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那麼您覺得陳水扁有沒有動力或壓力去尋找這種政治空間呢？
蕭萬長：這種政治空間要看兩岸的互動，不祇是陳水扁有沒有動力的問題。大陸跟台灣不同的是，在大陸，很多事情是由上而下，對不對？比如國共兩黨，本來是世仇，是敵對的，但是，大陸現在很務實，一夜之間就說國共要和了，完全就是由上而下；一個政策下來，國民黨的主席、親民黨的主席去，大陸不但可以接受，而且以最高規格接待；大陸的人民不但沒有說不，而且還很歡迎，我可以看得出人民的接受度很高。
記者：其實大陸人民對國民黨早已沒有仇恨，對台灣人民也沒有仇恨。
蕭萬長：對。這就是說，時代在變，我們也要實事求是地跟著變，事情才好辦。但是大陸的政策是由上而下，上面一決定就好辦。台灣這邊不一定這樣。在台灣，你此次來訪對台灣的情況很瞭解，有很多東西如果我們覺得對，不一定要政府覺得對才能做，政府過了一段時間也不得不做；如果真正是好的，真正是對的，真正是為了人民的，政府也不得不要配合。也就是說，台灣的政治，台灣政策的形成模式，跟大陸是不同的。
因此，你剛剛講的，最好就是說阿扁、政府，或者民進黨，有這樣的覺悟。可是他也已經講過，中華民國是最大公約數。在台灣，社會上所謂的意見，意見領袖也好，精英分子也好，知識分子也好，都有責任，創造一個氣氛出來。但我們很怕的是，當我們在創造這樣的氣氛的時候，如果北京那邊來一個不同的聲音，這些氣氛就創造不出來了。
所以從這裡我就可以說，像這樣的一個東西，也不是說兩邊的政府先談，這是不可能的。今天有一個好處就是，台灣社會的知名人士，就是這些意見領袖、精英分子，跟大陸的精英分子、知識分子，交往很密切，大家用甚麼樣的方式建立一個平台，就這些問題進行討論，討論出一個智慧來的時候，也許就變成兩岸政府不得不接受的意見。這個意見不一定是跟政府唱對台的，而可能是給政府找一個下台階，或者尋找一個出路。
記者：我能理解您的意思，但現實中我們看到的情況往往不太一樣。比如國親到大陸之後達成的一些共識，雖然這些共識實際上民進黨政府也是在規劃中要做的，但是因為這些共識是大陸與台灣在野黨之間達成，我的感覺是，台灣的政府並沒有把這些共識視為社會意見領袖的意見，或者是一種橋梁，反而把它看作是一種不友善的作為，並且加以抵制和批評。
蕭萬長：所以我認為，兩岸的問題應該超越黨派，最好少由政黨來主導；兩岸的問題如果要尋求社會的共識，最好不要有太多的政黨參與，因為台灣政黨之間的競爭非常激烈，這種競爭可能使本來是一件好的事情，或者絕對該做的事情，被政黨競爭誤導、扭曲變成不好的事情。因此，不要讓政黨變成主流、主導，而要由台灣的民意，變成主導。當然，民意講起來好象比較空虛、比較抽象，政黨比較實、比較可以有具體的對象，但那個很實際、具體的對象，你很難取捨，很難選擇。如果你選擇甲，就可能得罪乙，得罪丙，這樣反而起了反效果。因此，不如直接訴諸民意。你也應該瞭解，台灣民意也是台灣的意見領袖的意見的綜合體，廣納各種意見領袖的意見，也就形成了民意。
記者：前面講的都是比較虛的政治問題，那麼對於兩岸經貿關係的處理，您有甚麼特別的看法？
蕭萬長：如果說政治問題比較虛的話，那麼經濟問題比較實。大陸和台灣都應該瞭解到，兩岸經濟的結合是不可阻擋的趨勢。為甚麼說是不可阻擋的趨勢呢？因為它是由市場的驅動促成的。因此，任何順應市場、有市場誘因的，就應該讓市場機能發揮作用。所謂市場的機能，就是WTO的機能，參照WTO的架構來運作，絕對就好辦。現在兩岸都是WTO的成員，雖然我們不一定要在WTO的架構裡面來談，但祇要我們都有心想要把兩岸的經貿關係往前推，憑良心講，比照WTO的規範來做，就好辦，就沒有困難，不要去考慮到政治的因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