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民粹式的選舉文化
民進黨是靠街頭政治起家的，陳水扁的最大本領是以其三寸不爛之舌鼓動族群對立，拉選票，拼選舉，奉行“選票至上”。他的一言一行都是為選舉。在陳水扁看來，有了選票就有了一切。但是，“選舉是有錢人的遊戲”。錢從哪里來？民進黨不像國民黨有龐大的黨產，祗能尋求企業財團提供選舉經費，從而形成金錢與權力互為補充的結盟關係。陳水扁過分倚重拉票工夫，無論人脈的建立與財金的發掘都以拉票為最高指導方針。“每逢選舉，派系結合黑道與金主，拼了命想辦法要選贏”；“選舉成了買票比賽”，“台灣的政治演變成‘假民主之名，行多數暴力之實’的‘民粹式民主’”。 已從事檢察生涯26年的台灣“法務部”參事沈明倫深有感觸地解讀了這種被扭曲了的選舉文化：“台灣政治貪腐嚴重，與選舉買票脫不了干係。許多政治人物從地方選舉出身，靠著勾結財團與黑道買票，一步步當選地方民代、地方首長，進軍中央的立法院，藉由審查法案或預算，對政府進行勒索”；“更有甚者，這些金牛直接進入中央政府體系或國營事業擔任要職，進行利益輸送或圖利私人”。 論功行賞，廣為酬庸，是這種“拉票文化”、“買票文化”的必然結果，輔選有功的企業、財團，介入政治、介入政策，甚至扮演“擁立台灣領導人”的角色。
（六）惡質化的個人品質
古人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如今“第一家庭”及“第一親家”之成員，陳水扁的“家臣愛將”，個個莫不弊案纏身，都捲入種種弊端的旋渦，陳水扁也陷入前所未有的窘境。陳水扁是律師出身，能言善辯。他是政客，而不是政治家。1998年陳水扁競選連任台北市長失敗後，曾經向扁建言“慎左右”的張作錦先生認為，“他自身的缺點，才是他失敗的最大原因”。他歸納了三點：“不夠民主，不講法治，對政敵和異見心無恕道”。這是一個政客的品質，當年“輕忽‘慎左右’，8年後給了他致命的打擊”。
台灣學者石之瑜認為，台灣的政治經濟基本上就是一個“內線文化”。“對自己沒信心，且不信任制度”，是陳水扁集團所共同反映的當代台灣人格典型。“內線是他們唯一的權力，說謊則是壟斷內線的手段。”陳水扁從來不遵守規劃，這是他的政治人格使然。 誠信是人立身處世的根本，而為人誠信恰恰是陳水扁政治人格的一大缺失。在應對趙建銘“台開內線交易案”、吳淑珍“SOGO禮券案”、“第一家庭”“炒股案”等弊案時，“兩個月說了十四個謊，總統府成了製謊機”。 陳水扁就是這樣：說謊，而且不斷說謊，“說謊經常被媒體揭穿，他似乎一點也不在意外界的觀感”。他可以隨心所欲地改變莊嚴的政治承諾，當然更不在乎面對連連弊案時用謊言矇騙台灣民眾了。“第一家庭”個個弊案纏身，而且個個說謊成癖。由此，“我們也看到第一家庭教養教育的失敗”。“第一家庭”從陳水扁本身到其妻子、兒子，“個個教養都出了問題”。 台聯所做的“扁政府執政6週年問卷調查”顯示，69個民間社團對陳水扁施政滿意度僅為5.8%，“人民對於第一家庭的容忍度，隨著時間而減少，怨憤隨時間及弊案的踢爆而加深”。陳水扁“誠信破產，總統‘人言’無信變成‘狺’，無法得到人民的信任”。
“扁黑金”具有鮮明特點
什麼是“黑金”？“在台灣社會，‘黑金’一詞特指國民黨執政後期李登輝時代違法不當的官、商、黑道利益交換行為”。 “所謂的‘黑金’，淺顯地說，就是暗室內的利益交換，見不得人。凡是利用權勢將他人或公家的資產納為自己手中的活動，都是屬於黑金的范疇。” “黑金”與政治權力的結合，便形成了“黑金政治”。在現今台灣社會廣為存在的官商勾結、權力交換、利益輸送、貪腐枉法、黑白共治等等，都是黑金政治的具體表現。台灣在李登輝執掌大權之後，黑金政治逐漸成為島內迅速蔓延的毒瘤。在2000年陳水扁以“清流政治”擊敗國民黨的黑金政治上台之後，台灣社會的黑金政治非但沒有得到很好的根治，反而變本加厲，就像癌細胞一樣廣為擴散，成為更為可怕的不治之症。綜觀近年來台灣社會揭出的一系列黑金弊案，無一不深深地打上了陳氏的烙印，形成了與“李黑金”不同的“扁黑金”的鮮明特點。
