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公司TCL與聯想的海外擴張遇到一定的挫折，於是有高明者站出來說，這是視野的局限。現在關鍵是要有從月球上看地球的的視野，才能把握住主動權。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歷史上傳統文明的延伸往往伴隨著劇烈沖突(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而今天，日益深入的全球化，正逐漸把不同種族、不同膚色、不同國家、不同區域的人們融合到一個體系中來。人們“好惡相喻、痛癢相關”。在全球擴張時，尤其需要深入到客戶內心的入微視野。當然，看清此番人本景象，還需一定的大歷史觀。
大歷史觀
被譽爲史學界异數、平民學者的黃仁宇提倡以“長時間、遠距離、寬視野”來重新檢索歷史，强調“以超越國界的技術性格”，“亦即是從‘技術角度看歷史’”的大歷史觀。撥開歷史迷霧，不爲諸家之說所動，不爲政治家或當局者的粉飾和立傳所惑，冷靜地從“技術性格的變化”來解讀歷史和人物。
黃仁宇用“超越國界的技術性格”來透視當今的中國現代史。他把20世紀末的中國與17世紀的英國相類比，感覺“彼此都由過去農業體制改變成以商業法制爲主的體制。也都由一個不能以數字管理的局面進入一個可以用數字管理的局面。”這種比較，可能讓躊躇滿志的當今中國人所不屑。但黃仁宇不辯論中國的社會政治關係或國際地位，他祗從技術角度比較生産組織方式的差异，由此劃分歷史段落。
黃仁宇認爲，中國正處於從傳統社會過渡到現代社會階段，可謂之曰“長隧道”。他說：“進入這長隧道，不是我們公衆之意志，而瞻望隧道前面的光明乃是我們公衆之意志”。憑藉“公衆之意志”這種“超越國界的技術性格”，黃仁宇攀上了“超人”的峰巔，高高在上，俯瞰芸芸衆生。從那個高處看來，一切血肉橫飛，都染上了空靈的色彩；所有跌宕起伏，都指向了生命的豐盈。
每一個人都是複雜的。每一個事件都是立體的。每一個思想都是隱秘的。在紛紜複雜的“商業長隧道”中，那束能够照亮隧道中的黑暗與曲折的“光明”，就是人類福利層次，用更通俗的語言說就是性價比。那些對“提昇人類福利層次之技術性格”的根本改變，就成爲劃分歷史段落的“公衆之意志”。
大歷史觀下的商業史
從人類福利層次這樣的大歷史觀來看待商業史，是美國人的專長。我們領教了彼得·德魯克之《工業人的未來》、《公司的概念》、《新社會——對工業秩序的剖析》等工業社會的三部曲，也被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所深深震撼。在他們的視野里，人類商業史大多按照“提昇人類福利層次之技術性格”被分成了諸多有趣的段落。
管理學家彼得·德魯克曾依據“技術性格”，爲我們提供了新的坐標系。在1950年出版的《新社會》一書中，41歲的管理學之父大膽地寫道：“美國製造是我們這個時代真正的革命，而不是每天報紙的大標題中出現的法西斯主義、非西方的新民族主義，或任何其他的主義，這些主義祗是對時局動蕩的暫時性反應，是次要的而不是本質的。真正的革命指導原則是大規模生産思想。在亨利·福特製造出第一輛T型車以來的40年里，這一個革命本原對社會基礎帶來的變革，其發展速度、普遍性和影響都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 相比較而言，幾乎貫穿二十世紀的一系列轟轟烈烈的事件，充其量祗能算作從屬性的反應！
阿爾文·托夫勒被稱作先知。他的“技術性格”視野更加開闊。自1980年代初，其著作《第三次浪潮》出版以來，他就成爲“美國最受公衆喜愛的未來學家”。該書被翻譯成30多種語言，發行數千萬册。1983年，阿爾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席捲中國，一種跨越式發展的可能圖景開闊了年輕人的視野，影響了整整一代人。他從社會發展、文化、傳媒、組織、科學、計算機、政治和經濟等諸多領域入手分析提煉，預測未來趨勢，提出了三次浪潮的理論。
