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7月24日電／中國國際收支“雙順差”的問題十分複雜。中國已經成爲一個經濟貿易大國，而且還正在迅速崛起，外部世界對中國“雙順差”的關注和壓力也异乎尋常。21世紀經濟報道商務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王子先文章如是說。
“雙順差”的形成
文章介紹，中國國際收支“雙順差”格局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開始的，其間除了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因資本大量外逃出現過短期資本項目逆差和個別年份出現外貿逆差外，“雙順差”格局一直延續下來幷總體上呈現强化的趨勢。由於中國對資本輸出實行嚴格管制，對外投資數量一直很少，直到2005年中國吸收外商投資與對外投資之比仍僅爲8.7∶1，遠低於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這導致資本項目順差不斷擴大。
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中國還是處於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常見的“資本項目順差、貿易項目逆差”的狀態。但是，自199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承接國際産業轉移和國內市場供求關係的轉折性變化，中國開始逐步擺脫發展中國家經濟起飛時期常見的“雙缺口”局面，在日益增强的出口能力支撑下，外貿由逆差變爲順差，幷且除個別年份外外貿順差也開始成爲一種常態。但與資本項目順差總體上持續擴大的趨勢略有不同的是，外貿順差起伏波動較大，大多數年份外貿順差的絕對額幷不大，主要是結構性問題嚴重，特別是對美國貿易順差不斷擴大。
從戰後很多國家特別是一些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的發展歷程看，都不同程度經歷了國際收支由逆差轉變爲持續順差的結構性失衡，其中亞洲“四小龍”在一段時間也出現過“雙順差”。中國的情况與亞洲一些新興工業化經濟體有不少類似之處。這在一定階段也是實現經濟高速增長所必須的。因爲東亞模式的一個共同特點是依靠高投資、高出口來支撑經濟發展，消費需求相對不振。東亞模式的優點很多，但也潜伏著矛盾和問題，特別是如果這種內外部失衡相互叠加、持續累積，爆發類似亞洲金融危機這樣的風險就會加大。1980年代中期以來，東亞經濟體就開始進行匯率政策、貿易政策的轉型，特別是亞洲金融危機以來更致力於推進自身的結構性改革，著力進行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擴大國內需求，增强創新能力，提高經濟效率，希望走上效率和創新驅動的經濟增長之路，都取得了積極的成效。但是受經濟全球化和自身條件的制約，這種轉型和調整必然是一個長期過程。
緩解“雙順差”之道
文章表示，緩解資本項目順差的政策選擇是非常明了的，主要是加快實施“走出去”戰略的力度，加快放鬆資本項目和外匯限制，推進人民幣完全可兌換進程，而不是簡單限制外商投資的進入。相反，中國要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經濟結構調整和技術進步，就需要引入更多高質量的外商投資，因爲外商投資不僅帶來資本，更重要的是帶來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創新經驗和效率。
中國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對外貿易由持續逆差變爲持續順差，但絕大多數年份進出口都呈現“高出高進”局面，貿易順差規模幷不大。從國際經濟格局看，19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步伐加快，中國參與國際分工的深度加深，吸納國際産業轉移的規模和水平進一步提高，發達國家和亞洲“四小龍”向我國大量投資，導致中國製造業規模的擴大和出口能力的增强，同時出現了外貿順差的國際性轉移；從國內看，由於中國開始告別了短缺經濟，生活消費品市場供求格局發生轉折性變化，買方市場格局逐步形成，從供給方面不斷增大了出口的動力，即使在市場開放度不斷提高、進口日趨自由化的情况下，出口動力仍然强於進口。這兩個方面的因素共同形成了90年代以來持續順差的局面。
但是也要看到，外貿順差增大，不是中國新出台鼓勵出口政策的結果，更不是加大貿易保護限制進口的結果。貿易順差擴大與需求結構失衡加劇有一定關係。從根源上看，中國新一輪經濟增長重化工業特徵明顯，加大了對高投資、高積纍、高資源投入的依賴，而消費需求相對滯後矛盾更顯突出。“高投資、低消費”必然不斷加大出口壓力，形成經濟增長特別是製造業對出口依賴度的不斷增大。另外，今年上半年原先的瓶頸部門供應狀况明顯緩解，也减弱了進口需求。
文章指出，很顯然，貿易失衡祗是經濟結構內在失衡的結果。不解决內在結構性失衡就不可能從根本上解决貿易失衡問題。一些先行國家的經驗表明，經濟結構失衡的調整需要一個很長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人們都不得不長時期面對貿易失衡的問題。對於貿易失衡和貿易摩擦，我們同樣也必須做好長期面對和應對的準備，既要重視，更要以平常心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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