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3月31日電（記者　郭至君、林艷、黃蔚）高雄市立美術館，簡稱高美館，位於高雄市鼓山區“內惟埤文化園區”，為台灣第三座公立美術館。謝佩霓，1966年生，台中人，現任高美館館長，是台灣美術館的第一位女館長，也是被任命時最年輕的館長。中評社“南台灣文化藝術報導團”記者日前到高雄訪問，特意聯繫了謝佩霓館長，聽她娓娓道來打造高美館背後的故事。 

　　六年多前，沒有人看好高雄的美術館，那時謝佩霓因機緣巧合來此協助工作。那個時候，現在高美館的周圍根本不通地鐵，1.5平方公里內就只有一棟五層高的小樓。而誰又能想到，今天這裡的空地價位已經達到1平方米100萬台幣了呢？ 

　　謝佩霓對中評社記者說，她在接高雄市立美術館的館長時，這個館將要滿15周年。“我受市長之邀，決定來試一試，為高美館作一些翻轉，起碼讓它的價值被充分彰顯，獲得市民、藝術文化領域的專業人士、甚至國際的認同。 ”

　　“我本不是高雄人，初來乍到時，我本身也受到質疑：為什麼要一個非本地人要來管我們高雄的美術館？那時，我只身一人來到一個已經建立了15年的老美術館，外界對其看法也非常固定，就是台灣三大美術館之末。但到今天，六年多過去了，從文化藝術到整體的社會氣氛都有著超越式的發展。現在，再也沒有人計較它是不是高雄的美術館。而是覺得，高美館的存在是全台灣的驕傲，是藝術行政界的指標，但是，這整個過程十分艱辛。”她說。 

　　一開始，很多人墨守陳規，認為高美館不會有什麼發展，但謝佩霓不這樣認為。她說，很多館員一開始會找藉口說因為高美館在高雄；因為經費只有其他館的六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因為人力編制不夠其他館多……“沒有這回事，我認為，對自己的偏見和信心危機誤導了其所有的可能性。藝術文化事業應是可持續性的，高美館的設備、公信力、館員編制等已經原地踏步了18年，失去的時間無法彌補，沒有辦法不去面對。”她說。

　　因此，為了使高美館更上一層樓，謝佩霓從內部重組開始著手，打破主事的概念，共同學習，共同分擔，共享利益。她說，“我由衷感謝我的同事在這幾年的改變，讓我們變為一體，只有團隊才會擁有大於個人的力量，因為這就像騎協力車，一開始我只能要求每一個人都要踩，因為這樣子最少我們是六十幾人一起踩，第二我們才會要求步伐要一致，步伐一致後，我們才可以談變速、要快要慢，最後才會談方向，才可以改變方向。” 

　　另外，謝佩霓非常重視與館員的溝通，她認為要讓其認同價值，才會捍衛價值。她說，首先應該看到問題，然後承認問題，再讓他們相信這個問題可以被解決，最後才和他們一起解決問題。文化官僚應該無私，雖然每個人都只負責階段性的使命，但做藝術文化應該目光長遠，不是自我成就，而是成就他者。 

　　當然，她也表示，我會對館員們進行道德勸說，拜托他們把所有的事情當成自己的。大家不是求名、求利、求官。她最大的恐懼是高美館和她本身劃等號，倘若這樣，她便會覺得自己很失敗。她也希望，對高美館的改革可以讓館員們認識到，他們有一天也可以當館長。 

　　除了成為重要國際性指標的美術館，高美館更關懷弱勢觀眾，不僅歡迎導盲犬入館，也舉辦手語導覽、擁抱新住民、兒童、原住民等少數族群和弱勢族群。對此，謝佩霓表示，“我的家族一直都在支持著弱勢團體，到我已經是第四代。我認為，不能享受文化藝術資源的人非常可惜。社會上有文盲的定義，但我覺得，文化藝術的文盲更加可怕。消除文盲，並不是社會識字率100%就可以了，真正應該消除的是對種族和出生背景的偏見。2009年夏天開始，高美館全區都可以讓導盲犬進入；對視障朋友來說，只要允許，透過溝通，每個展覽都有部分作品可以被觸摸；我們從2009年《手的表情》那個展覽開始，每個月至少有一場手語導覽，現在我們有20幾個志工可以做特定項目的手語導覽。每到周末的時候，我們也都會為聽障、視障人士舉辦一些工作坊，這是一種價值。”
 
　　很多人認為，高雄是一個年輕的、後工業化的、移民的城市，沒有歷史，對其的印象都是負面的。謝佩霓卻說，藝術文化的資產很重要，除了捍衛保留之外，還要創造更好的環境使其更蓬勃發展。而且，文化藝術沒有負資產的概念，只會是相對強勢或弱勢。因為，它有很多無形價值不可小覷，要讓大家看到自身的可能性。 

　　“城市的價值是透過藝術文化做決定的，藝術文化的感染力是巨大的。試想，如果所有的人在面對其工作時都能像藝術家一樣無怨無悔，追求完美，這個世界會多麼美好？”她說，“今天你用舊衣服教會一個孩子有美感，明天她就會穿出你完全無法想像的風格。所以，藝術文化比所謂的綠能產業還要穩定。我們過去一直強調公民的參政權、經濟權，文化權卻不被伸張。文化權是無形的，是最大的力量，包括讓人家對美術館不會心生畏懼，讓人覺得他隨時可以參與。因此我們首先將自己定位為服務業，是公眾第一線服務機關，服務的對象不分族群。” 

　　此外，謝佩霓也表示，21世紀的美術館，跟20世紀的絕對不一樣，因此我們要去想清楚歷史任務。我們在替一個美術館作管理規劃或是調整時，一定會想超越美術館的事情。美術館之於高雄、或之於其他文教機構會怎樣？美術館之於南台灣是怎樣？美術館之於全台灣、之於亞洲、之於華人世界、之於全世界，它是個擁有各種層次的集合圖。我們會想超越美術館的事情，因為文化藝術本來就是談超越，我們要超越一個館去想它之於什麼，去尋找自己的定位。一個美術館要做的好，它一定是超越性的。 

　　謝佩霓也說，“我初任館長的時候，媒體問我到底要把高美館做成什麼樣的美術館，我說，我沒有什麼企圖心，我希望高美館是能打動人心的館，給我一些時間，我一定說到做到，之後高美館的草地音樂會和時隔七年之後再度引進的國際大展，就說明了我當初的承諾。”

　　高美館比台北市立美術館晚了10年成立，又不是在政治文化中心，但謝佩霓認為，當初成立一定有其原因。“它是一個面對21世紀、走向21世紀的館。我們花了六年，讓大家相信美術館的必要性，讓大家覺得有美術館真好，讓高美館是負資產的概念得以轉型，成為弱勢族群內心最想要擁抱的館。” 

　　現在的高美館，是“90分鐘文化藝術圈”的核心。而且，它的成長是帶動式的，隨著它的發展，附近交通也連動式的發展。現在來高美館參觀的訪客65%來自外地，5%是外籍，以後還會再變得更加國際化。 

　　最後，她表示，“這些年，只有少數的高雄人還會和我講，這裡是文化沙漠。我會很悲傷，一些老一輩的人對於老高雄的觀念仍沒有變，但自己人打擊自己是很可惜的。高雄應該變成關鍵的節點，變成國際文化藝術網絡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實，高美館已經很穩固了，之後它可以如何發展去創造真正超越高雄的資產，還需要大家一起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