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經濟因素與幸福感

　　（一）收入水平

　　田國强、楊立岩(2006)分析了收入對於國民幸福感的影響，指出存在一個非物質臨 界收入水平，在達到這個臨界值之前，收入增加可以增進國民幸福感的提昇，但是到達 這個臨界值之後，收入繼續增加對於國民幸福感的促進作用變得不明顯，此時，如果收入繼續增加，國民幸福感不僅不會再有任何的提高，還會導致一定程度的降低。主要原因是，收入達到一定水平時，國民對於其他非物質需求變得更爲强烈，收入的增加效應被其他因素的負效應給扺消了。邢占軍(2011)指出，國民收入與國民幸福感之間存在一定條件下的正相關性，但是，地區的富裕程度對於國民幸福感的區别影響作用不明顯。他的研究還指明，需繼續加大經濟建設力度，同時，對於民生建設的投入保障也應提到一個更重要的高度。潘春陽(2011)指出，國民收入不均等存在兩個效應，一個是對人的幸福感起促進作用的“隧道效應”，還有一個是對人的幸福感起破環作用的“相對剥奪效應”。收入不平等的影響作用有限，機會不平等的破壞作用則非常巨大，其中對於底層國民幸福感的 破壞作用更大。研究指出，想要提高國民幸福感，應在保障各階層國民基本生活需求的 前提下，進一步維護好社會公義，促進機會均等的社會環境。

　　（二）就業

　　就業是民生之本。因此失業對於國民幸福感起顯著的負影響作用。米健(2011)研究了就業對於幸福指數的影響，他研究指出，失業率增加對國民幸福感起到先减後增的影響。初期，失業率增加導致國民幸福感降低不難理解，一段時期後由於失業國民感受到周圍人與自己遭受同樣情况而减輕了其内心的不平衡感，使得失業率增加的邊際效應减小，國民幸福感反而得到略微提昇。

　　二、政治因素與幸福感

　　幸福感取决於多種因素的合力，而“人天生是政治的動物”，政治因素在提昇幸福感中也發揮着極其重要的作用。長期以來，學者將政治參與視爲與民主政體相關的概念，因爲只有在民主國家中，人民才能通過定期選舉領導人以影響立法機關或政府。政治參與被定義爲“具有影響政府行動的意圖或效果的行爲，既包括直接影響公共政策制定和實施的行爲，也包括間接影響人們政策選擇的行爲”。政治參與有多種形式，比如參與投票、參與選舉、參與社區事務或維權抗争等。所以，城鄉居民參與選舉、參與村委會或社區居委會的事務，會使居民感受到他們的行爲對政府産生影響以及政府對其訴求有所回應。現有研究表明，居民的政治參與行爲和活動對其幸福感會産生影響。

　　帕特南認爲，“社會資本是指社會組織的特徵，諸如信任、規範、網絡，它們能够通過推動合作以提高社會效率”。社會資本是以信任爲核心，同時强調由社團組織建立的公民社會網絡和互惠規範，公民社會網絡和互惠規範兩者相互聯繫能够産生社會信任。作爲社會資本的核心維度，“信任”與居民幸福感緊密相關。信任由政治信任和社會信任兩方面組成。政治信任定義爲“社會成員對政府、政治制度以及政治共同體的信任和支持”；而社會信任指的是“基於社會組織的横向關係、社會成員之間的人際信任”。盡管已有學者研究了居民幸福感和信任之間的關係，並表明當居民幸福感降低時，公衆對政府的信任度也隨之下降，公衆認爲自身的行動難以影響政府的行動；當居民幸福感較高時，公民相信政府的行動都爲同胞考慮，同時公民自身的行動也會對政府産生積極的影響。然而這種信任基本上是指政治信任。雖然政治信任和社會信任相互聯繫又相互影響，但二者又有不同之處。社會信任是信任的組成部分，其對居民幸福感的影響應該受到學界的關注。學者研究認爲，社會資本與主觀幸福感存在長期穩定的協調關係，幸福感降低的重要原因是社會資本中社交網絡和社會信任的减少。

　　三、文化因素與幸福感

　　（1）文化背景

　　文化因素對SWB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但研究者主要是從個人主義文化背景、集體主義文化背景以及宗教信仰三個方面展開研究的。Diener等人（1995）的研究發現，自我滿意感和整體生活滿意感之間有顯著的文化差异。在個人主義文化的西方國家，自我滿意感與生活滿意感有較强的相關；在集體主義文化的非西方國家，特别是女性的自我滿意感和生活滿意感之間的相關較弱。Suh等人（1998）的研究表明生活滿意感的情感歸因有文化差异。我國對SWB的研究近年來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個人主義國家個體生活滿意感主要有情感體驗預測，而集體主義國家個體生活滿意感主要有情感體驗和外在準則共同預測，且兩者幾乎有相等的預測力。進一步研究發現，外在準則没有對大陸和香港大學生産生作用，反而對美國大學生的生活滿意感産生了增值貢獻。這很可能與研究者和被試者的文化背景不同有一定的關係。

