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7月16日電／截至目前，央行已經密集動用了多項貨幣政策工具：4月28日起上調金融機構貸款基准利率，一年期貸款基准利率上調0.27個百分點；5月中旬向部分公開市場一級交易商發行定向票據1000億元，相當于提高準備金率0.4個百分點；7月5日起調高存款類金融機構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一次性凍結流動性1500億元。
第一財經日報文章說,這些政策的目的都是爲了改變“固定資産投資及貨幣信貸增長過快”的狀况，“爲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提供穩定的貨幣、金融環境”。但從媒體日前披露的6月份金融運行數據來看，M2同比依然高速增長,固定資産投資也依然在高位運行。尤其是當這些因素和5月份外匯儲備單月激增300億美元、6月份貿易順差高達145億美元、及前5個月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增加1.78萬億元，同比多增7939億元等因素結合在一起的時候，中國經濟的整體運行狀况仍然讓人感到擔憂。
上述現象表明，央行動用貨幣政策調控經濟運行的效果幷不樂觀，金融體系的流動性依然十分充裕。這導致市場近日對央行將採取進一步調控措施，尤其是繼續調高存貸款利率的做法有强烈預期。
文章認爲，破解流動性過剩之道已不在加息。或者說，常規貨幣政策在解决中國銀行體系目前的流動性過剩方面已經效果難彰。控制流動性泛濫應在貨幣政策之外尋求解决之道。
細究本輪流動性泛濫的驅動因素，無非以下數種：人民幣昇值預期導致外儲超常規增加，基礎貨幣被動性大量擴張流入市場；國有銀行股改上市，利益驅動下的貸款擴張動能加强；由於上市或發行次級債及其他途徑，銀行體系資本充足率提高，信貸擴張能力加大；宏觀經濟在過去數年中持續成長，新增儲蓄穩步上昇。
在上述數種因素中，外儲超常規增加無疑是影響流動性過剩的最主要因素。由是，有人認爲，人民幣大幅昇值是控制流動性過剩的最根本也最有效的手段。
文章表示，考慮到中國經濟成長長期以來形成的路徑依賴——由於內需不足，中國經濟太過依賴基於沿海的、以製造業爲重心的、出口導向的增長模式——無法在短時間內出現實質性改變，人民幣大幅急劇昇值將對中國的經濟成長模式構成嚴重考驗和沖擊。此外，如果考慮到每年都有千餘萬的新增勞動力進入就業市場，那麽人民幣大幅昇值的建議就更是完全不具備可行性。
其實從更深層次看，銀行體系流動性過剩也許祗是表象，是中國市場經濟尚有待持續完善的反映。比如，一方面，由於傳統製造業産能已經過剩，投資報酬遞减，而導致市場資金投資動能不足；另一方面，由於行業准入限制，電信、醫療、教育部門却明顯投資不足。於是，結果就是市場化的資金大量低效沉澱在銀行體系；同時，地方政府由於政績沖動主導了投資行爲，且其投資行爲具有明顯剛性，非貨幣政策所能壓制。
在這種情况下，過多的流動性祗能涌入資産市場：2001年之後,人民幣昇值壓力遞增,但股市暴跌，流動性推高房價急漲；2005年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啓動，匯率改革啓動，房地産調控加速，導致股市在2006年上半年出現井噴。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在2006年上半年，雖然上海房地産價格漲幅回落，但深圳、北京、廣州等地的房地産價格却出現新一輪急昇。這種股市、房市齊漲之异象實爲近年所罕見。
文章指出,流動性過剩之根源端在於中國“內需不足，出口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內需問題一日未有實質性改善，出口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就一日不敢忽略，人民幣匯率就一日不敢大幅昇值，於是，外匯儲備就祗有節節高昇，流動性也就祗好被動性日益淤積。同時，由於這些流動性是從境外輸入性的，央行貨幣政策的效果也就大打折扣。
流動性過剩的解决之道有三：其一，加快A股市場大盤股上市頻率，吸納市場流動性；其二，動用巨額外匯儲備(比如5000億美元)投入農村社會保障體系，配合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奠定內需擴大的實質性基礎；其三，擴大人民幣匯率每日波動幅度，引導流動性向境外釋放，同時亦利于中國企業海外幷購。
文章稱,顯然，其一是治標之術，但好在易於操作，見效亦速；其二及其三乃治本之策，需大魄力及大智慧，雖暫時也許難以操作，但恐無論如何亦終究避之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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