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7月22日電／新京報今日發表社論說，當國人矚目並揪心於風暴“碧利斯”引發的南方洪災之時，卻傳出了讓人頗覺遺憾的消息。20日下午4點，央視《東方時空》記者從洪災前線湖南資興發回報道，當地縣城上報給市里的失踪和死亡數字有重大瞞報和失實情况，數字相差三倍之多。
此景頗有幾分熟悉之處，而易讓人陷入記憶的重叠。因爲就在去年6月份，湖南新邵縣發生特大洪災後，也曾爆出“政府對外瞞報死亡人數”等諸多傳言，而當時輿論對有關數據的質疑甚至引發了當地部門的信任危機，至今仍有諸多教訓可以總結。然而，以今年的情形觀之，有關人員瞞報的習慣似乎並未有太大改觀，我們對此仍難以樂觀。
社論說，鑒於以往安全、衛生事件過後個別官員的瞞報陋習，近幾年來，决策者確實做了不少制度上的改進，可謂用心良苦。比如，《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出臺，不久前還公布了刑法修正案（六）草案，兩者從行政和刑事兩個層面對瞞報事故行爲，進行了頗爲周全和嚴厲的制裁。但如果說安全事故之類的災難，從發生到應急多與當地責任官員的政績、升遷緊密相連，絞盡腦汁瞞報倒也有其合情的動機，所以需要嚴加懲戒的話，那麽，對於難以預知的自然災害，其產生與官員並無關係，個別官員爲什麽也要瞞報呢？似乎讓人費解。
社論認為，也許正是出於此種費解，相較而言，在當下的立法上，對於自然災害瞞報的懲戒，一直弱於安全事故。甚至在相當長時間裡，自然災害死亡人數統計都被看作國家機密而被嚴格封鎖。直到2005年8月，國家保密局、民政部才宣告對此資料解密，徹底公開自然災害死亡人數，保障公民的知情權。那麽，在法律已認可自然災害死亡人數公開的當下，有關部門、有關人員是出於什麽考慮而瞞報信息呢？
仔細思量，答案不難被發現。試想，假如同樣遭受洪災襲擊，甲縣死亡了1個人，乙縣死亡了100個人，當地公眾和上級部門難免要發問乙縣官員，爲何你們縣的死亡率會如此之高？是不是在日常的執法工作中，沒有及時拆除和搬遷河道裡的違章建築？洪災信息是不是沒能及時通報給老百姓？救災過程中，有關人員是不是存在組織不力、臨陣脫逃的現象……想必幾個問題問下來，有關人員頭都會大了，於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捂就捂”的想法便會跳出來。
不獨此，不難想像，在目前多以災害死亡人數來界定災害大小的制度安排下，死亡人多就意味著受災重，而這馬上就會衝擊到地方官員的一項重要工作：招商引資。
此刻，災害死亡人數便與官員政績產生了關係，於是一切都會變得曖昧起來。事實上，在新邵事件中，有關官員就透露了其中的奧秘———之所以瞞報，是“因爲全省現正在香港開招商會，怕災害影響形象和招商效果才瞞報了死亡人數”。
一切都漸次明朗起來。只要我們承認人的生命同等可貴，就應該在制度安排上，對安全事故、衛生事件、自然災害中的瞞報行爲，施以程度相當的懲戒，因爲一切瞞報行爲都是對生命的褻瀆，是政府的醜聞。而以此檢討當下立法，作爲特別法的“防汛條例”規定虛報、瞞報洪澇災情的依照《統計法》懲處，而《統計法》對此行爲只規定了行政處分，這似乎不足以警醒瞞報者。因此，再次明確自然災害信息公開的重要性，加大瞞報懲罰力度，尤爲關鍵。
社論認為，不過，在上述制度改進之外，從長遠計，尚有賴於官員樹立正確的政績觀，不惟招商引資和GDP論，真正把每一位公民的生命放在施政的首位，切實做到敬畏生命，以人爲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