　　（2）宗教信仰

　　宗教既是一種特定形態的思想信仰，又是人類一種普遍的文化現象，有着豐富的文化内涵。它影響到人們的思想意識、生活習俗等方面，並滲透到文學藝術、天文地理等領域。宗教是以异化的方式反映現實生活而被實體化了的一種社會體系和文化生活方式，這便是宗教的文化屬性。這種具有异化反映方式特徵的宗教文化，並非一種孤獨的思想遊魂在空中飄來飄去，它總要附着在某種文化實體上，通過一定的文化系列在社會生活中發生實際的作用，例如通過宗教道德、宗教哲學、宗教文學、宗教藝術、宗教習俗、宗教典籍、宗教活動，影響人們的思想情趣，成爲社會精神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每個國家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它是人類在具有社會組織結構後，有意識地發展的一種社會行爲，從而形成一種大的習慣勢力龢民族心理定勢，制約着人們的思想和行爲，從而影響着國民幸福。

　　例如，雷鋒選擇信仰共産主義，就形成了無私奉獻的人格；又如數以千萬的中國共産黨以馬克思主義爲信仰，爲了忠於自己的信仰，革命征途上的槍林彈雨擋不住共産黨員堅定的步伐，敵人刑場上的刀光劍影折不彎共産黨員昂揚的身軀。方誌敏烈士喊出的“敵人只能砍下我們的頭顱，决不能動摇我們的信仰，因爲我們信仰的主義乃是宇宙的真理”，震撼了多少渾噩麻木的靈魂。夏明翰烈士的就義詩“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後來人”，又激發了多少人前僕後繼的鬥志。革命先烈的大義凛然的精神歸屬於他們内心的信仰——馬克思主義。

　　因爲信仰是影響人們生活的最高精神因素，有没有信仰，或信仰什麽會極大地影響人們的生活態度、生活方式，進而直接地影響人們對生活的評價、感受。台灣同胞的信仰多樣性比較豐富。

　　（3）價值觀

　　價值觀是指人們斷定客觀事物有無價值及價值大小的根本觀點和評價標準。價值觀决定了人生的根本方向，對人生的各種活動起着導向作用。享樂主義價值觀把個人享受作爲人生的目的，就必然以個人快樂特别是肉體感官的快樂的獲得視爲人生幸福。享樂爲人生價值觀的人僅僅把生活看成是滿足人的生物本能需要的過程。它認爲，追求感官的快樂，充分滿足個人的物質生活享受，是人生的唯一目標。人生的價值和意義就在於喫喝玩樂，否則就是白活一場，毫無意義。台灣同胞由於受資本主義的熏陶，其主流價值觀爲享樂主義。

　　四、社會因素與幸福感

　　（1）社會支持

　　具有良好的社會支持的個體會有比較高的SWB比較高的生活滿意度、積極情感和較低的消極情感。因爲社會支持可以提供物質或信息的幫助，增加人們的喜悦感、歸屬感，提高自尊感、自信心，當人們面臨應激生活事件時，還可以阻止或緩解應激反應，安定神經内分泌系統，增加健康的行爲模式，從而增加正性情感並抑制負性情感，防止降低SWB。國内外的研究都表明社會支持會對SWB産生影響，但在預測SWB時，不同來源的社會支持有着不同程度的影響。對於大學生來説，异性的朋友支持對SWB的影響最大；其次爲老師支持和母親支持；對老年人來説，社會支持各維度中除了主觀支持外，均對SWB各指標存在顯著的預測作用，而粱淵等人的研究進一步表明，客觀支持通過主觀支持對SWB産生了比較大的間接影響；而對於軍隊護士來説SWB可以通過社會支持的、主觀支持這兩個維度來大致預測。這些結論都間接地支持了跨範圍緩衝器理論。根據跨範圍緩衝器理論，不同來源的社會支持能緩解個體不同交往過程中的壓力和不滿對SWB造成的傷害，從而間接地提高SWB水平。

　　（2）受教育程度

　　受教育程度變量與居民主觀幸福感變量之間具有相關關係，但不同程度的受教育情况對居民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具有差异性。受教育程度爲初中及以下和高中（包括中專）的群體與受教育程度爲研究生及以上的群體相比主觀幸福感顯著較低，但受教育程度爲大學（包括大專）的群體與受教育程度爲研究生及以上群體的主觀幸福感相比並無顯著上昇或下降，即較低學歷水平人群與較高學歷水平人群相比主觀幸福感較低，但較高學歷水平人群的主觀幸福感不再顯著受到受教育程度的影響。

　　（3）人口因素

　　人口統計量對SWB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年齡、性别、婚姻這幾個變量上。年齡與 SWB的關係並非是人們早期所 設想的那種 SWB 隨着年齡的增長而逐漸降低的綫性關係，而是一種U型關係。這一結論是布蘭剋夫勞和奥斯瓦德從7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在英國和美國的居民中（樣本量爲70萬人）進行了大規模的抽樣調查研究後得出的。他們發現在兒童時期和老年時期人的主觀幸福感最高，而中 年時期大約40歲左右時的主觀幸福感最低。以往的研究發現，在青年和中年人中，女性比男性具有更多的主觀幸福感和滿足感，但對老年人的研究發現並没有這種差异，這可能是社會賦予男女的社會角色不同而造成的，但隨着人的老年化，男女社會角色的差异將逐漸减小，從而使主觀幸福感的差异也隨之消失。婚姻生活被人們視爲幸福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國學者在對老年人的幸福感研究中發現，婚姻對老年人的主觀幸福感有顯著的影響，有配偶的老年人的主觀幸福感好於無配偶的老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