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6月5日電／高投資、低消費越發困擾中國經濟。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最新數據，今年1~4月，城鎮固定資産投資完成投資額比去年同期增長29。6%，以目前的增速，2006年全年投資率將突破50%。與此同時，消費率依然持續走低，1978年中國的消費率是62％，2005年已經降到了56％。中國經營報文章稱,在全球化大潮下，投資與消費的失衡實際上正在造成國民財富的流失。
决策層顯然已經認識到了問題的實質。5月26日召開的由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主持的政治局會議中就重點研究了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規範收入分配秩序問題。文章表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實際上就意味著要提高部分低收入者的收入。這既可以理解成構建公平社會的舉措，更可以認爲中央是在爲提昇消費、拉動內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做著制度上的準備。而如果換一個角度去觀察中央的提高收入政策的話，會發現背後隱藏的其實是被人忽視已久的國家財富的實現途徑。
文章分析,一般意義上，考量一國國家財富的增長可以從國內、國外兩個角度。國家財富的最大化也應該是一國政府的最重要的執政目標之一。但是中國却面臨著國家財富難以有效增加的局面，其重要的制約因素就是龐大的內需遲遲難以啓動。
從國內的角度來看，中國改革開放28年以來的驚人成就幷不能掩蓋財富分配機制扭曲的現實。由此帶來的是收入差距的逐漸擴大，財富迅速向少部分人和利益集團集中，低收入人群越來越多，基尼系數接近0.5，已經遠遠超過國際警戒綫。反過來，收入差距的擴大以及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完善也制約了國民財富的再增長。中國的服務業長期得不到充分發展，産業昇級每每流于空談，金融業的深化遲遲難以推進，這些很大程度上都源于財富分配扭曲帶來的內需不振。而缺乏有競爭力的産業和金融業的大國顯然風險四伏。日本在上個世紀90年代泡沫經濟破裂後，仍然能在全球經濟中保持一定的競爭力恰恰是因爲其産業大國和金融大國的歷史留存。中國遠沒有這樣的競爭優勢。
中國國家財富的對外實現也同樣受制於內需不振。在5月30日公佈的全球金融發展報告中，世界銀行預計，從現在起到2008年，美元可能將每年貶值5%左右。這意味著，中國高達將近9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的年損失將相當于幾千萬中國紡織工人一年的工資總額。追根溯源，中國被動地持有高額的外匯儲備是因爲中國近乎瘋狂的出口，而瘋狂的出口則是國內消費不足的結果，孱弱的內需難以消化過剩的生産力。調整必須進行，但調整的路徑在哪里？目前，長期低估的人民幣穩步昇值是中國增加國家財富的有效途徑，但是人民幣的昇值必須的條件之一還是內需的啓動。如果缺乏內需的適當緩沖，匯率昇值帶來的對中國經濟的沖擊可能會大得難以想象。
由此，已經不難理解啓動內需和國家財富實現之間曲徑通幽的關係。
事實上，從國際視野的比較似乎可以更好地厘清這個問題。儘管發達國家對國家財富的定義不盡相同，但是在實現國家財富增殖的途徑上却表現出了驚人的一致。對外，美國、歐盟、日本就不遺餘力地推進著各自貨幣的勢力範圍，以期能通過本幣的昇貶來達到利益最大化，對黃金和能源的儲藏上也表現出了非凡的熱情。這樣做的好處是不言而喻的，美國利用美元的霸權地位，僅僅通過印制鈔票就能每年獲得高達數百億美元的鑄幣稅收入，購買世界各地的廉價資源，甚至不用擔心會帶來通貨膨脹；對內，各個發達國家都以刺激內需爲己任，甚至於美國現在已經不再擔心消費不振，而是開始擔心消費過度的問題。正是由於强勁的國內消費需求，美國始終能站在各個産業的高端，從而控制著世界産業結構調整的中樞神經。
文章認爲,從世界經濟史的傳承來看，內需主導型戰略是大國經濟的必然選擇。因此，對於中國而言，提昇內需，進而掌握對外經濟調整的主動權，在此基礎上謀求對外財富的增值才是最佳的戰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央提出要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拉動內需，切中了中國謀求財富大國的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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