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早些年運動員微薄的薪水到政協委員拍案而起，質疑中國球員的畸形高收入；從足球運動員在收入上的一枝獨秀，到今天衆多項目的群芳爭艶。每一個關注中國體育的人，都能感受到這種變化，這種在整個中國社會、經濟快速發展背景下的巨大變化。
中國運動員財富的歷史
很長一段時間，人們在談到中國運動員財富快速增長時，都自然不自然地把足球運動員抓來做典型。在甲A十週年時，李承鵬滿懷感傷地回顧了1994年那令人難忘的一幕幕，而其中有不少是和錢有關的……當晚，李明在總共20萬的贏球獎金中分到了8000元，然後一群人出去喝酒吃狗肉。從那個晚上起，他們不必再時刻提醒自己每月工資祗有150元，堅持說當時自己已是標準的副營級幹部的江津，一個月能拿200多元。但這樣的一場比賽讓江津猛然看到了與副營長的區別，他分到的3000元獎金相當于副營級一年的工資……
僅僅這些就足够爲我們清晰地描繪出，職業體育給運動員帶來的遠勝於體工隊的那一點點死工資的豐厚收入。而這僅僅祗是1994年——甲A元年，那個剛剛點起觀衆、贊助商和投資人熱情的年度。隨後幾年里，隨著市場的開發，社會關注度的逐漸提高，球員工資上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相信絕大多數的人都記憶猶新。在球員收入的最高峰時期，球隊一般主力都能達到7位數的年薪，而所謂大牌，則再高出一倍不止。球員收入如此快速的增長，幾乎超出了人們可以承受的範圍，球員的高收入成爲職業足球中最爲社會所詬病的問題，也成爲砸職業足球的人眼中永遠不會偏離的靶子。
回顧中國運動員的財富歷史，就不能不提到體育的職業化(雖然時至今日，絕大部分人認爲這祗能算得上是僞職業化)。因爲，體育職業化是中國運動員財富積纍在時間上的分水嶺，這一中國體育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改變了長期以來中國運動員的財富構成，正式掀開了中國運動員財富快速增長的大幕。
1994年時，李明那每個月區區150元工資，就是他從體工隊能够獲得的收入，也代表了同時期其他項目運動員基本的收入水平。這是運動員歸屬於體工隊的關係帶來的，與當時我國的社會經濟發展狀况基本相符。
而早在此兩年前，一場關於中國體育改革的會議已經在悄悄地醞釀著變革的風暴。
1992年中山會議發佈的《關於深化體育改革的决定》，提出了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體育新體制的目標。隨後的紅山口會議决定足球率先進入“以體育改革與機制轉換爲核心，以協會實體化、俱樂部制和産業開發爲重點”的職業化改革歷程。在體育改革的突破口和試驗田上，1994年4月誕生了萬寶路全國足球甲級聯賽，吹響了中國體育職業化發展的號角。在職業足球改革初見成效的帶動下，籃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棋類等項目也逐步建立起職業聯賽。
於是，以足球爲代表的中國體育在短時間內成爲大量社會資源集中的目的地，這種以觀衆關注爲最根本動力的社會資源集中讓中國體育搖身一變，以職業體育的面貌成爲媒體、資本……競相追逐的香餑餑。而運動員作爲職業體育産品的直接生産者，也驚奇地發現一夜暴富的神話相繼發生在自己和隊友的身上。在經歷了最初短暫的不適應之後，職業體育運動員和他們的雇主之間通過一輪又一輪的博弈將其財富提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國運動員財富在職業化進程中的快速增長有著衆多的內部和外部因素。
改革開放尤其是鄧小平南巡講話以來，中國社會在經濟文化方面取得的巨大進展是運動員財富快速增長的社會背景。先不論運動員財富的增長，祗要看看平常老百姓的生活，就可以發現，收入的增長和財富的積纍是這一歷史時期普遍的社會現象。而推動運動員財富快速增長的根本原因則是整個社會對體育競賽需求的增長。無論運動員的財富具體來自何方，從營銷的角度看，總脫離不了市場需求這個最原始的動力，離開了市場，一切都免談。同時，體育的職業化也是促成運動員財富快速增長的重要條件。正如前面所言，職業化爲體育提供了吸納社會資源的平台，同時開闢了運動員財富積纍的新幹綫。職業體育的政治功利目標則起到了助推劑的作用。足球市長、足球省長的出現，讓職業體育在資金吸納方面獲得了其他行業難以比擬的優勢，大型國企對職業體育的參與，讓燒錢的活動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也讓球員財富的增長越來越偏離市場能够承受的軌迹。
