農民的利益，從而間接地影響他們的投票意向。近年來，通過和台灣反對黨的互動，大陸直接向台灣開放農產品市場。台南農民是台獨基本教義派的基礎，不過，很難假定所有的台南農民都是傾向於台獨的，他們中的很多人是為了自己的生計。台南傳統上是民進黨的基地，這些農民很容易被台獨基本教義派所動員。如果大陸的市場和他們的生計能夠發生直接的聯繫，那麼情況就會改變。正因為意識到這一點，民進黨對大陸的這一政策拼命抵抗。不過，從長遠來看，這種抵抗對民進黨的負面意義大於其積極意義。或者說，一旦當台南農民體味到進入大陸農業市場的好處後，民進黨就很難再抵抗下去。
有了這些可以影響島內政治動態的途徑，台海局勢的穩定就有個基本的保障。當然，這對短期的危機管理也有正面的意義。即使陳水扁或者其他基本教義派人士製造危機，法理台獨在台灣內部就會遇到很大的阻力。對大陸來說，有了這樣的基礎，對危機處理就可以更加理性。最近一次對陳水扁廢除國統綱領所引出的危機管理就是個例子——祗要能夠把握得住台灣社會的主流，少數鐵桿台獨分子的活動的實際影響力就會小得多。因為這些途徑的出現和發展，也會對民進黨本身產生不小的影響。當基本教義派失去其道德制高點的時候，民進黨黨內的溫和派就會得到機會來影響該黨的大陸政策。這一點現在已經相當清楚。
追求統一
追求統一是大陸的長遠目標。要追求這個目標，我們不得不把台灣問題置於國際關係之中。不管我們意願與否，台灣問題已經被高度國際化，並且這種國際化已經相當制度化了，要改變它並不容易。如前面所述，兩岸本身的交流對中期的現狀管理很重要。但要真正解決台灣問題，國際勢力必須考量在內。
國際形勢複雜多變，以後不斷會有新的因素出現。從目前來看，在台灣問題上，主要要考量的是美日聯盟和歐盟，尤其是有可能被正式化的美日台聯盟。其他國際勢力會在不同程度上發生作用，但會是輔助性的或支持性的（或者相反），不會是直接的主體作用。
美日聯盟的主體是美國，聯盟並不是說兩國在台灣問題上有完全一致的國家利益。美國和中國之間有多重的利益關係，主要有戰略利益和經濟利益。在和中國的諸多關係中，美國對戰略利益的考量是第一位的。這裡有很多因素，主要是因為美國是當今世界上唯一的霸權，其主要任務是維持這一霸權地位。其次，和其他國家相比，在美國人的眼中，中國是最有可能成為競爭對手，從而有潛力對美國的霸權地位構成挑戰。其三，在後冷戰時代，美國越來越把其戰略重點放在亞太地區。在很大程度上說，美國越來越把自己視為是一個亞太國家。當然，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美國在歐洲的影響力相當鞏固，北約等組織是其影響的基礎。和歐洲聯盟的關係比較穩定，即使出了問題也相當容易調整。但在亞洲，美國的影響力並不像歐洲那樣鞏固，美國把重點轉向亞洲是有其理性考量的。
正因為如此，美國總是在和中國的經濟關係中看到其戰略意義，或者說總是從戰略的角度來審視中美經濟關係。高科技產品的出口管制是一個例子，中國企業在美國進行倂購遇到政治阻力也是一個例子。
從戰略的角度來看，無論是日本還是台灣，對美國來說都具有工具性質，就是說，日本和台灣都是被美國用來制約中國崛起的工具。筆者多次強調，在台灣問題上，美國的最大利益是台灣的獨立，尤其是和平的獨立。而次優利益才是維持台海現狀。美國的這一偏好在今後很長一段時間裡不會有什麼變化。在這一點上，日本和美國具有同樣的偏好選擇。在現階段，日本願意接受成為美國的工具有很多因素，包括中日兩國歷史上的恩恩怨怨、日本對中國崛起結果的不確定性等等。和美國站在一起，日本能夠有效地預防和消化中國崛起所帶來的不確定性。
美國要在台灣問題上做文章，就要拉日本。因為有《與台灣關係法》的存在，美國捲入台灣問題具有必然性。但同時，美國和日本又有《美日安保條約》。這樣美國就很容易把日本和台灣問題牽在一起。2005年，美日兩國正式把台灣海峽納入《美日安保條約》。這樣一來，在《與台灣關係法》（美國國會）和《美日安保條約》（美、日政府）之間就不存在任何鴻溝了。一旦台灣海峽出現問題，美日兩國也具有了干預的“正當性”和依據了。
