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如果完全否認學校的開除權，也可能會帶來問題。如前所言，受人的多樣性的決定，在學校或者集體中，哪怕教育者施盡了渾身解數，也可能總有個別學生的確難以教育。這種學生客觀上會影響其他學生的學習和品格塑造。因此，又不能輕易徹底否定教育機構對極個別學生的“特殊處置權”。
其實，法律也為解決這個矛盾設置了出路，按照《義務教育法》的規定，縣級以上政府可以根據需要，為具有法定嚴重不良行為的適齡少年設置專門的學校實施義務教育。
社論指出，這就既解決了義務教育百分之百的問題，也解決了普通學校秩序維護的問題。即便如此，還是得承認，普通學校將少數有嚴重不良行為的學生送交特殊學校接受教育，實際上仍然是“開除”行為。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不但這類特殊學校的接收能力有限，社會上還存在歧視特殊學校孩子的現象，認為這些孩子都是問題孩子，他們繼續求學、找工作都面臨很多問題。如此一來，反而可能會產生一種教育的惡性循環。所以，現在的問題是，對學校的開除權到底應當如何設置和規範。
教育的對象是活生生的人，教育機構、政府和社會都有責任盡力教育其走上正路，而不是放任自流。因此，我們認為，即便學校的開除權存在，也必須設立嚴格條件。首先，建議開除權掌握在獨立的委員會而不是學校手裏，對極個別有嚴重不良行為者，學校的責任是在儘量教育無效後，負責向委員會報告整個教育情況，並提供相應證據；其次，對是否將學生開除出普通學校，委員會應當組織聽證，並根據情況做出相應決定；第三，對委員會做出的決定，學生及其家長還應有獲得司法救濟的權利。如果這些條件得不到嚴格執行，那麼，對學校來說，學生就“一個也不能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