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5月31日電／台灣東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許又方今天在聯合報撰文說，作為一個屈原研究者，每到端陽，撫今思昔，便有萬千感慨。特別近來台灣又深陷“皇親國戚”涉嫌貪瀆的汙泥中，對照三閭大夫投身汨羅時的悲壯與清高，尤其令人唏噓而忿恨。
文章說，儘管古往今來有不少人對屈原自殺抱持不敢苟同或誤解的態度（如漢人班固謂其乃因個人不容於主，才“忿懟沉江”），都無法撼動他在中國知識分子心目中忠誠且清高的典範地位。
在筆者看來，屈原的自殺近乎“身殉”，但絕不是個人懷才不遇、愚忠事主的激情反應，而是堅持主體清白，並對家國同胞懷著深情摯愛、休戚與共的精神之展現。倘若屈原只是為求個人知遇、仕途顯赫，那麼他可以如司馬遷所言“以彼其才，游諸侯”—在那個“楚材晉用”的時代裏，投效別的國家—“何國不容”？（一如現在政客般，管他橘的綠的藍的）唯其不僅堅守原生之質，不事二主；甚於公元前二六二年，楚州失手於秦，門戶洞開而國家危在旦夕時懷石沉江，這在許多學者看來，咸認其不忍睹同胞見戮於敵，家國從此陵夷所致。
孔子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若屈原者，可謂當之無愧。凡人都是懦弱的，在面對死亡逼視時能坦然以對者已寥若晨星，更遑論為了堅持某種信念而主動迎向它。從此點看屈原，無疑更能彰顯其人格志節的偉大。
文章說，歷史上有太多貪瀆可恥、變節從敵之徒，至今猶未稍歇。對於這些人，我們恥於以屈原“殺身成仁”的情操來對應之，只盼其人在端陽清晨醒來、夜氣尚存之際，在張嘴咬下今年第一顆粽子的同時，至少想起三閭大夫清白自持的風範，放下貪婪之念，找回自己可貴的良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