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1月11日電／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10日發表專欄作家加藤嘉一的文章說，自從9月7日撞船事件發生以來，中日關係始終陷入著一種惡性循環。政治關係和國民情緒的惡化對我個人的影響實在不小。這段時間以來，本來安排好的大學講座、電視節目、社會活動、新書簽售會等紛紛被取消，起碼超過100場。好不容易打通關係，做好策劃，調整行程，推掉其他事情，一切準備都做好後，舉辦的前一天突然從有關部門收到通知，這個不讓做，那個不讓做，“時機不合適”；“形勢很敏感”；“為了保護你”。這兩個月，我就是這樣走過來的……
文章說，2003年來華以來，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心情嚴重失落、低沉、無奈的時候。我發自內心地堅信，越是兩國關係困難，難以找到突破口的形勢下，越需要像我這樣能夠相對自由、獨立行動的人有所作為。我很想做，卻做不到，自己太微不足道，很慚愧。
請讀者朋友原諒我的抱怨，我平時不是這樣的，我還是比較理性的，但我的良心正徘徊在崩潰的邊緣。我故意帶著濃厚的主觀情緒，為的是與大家分享我這樣一個日本人目前在中國的謀生心態。我也認為，這才是真正的國際關係。
在依然以主權國家為基本單位的國際社會上，大環境、大時代、大氣候對一個人謀生、求知、表達的影響如此地具有殺傷力。就中日關係而言，我既是當事者，也是旁觀者。一方面，作為來自民間的外交從事者，我必然參與兩國關係的各個角落，另一方面，我也作為專欄作家和時事評論員，我務必要退一步觀察，思考，批判性地提出問題意識。
今天此刻對中日關係前景來說相當重要。即使撞船事件發生，輿論環境嚴重惡化的形勢下，兩國政府和民間也始終沒有放棄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努力。戰略互惠關係，內涵就是把政治和經濟兩個車輪強有力地運轉起來，官民一體，全面、積極、耐心地推動兩國關係。溫家寶總理和菅直人首相在歐洲展開了“走廊外交”。上次在越南河內，兩國兩國領導人未能正式召開首腦會談，但至少在非正式場合進行了“戰略接觸”。
自從去年9月民主黨上台以來，日本民主黨和中國共產黨正在摸索新的交往範式，處於過渡和磨合階段。兩國高層受到國內外壓力的嚴峻形勢下，依然做出外交努力，值得讚揚。從2003年開始觀察中日關係的我能夠感覺到：中日關係在進步。
中日關係能否修復，能否摸著石頭過河？接下來的焦點無疑是將於11月13—14日在日本橫濱召開的APEC會議。這次會議對菅直人內閣來說是個很大考驗，撞船事件，俄國總統登陸北方四島，在外交政策上連續“丟分”的菅內閣能否在國內外修復其公信力，從而提升內閣支持率，值得拭目以待。外交永遠是內政的延續。不管中國還是日本，國家領導人和政府在國內的權力基礎決定它對外政策上能否貫徹原則和彈性。
胡錦濤國家主席即將訪問橫濱，出席APEC會議。它是多邊外交場合，胡主席不訪問日本是基本不可能的。問題是，中日雙邊的首腦會談能否正式召開。“首腦外交”至少包含著兩層大好處：一，首腦之間的正式會談能夠為兩國社會營造良好的政治氛圍，從而促進民間交流和國民感情；二，首腦之間面對面會談能夠弄清許多問題，坦誠交流為實際問題的解決帶來最有效、透明、合理的渠道。反正，首腦外交既是象徵，又是實際的，是對任何兩國關係的經營來說意味著核心基礎。據我所知，到目前為止，中日雙方政府依然在努力去推動並實現首腦會談。若能實現，對中日關係的修復來說將是很大的推動力量，反之亦然。
在這個意義上，這兩天，我從中日雙方發現了很好的征兆。在中國國內飽受爭議的日本外相前原誠司在11月8日上午眾議院預算委員會會議上就中日關係做出了積極的表態，他說：
“這次胡錦濤國家主席將出席APEC會議，那麼，這次我由衷希望在橫濱能夠召開中日首腦會談，本著求大同，存小異的精神，站在兩國關係的大局，攜手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立場，讓雙方的首腦之間展開開誠布公地就共同關心的問題廣泛交換意見。”
前原誠司外相在國內政治上始終遭受在野黨和媒體的巨大壓力下（他們要求執政黨對華強硬）能夠做出這樣一個表態，本身意味著菅直人內閣非常希望能夠趁胡錦濤主席的訪日召開首腦會談，修復政治關係，為廣泛、多樣的民間交流營造良好的政治氛圍。前原外相的表態是戰略性質的，是反映了日本政府對中日關係的核心立場，希望中國政府和民眾能夠看到並理解其中的深刻含義。
11月9日下午，外交部發言人洪磊主持例行記者會，就中日關係的現狀與前景，回答了記者的提問。他說，“我想指出，中方重視中日關係，堅持發展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大方向，這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雙方應相向而行，為改善兩國關係，增進兩國人民的友好感情，做出共同努力。”
我想，中國的領導人和政府也抱著與日方同樣一個願望，強烈渴望把中日關係“正常化”，官民一體，攜手推進戰略互惠關係，來鞏固周邊環境，為國內經濟建設奠定基礎。我把上述中日雙方政府的官方表態以及從各方面和渠道獲得的信息綜合起來判斷，在APEC會議召開之際，中日首腦會談能夠正式舉辦，從而為兩國關係的修復帶來戰略契機的可能性很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