中國運動員的財富變化趨勢
收入大幅增加
僅僅拿足球運動員的財富說事顯然不符合目前中國體育界的財富現狀，而且還感覺有點不厚道。雖然，足球走在了體育職業化的最前沿，球員的高工資一直備受爭議，但仔細瞅瞅我們的榜單，其他項目的運動員已經在姚明和劉翔這兩個超級大佬的帶領下，迅速佔領原來屬於足球運動員的領地。確實，從最本質上講，運動員的收入還是應該和運動水平呈正相關。
第一名：姚明(籃球) 15000萬
第二名：劉翔(田徑) 3100-3300萬
第三名：孫繼海(足球) 1270萬
第四名：郭晶晶(跳水) 950-1000萬
第五名：田亮(跳水) 900萬
姚明以旁人幾乎不可超越的成績——1億5千萬元人民幣位列榜首，而要排進前三，沒有上千萬的收入那是想都不要想的，而那些年入7位數的足球運動員在這個榜上已經要位居末流了，財富榜的門檻可是越來越高了。1億5千萬是個怎樣的概念呢？簡而言之，約等於本次財富榜第2名到第30名的收入總和！
收入來源多樣化
在體育職業化之前，中國運動員的收入大多來源于財政，也就是他們從體工隊拿到的那麽一點點錢。而今日，運動員收入來源的多樣化已經大大超過從前。還是以我們的狀元姚明爲例，雖然地球人都知道姚明那份頂級薪水的合同，但這祗是姚明全部收入的一部分，因爲在他身上還有價格不菲的包括中國聯通、蘋果電腦、Visa信用卡、豪雅表、百事可樂、銳步和麥當勞等知名品牌在內的代言合同。
在這樣一個商業化的社會，運動員健康、積極的形象是巨大的無形財富，這是有別于以往的觀念。不可否認，運動員最根本的價值來源于訓練場和比賽場，但同時他們也擁有價值實現的多個途徑。運動賦予他們獨特的氣質和魅力，也讓他們完全可以擁有更大的展示自身魅力的舞台。他們在這個舞台上的演出，不僅展示了體育的魅力，同時能對品牌形象的推廣和提昇起到重大作用。運動員與商家在市場這個舞台上的翩翩起舞，對雙方都能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
高收入運動員的多項目分佈
上榜的50名運動員分佈在14個不同的項目里，有常年在財富榜上佔據大量位置的足球，也有群衆基礎雄厚的國球乒乓，有體育、娛樂兩方面都擁有超高人氣的金牌項目跳水，也有祗靠一個超級大牌支撑的田徑、台球。這樣一份榜單所包含的項目之廣可能會超出人們的預想。
長期以來，足球運動員就以高收入著稱，隨著這兩年市場的低迷，球員的薪水也打了折扣，儘管如此，擁有最長職業歷史的足球仍然是體育富翁的最大産地，佔去三分之一的江山。穩扎穩打的職業籃球在經過10年的磨煉之後，也造就出了一批高收入的明星球員，人們也越來越强烈地期待其中的某些人能够成爲第二個姚明，在財富榜上實現巨大的飛躍。與國球乒乓聯繫最緊密的也許就是那大大小小數不清楚的世界冠軍，在爲國家爭得巨大榮譽之後，乒乓球也逐漸在市場上找到了屬於自己的一片天空，在財富榜上贏得不少席位。中國女網在奧運會和澳網上取得的歷史性突破，也使這些優秀的運動員在財富上開始漸漸向國際網壇接軌，涌現出了一批財富新貴。當然，除了這些大戶之外，還能看到一些僅有一人上榜的項目。像田徑的劉翔、台球的丁俊輝、體操的李小鵬都是這方面的代表。
還是一句老話，運動員的財富最根本來源于市場的需求。而隨著中國體育産業的發展，市場的完善，人們消費取向的多樣化，原來的某幾個項目專美的局面定會被打破，越來越多的項目能得到市場的垂青，運動員也能獲得更多的財富機遇。
運動員貧富差距拉大
如果因爲看到這份每個名字後面都綴有不菲數字的榜單就認爲運動員好賺錢，那可真是絕對的偏見。因爲我們在這裡列出的都是頂尖的運動高手兼賺錢高手，他們在自己所屬的項目里，絕對是處於金字塔最最上面的那一層，絕大多數的塔基可沒有他們這樣風光。
在中國社會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今天，討論運動員的貧富差距有點趕時髦的嫌疑，但了解這些，有助於我們掌握中國運動員的整體財富狀况。撇開這些上了榜的運動員不談，專門來看看那些收入不高的選手。中國女足的清苦是衆所週知的，全部14支女足俱樂部隊，加上國家青年女足選拔A隊、B隊，全年經費合計也達不到一支男足俱樂部隊(最少2000萬)的投入。上海、北京、大連三支球隊的財政狀况在14支女足俱樂部中比較樂觀。儘管如此，2005年，北京城建女足中1987、1988年齡段隊員的平均工資爲800元到1000元/月，更小的隊員基本上祗有400多元。在北京這樣一個房價離譜、生活費用奇高的城市，這點收入，根本不够，幸虧球隊管吃管住，不然，她們怎麽活下去！