（一）黑金政治中心化
從去年下半年被曝光的“五大弊案”，到今年圍繞著“第一家庭”而展開的“SOGO案”、“台開案”等一系列弊案來看，台灣社會儼然成為一個“黑金帝國”，它的中心與陳水扁當局的權力中心巧妙地形成重合，這個“黑金帝國”的中心不是別人，就是陳水扁及其“第一家庭”。近年曝光的重大弊案，像巧妙編織的一張蜘蛛網，縱橫交錯，很自然地形成一個中心點，這個中心點也是陳水扁。“第一夫人”、“第一女婿”、“第一親家”，他們都是陳水扁的內眷外戚；陳哲男、馬永成、吳乃仁、龔照勝、謝清志、陳敏賢、林文淵、余連發等等，他們都是陳水扁的“家臣愛將”；林志豪、張兆順、黃芳彥等，則是“第一家庭”的心腹內勤。他們都深深地涉入各種黑金弊案之中。他們的所作所為，也都與這個“黑金帝國”的中心有著直接的或間接的千絲萬縷的聯繫。毫無疑問這種聯繫，都是繞著這個中心而展開的，為這個中心服務的。沒有這個權力中心，就不可能形成如此龐大的“黑金帝國”和如此光怪陸離的黑金現象。
（二）政商關繫網絡化
從“第一女婿”趙建銘所涉入的“台開系列弊案”來看，以陳水扁為中心的金權集團已形成了一個複雜的利益共同體，以“總統府”為大本營，通過陳哲男、馬永成等操盤手，與“國營事業”、金控財團、教育、醫療、軍警系統等構成了上下通達的黑金網絡。這個網絡組成了多層次的利益交換的體系，形成了一種官商勾結進行利益輸送、政治酬庸的共犯結構，深入到台灣社會的各個方面。幾年來黑金弊案已涉及到政府、議會、金融、工程、電信、教育、保健、醫療、司法、軍警、人事……等眾多領域。這個“黑金帝國”的黑金活動，“已經構成了一種平行與垂直交叉的網絡，是一種集體的活動。陳水扁政權的黑金現象，已不是少數的行為，而是集體的現象。” 因此，出現了這樣一種現象：一個弊案的曝光，往往是拔出蘿蔔帶出泥，牽涉到一連串的人，形成案中案，案外案。“趙建銘祗是陳水扁黑金帝國的一個成員而已。如果不是陳水扁放縱，怎麼會有吳淑珍、陳哲男、馬永成、趙建銘、林志豪、黃芳彥等人上下其手的空間。” 長期支持陳水扁當局的台灣企業、金控財團，是政商關係中的重要成分，它們與“第一家庭”之間業已形成了一條“秘密通道”。傳媒認為，“祗要找對‘中間人’，府、邸大門也能進出自如。”而前任副秘書長陳哲男和馬永成、新光醫院副院長、“第一家庭”醫師黃芳彥、兆豐金董事長鄭深池、前官邸總管陳慧遊、誠品董事長吳清友等六人，“是外界眼中，促進府、邸與政商圈往來的‘中間人’，直達天庭的秘密管道”。 在去年6月陳水扁之子陳致中的婚宴上，台灣14家金控集團除少數幾家外，其餘各家金控老闆均親自參加，可見這個黑金中心與金控老闆往來之密切，金控集團在這個黑金網路中的地位亦可見一斑。
（三）利益輸送公開化
在台灣，處處瀰漫著金錢交易，已不是什麼秘密，國民黨統治時是如此，民進黨主政下更是如此。利益的交換與分配、利益輸送與回饋，已成為台灣金權政治的重要基礎。在台灣，公共工程是最能賺錢的行業之一，因此，公共工程承包也就成為利益輸送與交換的主要目標。例如“高捷工程”、“高鐵工程”等就是利益輸送與交換的典型案例。貫通台灣南北的台灣高速鐵路工程是台灣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公共建設工程，工程採用BOT經營模式，是全球最大的BOT案。毫無疑問，這一龐大工程將帶來豐厚的利益。“肥水不流他人田”，承建高鐵工程的當然是支持民進黨的綠色“大金主”，大陸工程公司、富邦集團、太平洋電線電纜公司、長榮集團、東元電機成為五大股東，以不足300億元新台幣攬了近2300億元的工程，當局全額擔保了銀行聯貸3300多億元；後又一再指令政府控制的財團法人出巨資填補了高鐵的巨大窟窿，而五大股東則分文不出。台灣當局不顧高鐵公司“政府零投資”的事先承諾，動用“政府資源”為長期支持民進黨的企業財團輸送利益，已是人人皆知的事實。陳水扁政權打著“改革”旗幟，“大肆出售國有地與公營企業、公營銀行之官股，做起公庫通私庫勾當，將台灣公眾辛勤數十年累積的財富奉送給三大金融家族控制的金控集團”。短短5年，三大金融家族“總財產累計暴增為原來的三倍多，達九兆多元新台幣”。
