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5月30日電／中國時報今天發表政論家南方朔的章說，最近許多人都談到尼克松的“水門案”，但可能很少人注意到，從該案爆發到下台，以及後來的回憶，儘管他說過“我很遺憾”，“我做了最最蠢的事”，“闖進水門大廈是非法的事”，“我犯了錯”之類的話，但尼克松可從未用過“道歉”。
在一九八四年四月他下台十周年時，有記者訪問他，希望他說“道歉”，但他還是沒有說。他的回答是：“不會說道歉，抱歉，它難道會大過一個總統的辭職下台嗎？就是這樣，我沒有別的話可以再說了。”
尼克松對“水門案”從未“道歉”，而只是乾脆下台，這乃是個非常值得探討的課題。尼克松這個人有人品上的問題，但基辛格也指出過，他乃是戰後美國最有見識的總統。他看問題精準，觀念也清晰嚴格。或許正因為他體會到“道歉”在政治上，尤其在“水門案”上是一種沒有意義的語言行為，說“道歉”與否，都不能改變甚麼，既然如此，又何必多此一舉！
文章說，由尼克松不說“道歉”，這時候我們或許已需對“道歉”這種語言行為重做理論的探討了。近代曾對“道歉”問題做過專門研究，希臘裔美籍學者塔烏奇斯（Nicholas Tavuchis）指出過，“道歉”這種新道德，出現於十六世紀末城市文明興起之後，由於人際互動頻繁，相互間的摩擦，侵犯與傷害也開始增加，於是做為一種“療傷止痛儀式”的“道歉”遂告出現。犯錯的人也只有透過“道歉”，始能補贖別人對他的反感及排斥。在人際關係上，這也是謙卑這種價值的進一步活化。它等於是在說：我犯了錯，傷害已難彌補，我在這裡謙卑悔罪，任憑你處置，從而得到你的原諒，進而可以和解。因而以前的人遂說“道歉是沒有武裝的”。由於人與人的相互傷害相對較輕，“道歉”在私人領域上確實有可能，這種新道德遂固定了下來，甚至成了一種禮節。
但“道歉”在公領域，尤其是政治上，卻極為困難。由於這方面的犯錯都傷害較大，而且都無法恢復原狀，甚至於還是“道歉”也沒用的違法，這時候“道歉”當然也就不再有意義。如果我們注意，即會發現到重大的政治“道歉”，都要拖到物去人非，“道歉”已不再有後遺症，反而會有加分效果之後。所謂的“道歉”總是會遲到即是證明。
文章指出，除了這種“遲到的道歉”外，近年來由於政客愈來愈聰明，於是“道歉”已成了一種口頭禪，這是“道歉的廉價化”。這是一種奇妙的扭轉。當一個政治人物“道歉”，他並不是真的“道歉”，而是用這個動作，表達出另一種反面的意義。那就是：“我都道歉了，你們還想怎樣？”用“道歉”來推卸掉指責，布什總統是最大的行家。
因此，在這個“道歉”的廉價化，甚至成為卸責工具的時刻，我們已不要“道歉”，而要他們在去留間做出選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