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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光：汪老睿智儒雅，博大精深。 |
中評社香港１月７日電╱題：立足兩岸 研究世界－─追憶汪道涵對國際關係和全球問題的研究 作者 潘光
眾所周知，汪道涵在兩岸關系和台灣問題研究方面有著很深的造詣，殊不知他在國際關系和全球問題研究領域裡的涉獵面更要廣博的多。自 1995 年起，我擔任由汪老創建並任主席的上海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秘書長（後改為主任），在他的直接指導下進行研究和協調工作，耳聞目睹他對世界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等方面的深入探討和獨到見解，深受啟示和教益。
睿智儒雅 博大精深
汪老知識淵博、記憶力強、重視掌握第一手資料、善於對復雜問題深入探研，這是所有了解他的人的一致評價，在國際問題研究方面表現尤為突出。
中美關系與兩岸問題密切相關，一直是他高度關注所在。但他特別強調，要研究中美關系，首先要研究美國、了解美國。記得他經常強調以下這幾點：要研究美國經濟，經貿因素在中美關系中將日趨重要；要研究美國的利益集團，各利益集團之間的沖突必然影響中美關系；要研究美國國會，不了解它，就難以搞懂美國政策的多面性和多變性；要研究美國的傳媒，它是美國軟實力的組成部分，又對美國的政策產生影響、形成制約；要研究美國的宗教和族裔問題，如美國的猶太人，搞清了這個問題，才能真正了解美國。看看中美關系這些年來走過的歷程，汪老強調的這幾點有多麼重要是不言而喻的。
他同樣重視研究日本，認為要發展中日關系，雙方必須加強交流，促進互相了解。他在日本政治、經濟、文化、學術各界都有許多朋友，一直保持著密切聯系。 他曾讓我起草過給日本方面的一些回信，有給日本電氣和野村集團研究所負責人的， 有給早稻田大學和慶應大學教授的，也有給前大藏相和政黨領導人的， 信中談的大多是改善中日關系、促進中日交流的話題。 2001 年初，我陪汪老見日本著名歷史學家山田辰雄教授。 汪老首先向山田教授詳細了解日本國內對歷史問題的不同看法， 隨後又請教授就解決中日間歷史問題和改善中日關系提出建議。對山田的建議，汪老十分重視，又找了幾位專家一起研究，最後寫成材料上報。
汪老也十分重視俄羅斯研究。每年11 月在上海召開的俄羅斯問題研討會，他幾乎每次都要參加，還參與討論、發表看法。最後一次是 2003年11月，他仍抱病與會， 雖沒有講話，仍象以往一樣仔細聽取大家的意見，還認真記錄。臨離去時，他還向自己熟悉的學者們一一道別 , 這是許多研究俄羅斯、中亞的學者最後一次見到汪老。
令我驚訝的是，汪老對猶太研究也十分投入。 1997 年的一天晚上，他要我陪他去見美國猶太裔金融家摩裡斯﹒奧菲斯（曾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董事會主席），並讓我隨帶一些中國出版的猶太學書籍。 見面後，汪老將我帶去的書贈給奧菲斯先生，並向他詳細介紹了每本書的內容，從中可見他對猶太文化、歷史，特別是美國猶太人均有深入研究。他經常叮囑我要注意研究美國猶太人，要重視研究猶太教，還多次要我找有關這兩方面的書和資料給他。後來，汪老還擔任了我們上海猶太研究中心的高級顧問。
汪老特別重視研究世界經濟和國際金融問題。記得在中國進入 WTO 前後，汪老幾乎每隔幾天就要把研究國際關系和世界經濟的學者召集到一起研討相關問題。他在認真聽取大家意見過程中不時插話，經常問的是：“你這個看法的根據是什麼？” “有沒有具體數據？” 他特別重視中國加入WTO 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多次就此召開專題研討會。他也很重視 WTO 知識在中國的普及，親自與龍永圖先生一起主編了有關 WTO的讀本。
