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7月26日電／台灣聯合報今日發表社論說，綠營挺扁及反扁，出現了令人玩味的世代差異。以“五年級”為主體的親綠學者，呼籲陳水扁主動辭職；辜寬敏等大正或昭和年代出生的深綠大老，則大力挺扁。
親綠學者連署發表宣言主張，並認為陳水扁主動下台“將對台灣政治作出巨大貢獻”。但是，耄耋之年的辜寬敏等泛綠大老則力挺陳水扁留任，並希望他在任內發動“正名制憲”。辜寬敏且哽咽地指出，再給陳水扁半年時間，倘若他仍然“只說不做”，“我們就放棄他”！
社論指出，辜寬敏一家，是台灣政治史上的特例。辜家在日本殖民時代是高級皇民，在國民黨政權中也是享盡榮華富貴，到今天民進黨執政，也以“國師”自居。台日兩宜，藍綠通吃。而辜振甫、辜寬敏兄弟，亦分別發展成皇民大戶進入國民政府時代的兩大支脈：辜振甫以支持國民黨發於朝，辜寬敏則以反對國民黨顯於野。相互輝映，相得益彰。如今，國民黨下野，民進黨執政，辜寬敏的角色就愈發凸顯了。
深綠大老中，不乏與辜寬敏身世相類者。他們原本是“皇民地主”，卻因國民黨“外來政權”而損失了既得利益，尤以三七五減租及耕者有其田使許多富豪傷筋動骨，遂與國民黨成為不共戴天之仇；二二八的歷史悲劇，則使他們的政治立場儼然更具正義感與正當性。這些大老中，有不少人皆像辜寬敏那樣生活相當優渥，他們自命不凡，但不屑與國民黨政權為伍；遂以反國民黨、反外省人及追求“台獨”為人生的最高價值目標。
社論說，倘若今日要這些深綠大老們承認內外情勢已經丕變，“台獨”是“自欺欺人”，那不啻形同要他否定畢生的政治信仰與畢生的政治奉獻，即無異於要他否認其全部的生命意義。對於他們來說，當然仍然寄望陳水扁在任內能“正名制憲”，而不問陳水扁有沒有資格及有沒有能力再作為“台灣認同”的代言人。因為，陳水扁已是他們在政治長河中的最後一根浮木。
相對而言，以“五年級”為主體的親綠學者，不論“台灣人”吳乃德或“外省人”范雲，卻非但沒有大正、昭和的經歷，距二二八也已有兩代；所以，他們的政治思維不被“深綠”綑綁，他們的政治追求更不必寄託在陳水扁個人身上。因此，始有可能批評“以動員族群來取代反省”，也始有可能認為陳水扁辭職才是“對台灣政治做出巨大的貢獻”。儘管這些親綠學者相互間的政治主張並非完全一致，但當他們共同主張“以民主豐富台灣認同”時，他們在知識及良知上就得到了救贖與解放，就能放下陳水扁而得自由，就能摘掉綠色的政治標籤而得自在。
辜寬敏等的政治追求是在補償其遭破滅的皇民時代，亦是在為二二八復仇；他們完全看不到內外政經情勢的丕變，一心只寄望他們在五、六十年前所形成的“台獨”藍圖能夠實踐。
但是，當那些親綠學者主張“以民主豐富台灣認同”之時，一方面是指出有些“台灣認同”壓抑（七一五宣言用語）了“民主”，另一方面當然也是承認“台灣認同”的內涵應當隨“民主”而調整。那麼，大正昭和時代的“台灣認同”，與五年級的“台灣認同”倘若出現差異，亦不足奇。
社論又指出，莫說“昭和年代”與“五年級”有異，即使十六年前“野百合學運”年代的政治憧憬，與今日的現實政治景觀亦已今非昔比。在歷史上，即使像五四運動那樣壯烈的青年思想運動，最後也落得被中共專政篡取侵吞其成果的下場；於是，倘若野百合學運的參與者，現在能挺身指出今日的掌權者背叛了他們當年的共同憧憬，豈不也是理所當然？
社論總結說，當“民主”成為台灣的政治基準，則“台灣認同”即非辜寬敏等人所能壟斷及獨占；同理，當吳乃德及范雲等主張“以民主豐富台灣認同”之時，也已將“台灣認同”的定義權交給了民主機制。未來的“台灣認同”，不會由大正、昭和年代的台灣人決定，也不會由“五年級”的台灣人決定，而是應由生生不息的台灣人在變動不居的時空條件中來共同決定。決定“台灣認同”的基準，除了“民主”，沒有別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