但是日本和美國也有不同的利益。在戰略上，儘管和美國結盟有助於日本發揮更大的區域甚至國際作用，但這個聯盟有其特殊性，那就是這個聯盟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日本成為一個真正的“正常國家”。在對華的經濟關係上，日本和美國的利益更具不一致性。中國的經濟崛起正在很快地改變東亞甚至世界的經濟版圖，儘管有這樣那樣的困難，亞洲經濟整合趨勢不可避免。在非制度性的層面，亞洲經濟整合程度不比其他任何一個地區包括北美和歐盟差。不管日本和美國和歐盟的經濟關係多麼密切，它還是亞洲經濟的一部分。這個趨勢在近年來越來越明顯。在不遠的將來，日本會面臨一個非常艱難的選擇，那就是戰略上的依賴美國和經濟上的依賴中國。要平衡這兩方面的需求並不容易，經濟上的需求會對日本的戰略需求起到很大的制約作用。再者，日本的戰略需求也不是一成不變的，現在兩國缺少互信也是驅使日本戰略上靠向美國的因素之一。等到中國再強大一些，日本必然做一些戰略上的調整。
那麼台灣問題在歐盟是什麼定位呢？與美國相比較，在對中國的關係上，歐盟的經濟利益是首位的，而戰略據次要地位。因為地緣政治等各種因素，歐盟和中國並沒有直接的戰略衝突。歐盟整合到現在這個程度已經相當不容易，進一步的整合尤其在政治和戰略上整合有相當大的困難。因為近年來歐盟的大擴張，這種整合變得更加困難。如果不出現一個強大的“外敵”，歐盟的戰略一直會處於一種防禦的方式。祗有當歐盟作為整體遇到一個強大的“外敵”時，進攻式的戰略才有可能。
在台灣問題上，歐盟祗有遇到美國因素時，才有戰略上的考量。和美日戰略關係一樣，美國和歐盟也有相當制度化的戰略關係，主要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北約）。這個組織一是防止俄國再次崛起，二是預防中國的崛起。在近年來，北約試圖向亞太地區發展，說明了這一點。在中國出台《反分裂國家法》之後，美國和歐盟也在開始美歐之間的中國戰略對話，希望在對華關係上，雙方能夠協調關係和行動。這種協調使得歐盟很難解除對華武器禁運。這個對話剛剛開始不久，還處於早期，今後如何發展，應當是需要加以觀察的。
除了一些意識形態利益如民主和自由外，歐盟本身對台灣並沒有實質性的興趣。在沒有實質性的戰略利益衝突的情況下，歐盟希望的更多的是中國能夠以一種可以讓歐盟“接受”的方式來解決台灣問題。
美國和歐盟在安全問題上要達成一致並不容易，歐盟對和美國協調來維持世界經濟秩序更感興趣。在後工業化時代，歐盟尤其是老歐盟各國產業轉型快，高科技、金融服務業等成為歐盟主要各國的產業，製造業的外移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傳統意義上的經濟力量。無論是高科技還是各種服務業，都必須和製造業存在一定的關聯。如何協調外移的製造業和內部服務業對歐盟來說是一大挑戰。如何維持和完善現存世界經濟秩序，也成為歐盟的一大挑戰。在這方面，歐盟和美國很容易達成共識。
中國可能的應對策略
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裡，中國要使美國在台灣問題上中立化，沒有什麼可能性。美國方面所能變化的，就是台灣問題在美國戰略上的優先位置。中國能做什麼來改變台灣在美國戰略上的優先位置呢？