汪老十分重視國際上出現的一些新趨勢、新問題。 2001 年初，他在聽取出訪歸來的北京學者匯報信息經濟和信息安全問題時指出：“對這些新問題，我們一是要虛心學習，二是要加強研究，不能虛心學習，就無法推進研究”。近年來，他在病中還很關注一些全球性問題如非傳統安全問題，特別是恐怖主義、能源安全、公共衛生突發事件等問題。
對一些人們不太注意的發展中國家，汪老同樣注意進行調查研究。 1995 年我陪他出訪馬來西亞，他每到一處都要向接待他的馬方官員、學者提出許多問題，有的一時沒聽懂就再次提問，真正是不恥下問。 他對我說：“我對馬來西亞不了解，這次是學習之旅，大長見識”。 1996 年江澤民主席出訪非洲前，他與我們一起涉足不太熟悉的非洲研究，經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組織幾次研討後形成一個分析報告，又經他反復審閱修改後上報。他還多次提醒我們要加強對印度和中印關系的研究。
汪老嗜書如命，讀的書古今中外、政經文史無所不包。我們經常看到他在上
海社科院門口淮海路上的三聯書店裡專心致志地閱讀，有時一站就是一個小時。有一段時間，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將贈給他的《現代國際關系》寄到我這裡，由我轉交給他。我發現他每期都讀得很認真，對其中重要的文章還作點評，或推薦給我們閱讀。他經常說，讀書就是生活，其樂無窮。我想，這正是他具有很高學術水平的紮實底蘊所在。
洞察剖析 遠見卓識
在研究國際關系和全球問題時，汪老善於透過表象抓本質，從戰略角度進行縱深剖析，對國際上的許多發展做出準確的前瞻性判斷。
1996年春，中美之間因台海局勢惡化出現對峙局面。五年後的 2001 年春，中美關系又因撞機事件陷入危機。在這兩次危機期間，我們國際問題研究中心都組織了多次小范圍研討。記得汪老在會上強調，中美之間雖有矛盾和沖突，但又有許多共同利益， 一定要強調求同存異，同時中美關系又受到全球形勢發展的影響和制約，只要我們沉著應對，善於周旋，轉機總是會出現的。事後的發展均証明他的看法是有遠見的：經過中美雙方共同努力， 1997年中美關系明顯轉向緩和，當年 10 月實現了江主席訪美，次年又實現了克林頓總統訪華； 2001年9﹒11 事件發生後，中美關系迅速走出低谷，布什總統 10月來上海參加APEC 首腦會議時與江主席會晤，隨後中美雙方在反恐等一系列問題上展開了富有成果的合作。
1996年夏秋，中日關系因釣魚島等問題一度十分緊張。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為此召開中日關系研討會，探討影響中日關系的一系列負面因素。汪老在會上指出，在中日關系中制造麻煩的人在日本只是少數，廣大日本人民是希望中日友好的，這是我們對日工作的基礎。他強調中日兩國一衣帶水，兩國文化同宗同源， 促進兩國的文化交流十分重要，特別要加強青少年之間的交流和溝通，要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民族沙文主義。事過多年，他的這些看法對我們今天正確處理中日關系仍然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汪老對蘇聯解體後前蘇地區的發展也十分關心，進行了跟蹤研究，並且特別重視從中汲取對中國有益的借鑒。 記得2000 年元旦剛過，他就召集京、滬兩地十多位學者研討普京出任代總統後俄羅斯形勢的發展。他在會上多次插話和發言，對俄局勢和中俄關系作了分析和展望。 後來的發展証明，他的看法是正確的。 近年來我一直研究上海合作組織，他對這個問題也十分關心。 9.11 事件發生後，上海合作組織一度面臨嚴重困難，但汪老認為這只是暫時現象，上海合作組織一定能克服困難穩步發展。 他要求我們加強對推進上合組織經濟合作的研究，特別要重視能源問題。 現在，穩步前進的上合組織即將迎來五周歲生日，事實再次印証了汪老的遠見卓識。
關於東亞經濟合作問題，國內一度有些不同看法。汪老對此十分重視，多次找專家學者進行研討。商務部（原經貿部）著名專家周世儉就此提出了有價值的看法和建議，得到汪老支持，將他的意見整理上報，對促進中國參與東亞經濟合作進程發揮了重要作用。
