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新的種族矛盾、文化衝突，也在埋下仇恨的種子。雖然二戰結束後，我們已經自信有足夠的國際法、國際輿論、政治道德甚至武裝力量，來約束現有國際體系中的有組織行為，阻止屠殺或者種族滅絕，但是，我們仍然要警惕一種變相的屠殺開始滋生。恐怖主義的巨大幽靈，常常讓人們對這種屠殺式的宣揚充滿恐懼。這也是一種值得唾棄的事情。
社論認為，防止大屠殺的悲劇重演，其實不光只是防止一種形式上的滅絕生命，更是杜絕一種對人類心靈的殺戮。因此，在奧斯威辛集中營背後，有許多生命構成的紀念碑。我們都還記得當美軍解放集中營時，那些倖存者從木柵欄背後望出來的目光。只有在這個時候，我們才能感受到他們作為人的全部恐懼和希望。這也是為什麼奧斯威辛和南京，能夠成為全人類歷史的旗幟性符號，甚至連美國導演都要開始拍攝南京大屠殺紀念電影的原因。我們要通過紀念歷史，給當事人以心靈的慰藉，給後來人以基本的信念。
我們還需要不斷強調一種理性和人道的國際關係準則，還需要反復強調一種共識，那就是，人類在經歷這麼多年的磨難之後，總該學會把每個人都當作人來看待，學會生命平等而崇高的精神。多元化並不意味著沒有共識，現代化也不意味著人類失去平等。每一個平凡生命在不同時刻的遭遇，其實正是文明發展程度的標誌。儘管我們不能對處在不同發展水準、不同文化語境的國家，都提出同質化的道德標準，但是，有一個基本準則永遠在我們心中閃光，那就是：在人類公認的正義準則面前，生命至高無上，必成為亙古不變的信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