第一次浪潮産生於約公元前10000年，從人們第一次撒下種子，培育農作物的生長開始，人類就進入了農業時代，其劃時代的意義在於人類從此脫離了遊牧，定居生活把人們的生活範圍固定下來，開始發展城鎮和自己的文化。第二次浪潮始于18世紀，人們以工業革命爲契機，離開農場，涌向大城市的工廠尋找生機。第三次浪潮是人類思想的又一次大變革，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信息時代”，信息技術和社會需求成爲它發展的强大動力，使得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站在了同一起跑綫上，爲後發國家的跨越式發展提供了可能。而且，整個世界融爲一體，人們將打破國界，尋求合作。
托夫勒讓我們見識了未來學家的功力。20多年過去了，托夫勒所預測到的大趨勢，已經爲每一個身臨其境的人所具體感知。但是人們一旦置身其中，往往會對托氏理論産生某種不滿足感——因爲托氏祗看到了世界融合的趨勢，却沒有從世界融合的視角劃分出歷史段落。於是，我們又要領受托馬斯·弗里德曼的思維激蕩了。
在平的世界中起主導作用的東西
當年哥倫布環球旅行，回國後向國王與王後報告說，世界是圓的，幷且以這個發現而名垂青史。《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同樣做了一次從西方到東方印度、中國的旅行，回家後他即與夫人分享其發現，而且聲音壓得很低：“親愛的，我認爲世界是平的。”
在9·11以後，反恐戰爭使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響力的喪失成爲熱門議題。《紐約時報》的弗里德曼，直接去邦加羅爾，印度的外包首都，來做一個稱爲《外包的另一端》的報道。在印度，一個受訪者冷峻地望著托馬斯說，“湯姆，我得告訴你，全世界的經濟舞台正在被夷平，而你們這些美國人幷沒做好準備”。
這句話深深震撼了弗里德曼，他改變了採訪計劃，上交了休假請求，於是2005年有了《世界是平的》。《世界是平的》展示了美國專欄作家對新事物的敏銳和對歷史階段劃分的敏感。弗里德曼在書中提出了三個版本的全球化概念：
1.0版的全球化：主要是國家的全球化。從1492年至1820年，這一輪全球化將世界從“大號”縮到“中號”。那個年代的全球化是由國家所帶領的。西班牙去新大陸，葡萄牙去東亞，英國殖民印度，國家進行全球化的原因是因爲掠奪主義、力量、自然資源。
2.0版的全球化：主要是公司的全球化。從1820年到2000年，這段時間的全球化是由公司所帶領的。全球化讓世界從“中號”縮到“小號”。跨國企業進行全球化是爲了市場，爲了勞動力。
3.0版的全球化：主要是個人的全球化。從2000年開始，進入了全球化3.0時代。世界從“小號”被縮爲“極小號”。這一階段的驅動力是軟件和網絡，主體則是個人。
從國家行政疆域的擴展，到公司架構的廣域化，最後到了個人和團體參與的無邊界，一定程度上展示了人類社會的壯闊藍圖。這個新時代獨特的地方，就是這些個體和小團隊必須越來越主動以全球化的視野思考，幷將自己主動置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無論是國家主導的全球化，還是公司主導的全球化，都是對個體的一種异化。而全球化3.0，是商業本原傳統回歸的時代，是人本因素開始發揮重要作用的時代。
時下中國有一種語言泡沫，言必稱戰略、創新、變革、速度、超前思維，全球視野，好像不如此就難以展示商業領袖的風範。其實，這是一種誤解。在電視劇《喬家大院》中，東家喬致庸在給新店員訓話時提到，心里裝不下“天下”的人，不可能在喬家有大出息。在他心目中，“心懷天下”就是見個人你就要想到他都有什麽需要，我們可以怎麽更好地幫到他。這種隨時隨地著眼于改善性價比的入微視野和沖動，就是商業的根本。
來源:《中國電子商務》 作者:王育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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