在一些運動員迅速積纍起巨額財富的同時，另一些運動員自身無法解决溫飽問題的現實形成了巨大的對比和反差。運動員之間貧富差距的拉大，可能是項目不同的市場化程度造成的，也可能與項目的受關注程度和成績有關，當然，還離不開運動員自身的能力水平。
中國運動員的財富分配趨勢
賺錢祗需笑盈盈地把別人的錢裝進自己口袋就行；而分錢，這個把自己的錢送進別人口袋的過程難度系數可要高很多了。這錢分的對象不對，麻煩；錢分的數目不對，麻煩；分錢時態度不好，也麻煩。分錢的重要性歸根到底在於它會嚴重地影響運動員以後賺錢的能力和效率。
近些年來，因爲分錢造成的麻煩可真是够多的。遠的說，馬家軍當年的風波，怎麽也和那奔馳車、人民幣有關係吧？近的說，田亮之所以被國家跳水隊開除，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和游泳中心的經濟糾紛，小帥哥沒有按照有關規定向中心上繳自己商業活動收入的50%。
其實這些圍繞運動員財富分配發生的糾紛歸根到底會牽扯到運動員、運動員成績的産權歸屬問題上。
在中國體育職業化、産業化以前，在中國運動員有機會獲得巨額財富以前，這個問題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因爲在舉國體制的三級訓練體系的框架下，國家投資對運動員進行訓練和培養，運動員出了成績，都是爲國爭光，而獲得的獎金在個人、集體、國家三者之間進行分配。這樣的分配制度在職業化以前，在中國運動員收入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應該講是適用的。但在今天，在這樣一個運動員收入渠道多元化的時代，集體、國家在分配時佔有的高比例是不是應該被質疑呢？
運動員、運動員成績的産權界定是個棘手的問題，尤其是在社會轉型、體育改革的今天。一方面是高額收入和多種來源，一方面是多渠道培養，這都爲産權的界定增添了幾分變數。
有人曾拿姚明、劉翔、丁俊輝和彭帥，這4個中國體育近兩年來的焦點人物進行比較，探究在不同於傳統的舉國體制之外的市場化操作思路和財富分配方案。
無論是姚明的姚之隊這種精英團隊管理模式，劉翔的田協全權打包模式，還是丁俊輝的自主投資、經營模式，彭帥的管理費模式，都是中國體育在面臨新形勢，遇到新問題時的不同嘗試。
財富榜上位列第一的姚明有經紀人團隊——姚之隊資替他打理各種事務。雖然他握有高額的工作和代言合同，但真正落入自己口袋時却要打不少折扣。首先，他要繳納43%的個人所得稅和10%的養老金，此外還要上繳給中國籃協5%(稅後)，付給經紀人團隊4%。這樣算下來，姚明的真正收入可就沒有財富榜上那麽多了。
劉翔是舉國體制重點培養的結果，中國田協現在不僅要做好訓練比賽的安排，還要擔任劉翔的經紀人，目前的表現合格。在收入的分配上，劉翔個人佔一半，而教練員、中國田協、地方體育局參與分配的方案既兼顧各方利益，又體現了體育明星利益的最大化。
非奧運項目選手丁俊輝是家庭培養的杰作，從重金栽培、海外留洋到自力更生，他的成功之路具有鮮明的個人特色，而通過經紀人來打理訓練、比賽事務則更增加了這條道路的穩定性。在收入分配上，祗需考慮自己和經紀人就够了。
彭帥是天津隊和網管中心共同培養的成果。特立獨行的她擁有自己的訓練表和計劃表，雖然幷不太參加國家隊訓練，但依然是其中成員。她跨在職業與專業的分界綫上，以職業球員的方式在成長，但在獲得比賽獎金、廣告收入時仍要向網管中心交納管理費用。
這四種不同的嘗試很難分出高下優劣，都是應對特殊情况的特殊方案。在新舊體制轉換的過程中，在體育職業化發展的背景下，越來越多的特例會出現。特例的解决會促成運動員培養和收入分配方案的轉變，也會爲此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來源: 新世紀週刊 作者:趙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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