最主要的要算是繼續和平發展（崛起）的國際戰略。中國既定的國際戰略是和平發展或者和平崛起。從經驗層面看，到目前為止，這一戰略非常有效。最主要的是因為經濟的全球化和區域化為中國提供了可以和平崛起的機會和途徑。這一戰略在保障中國內部發展的外部環境的同時，提高了中國的外在影響力。但這一戰略的實施並非沒有阻力。在“請進來”和“接軌”的階段，中國的利益和西方的利益相當一致；但在近年，中國開始“走出去”的時候，在外面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不過，除此之外，中國並沒有更好的選擇。
很多人對經濟主義抱有懷疑。這裡首先說明的是，經濟主義並不是說不要軍事建設，中國正常的軍事現代化隨著經濟的崛起不可避免，以對付台灣獨立的軍事準備也屬必須。但如果為了解決台灣問題，而放棄經濟主義而轉向軍事主義為主，必然會付出高昂的代價。一旦軍事主義成為主導方法，中國的整體國際格局就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包括中美關係、中日關係、中歐關係在內的所有外部環境都會發生戲劇性變化。可想而知，這樣的變化並不是中國所能消化的。
針對美國現在奉行的軍事主義並不用過於擔心。軍事主義是美國遭恐怖主義襲擊以後不得不做的選擇，現在正在付出很大的代價。作為國際員警，美國不得不用武力來解決政治、經濟和外交所不能應付的問題。但軍事主義很難持續。過去西方列強搞殖民主義，但現在是民族主義時代，這個方法很難行得通。搞軍事佔領呢？美國從前成功過，例如在二戰後的德國和日本。但現在這個方法也很成問題，伊拉克就是一個例子。既要搞軍事佔領，又要搞民主，這個方法很難成功。所以，美國正在進行軍事大調整，縮小駐外軍力，增加戰略要地的打擊力量，到處佈點，用先發制人的手段打擊美國所界定的敵人。我的觀察是，儘管這種軍事戰略符合現代戰爭的特點，更顯示美國軍事打擊力量的效能，但這僅僅是軍事方法，沒有考量到政治外交的後果。這種以軍事打擊為主的方法已經失去了殖民地方法和佔領方法中所包含的一些積極意義（建設性力量），而使得美國成為了一種摧毀性力量。長期以往，美國樹敵會越來越多，海外利益越來越得不到保障。美國在今後會如何調整這種方法，當拭目以待。
中國在不理會美國軍事主義的同時，繼續和美國發展經濟關係。正因為中美兩國越來越具實質性的經濟關係，美國已經沒有可能迫使中國走上一條從前蘇聯曾經走過的道路。中美關係未來怎樣要看中美之間的經濟關係如何發展，而中美經濟關係又會影響到政治甚至軍事關係。
經濟主義也符合日本和歐盟國家的利益。隨著中國和這些國家經濟關係的強化，這些國家的戰略意向也會在不同程度受到影響或者牽制，這些變化無論怎樣都會有利於中國解決台灣問題的。
在西方世界，中國的經濟主義路線遇到阻力。但在台灣問題上，經濟主義路線剛剛開始發生正面作用。上面討論過，東亞地區的經濟整合不可避免，而中國勢必是這個經濟整合的中心。台灣可以說是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圈的一個重要因素，不管島內會如何調整其經濟政策，政府主導台灣經濟的時代已經過去，台灣經濟不可能失去大陸市場而健康發展。再者，一旦當台灣的農業整合進大陸的農業市場，台南農民的選舉意向必然受到影響。祗要兩岸的經濟進一步整合，就可以為未來解決台灣問題提供一個基礎。實際上，未來解決台灣問題的方法也可以在經濟整合中尋找。我的理解是，大陸對台灣祗追求主權上的“統一”，而非行政上的統一。而經濟上的整合對主權整合意義非凡。“深經濟、淺政治”可能是未來解決台灣問題的特徵。“深經濟”表明經濟的一體化，而“淺政治”表明大陸和台灣的主權共用和治權的分享，即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而台灣則享有高度的自治權。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06年9月號，總第10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