官商不分，政商合一，是陳水扁當局政治酬庸的重要手段。陳水扁當局往往讓高官在公企兼職，或讓落選高官、“民意代表”作為官股代表去民營公司出任董事長、董事、監事之類職務，獲取高額酬金。例如，陳水扁親信林文淵出任中鋼董事長後，隨即修了公司章程，使自己得以非法領取高額員工分紅達4400多萬元。
利用股市內線交易獲取巨額利益是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的又一重要手段。“股市禿鷹案”及趙建銘“台開股票案”則是官商勾結、內線交易非法獲利的典型事件。陳水扁妻吳淑珍、親家簡水綿及陳哲男、馬永成、余連發等都非法炒股獲取巨額利益。民進黨的新貴們在這場權錢交換的黑金遊戲中收取了利益集團的貸款，且“吃相難看”，“拿錢不辦事”。尤以現已被羈押的陳哲男為最，他十年公職生涯，財富激增了1億台幣（折合375萬美元）。即使一再聲稱與弊案無涉的陳水扁這個三級貧戶之子，其執政6年，如今也是萬貫家產了。由此不難了解民進黨高官們為什麼熱衷于權錢交易。
（四）政治文化黑金化
陳水扁執掌權力6年來，在台灣塑造了一種特殊的政治文化。這種政治文化與金錢、與利益交換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嚴重地扭曲了政治文化的內涵，從而使政治文化黑金化。在台灣，似乎總是在忙著選舉，選舉已成為台灣式民主的一個重要內容。但是，這種爭奪政治權力的遊戲不是人人都能玩的，它是需要金錢支持的。台灣的法律對候選人的資格有嚴格的規定，其中規定候選人需繳納一定數量的保證金後方能參選，例如每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需繳納1500萬元保證金，另外還要準備連署活動經費、競選活動經費等等。2000年陳水扁競選時僅廣告費就近4億元。選舉“立法委員”、縣市長都需要巨額資金，少則數千萬，多則數億。錢從哪里來？不可能參選者人人都有萬貫家產，主要靠各種手段募集資金。這就催生了台灣特有的選舉文化，一種“買票文化”。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權力和金錢就構成了利益交換的選舉文化。台灣各大企業、財團是陳水扁當局政治獻金的最大來源。當然也是這種選舉文化的最大獲益者，是政治酬庸的主要對象。這種選舉文化同時也催生了“賣官文化”、“買官文化”，吳淑珍、趙建銘介入人事案，就是這種“賣官文化”的佐證。“賣官文化”甚至已深入到台灣軍隊之中。
政治文化黑金化也帶來了“裙帶文化”，一人得道，雞犬昇天，連陳水扁親家趙玉柱也名列校長遴選委員名單，並出任多家金融公司顧問，月入達33萬新台幣；趙建銘的小姑丈王克勤則由倉庫管理員竄昇至主任秘書。台灣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教授李丁贊對這種政治文化作了歸納：一是馬屁好。“阿扁喜歡馬屁已經不是新聞”，“所有拍馬屁的人都會獲得重用”；二是理想或價值的欠缺。“當精神價值不在時，財富與權位成為唯一的價值”；三是沒有倫理思維。“他用公家資源來滿足個人或黨派的私利，大大超出了政治倫理的底線”。“不管是馬屁好、缺乏理想主義、或沒有倫理思維等，其實都普遍地反映在當前台灣整個文化裏”。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06年9月號，總第10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