汪老在這些方面所做的研究和發揮的作用實在太多，難以一一枚舉。他本人則樂當無名英雄，從不在公開場合提起這些，因此許多事情並不為外界所知。我相信，隨著將來更多的外交檔案和其它材料解密，以及更多的關於他的回憶著述問世，人們終將了解他所做出的貢獻具有多麼重要的價值。
平等討論 提攜後學
在學術討論中，汪老從不擺架子，總是強調大家是平等的，要暢所欲言，有不同看法可以進行辯論。 他總是先認真聽取大家的看法，特別是與他的觀點不同的看法，然後在思考辨析後提出自己的看法。
1998年2 月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召開“面向21 世紀的中美關系”國際學術研討會，汪老在會議期間抽空與何漢理、李侃如等美方主要學者一一單獨會見交談。 在遇到不同看法時，汪老都直截了當地提出自己的觀點，同時也認真聽取對方的意見。 他開玩笑地說：“現在流行辯論會，你是正方，我是反方，大家都是平等的”。 2000 年江澤民主席出訪中東前，他找我去談中東問題，第一句話就說：“這個問題我不熟悉，你是老師，我是學生”。 2002 年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召開“國際恐怖主義和反恐合作”國際研討會。 會後我向他匯報時，他提出了一些與我們的看法不同的觀點，但又說：“恐怖主義問題還需深入研究，我的看法也許不全面，大家可以保留自己的觀點，留待以後的發展來檢驗”。 在學術領域，汪老永遠是一個與我們進行平等切磋的朋友。與汪老在一起，我們感到無拘無束，似乎又回到了當學生時在課堂上進行辯論的那種激情之中。
對於我們這些學術界的後來人來說，汪老又是一個受人尊敬的長者，一個誨人不倦的良師。他善於在學習和研究中發現有份量的著述，特別是有潛力的年青學者的作品，並將其推薦給國家領導人、各級官員和他的書友們。 中國社科院邢廣程的《蘇聯高層決策七十年》和外交學院蘇格的《美國對華政策與台灣問題》兩部力作，都是汪老高度讚賞和極力推薦的。 汪老還與邢、蘇兩人多次當面切磋，對他們的研究給予指導。 現在，邢廣程擔任中國社科院歐亞所所長，蘇格是中國駐美使館公使。 1996 年我陪汪老訪問南京大學，學生們希望他做一個講演，盡管日程安排十分緊張，他還是欣然答應。記得那天南大禮堂裡擠滿了熱情洋溢的年輕人，汪老也十分高興。在縱論國內外大事的同時，他深情回顧了自己青年時代在南京學習的經歷， 鼓勵同學們奮發努力。講演結束後，汪老還回答了許多問題， 簡直是欲罷不能。當汪老離去時，同學們齊聲高呼：“汪老再見！汪老保重！”。 1998 年初汪老出訪美國時，在百忙中會見了硅谷地區的中國留學生，鼓勵他們發奮創業、努力進取，還為他們提寫了八個大字“天地為懷，高遠存志”。 現在這些留學生中有些已是美國大企業的總裁，有的則回到國內創業，取得了輝煌的業績。 汪老對年青學者遇到的困難也十分關心，盡力幫助。 復旦大學國際政治專業一位博士生畢業分配工作時遇到一些困難，汪老多次過問，深夜還打電話給我詢問情況。
汪老擔任了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中國國際戰略研究基金會、中國改革開放論壇等許多智囊機構和思想庫的名譽會長和高級顧問，還是國內外許多大學的名譽教授和名譽博士。他在國際問題領域裡有著許許多多學界朋友，經常與他們促膝談心，切磋學問。學者們都願意向汪老講心裡話，在汪老面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就我個人而言，無論在中亞和俄羅斯研究、中東研究、亞歐關系研究領域，還是在猶太研究、反恐研究等方面，都得到過汪老的幫助和指導。對我的幾本專著，他都提出過中肯的看法和建議。 如《猶太民族復興之路》一書，就得到他多方指正。書出來後，他立即要我送去兩本，一本自己留存，另一本直送中央領導人。他還在百忙中為我主編的《猶太人在中國》和《猶太人在上海》兩本書提寫了書名。他的教誨將永遠銘刻在我心中。
（作者 潘光為上海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科院歐亞研究所所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