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食、住、行是每個人生活上的基本需要。永定客家先民入駐永定後，首要解决的是居住問題。永定土樓的建造與永定客家人的歷史、文化背景密切相連。從現存的各姓氏族譜中可知，大多數的永定客家人是南宋、元、明三朝從寧化石壁村一帶入遷的。飽受戰亂饑荒、漂泊流離之苦的永定客家先民，以閩粤贛交界的廣袤山區作爲安身立命之所，是他們的必然選擇。這裏是一處四周被大山包圍的丘陵山地，在它的東面是武夷山與九連山脈，西面是羅霄山脈，南面是南嶺，對外相對封閉，人烟稀少。對動盪不安的年代來説，不失爲一處“世外桃園”。南遷而來的永定客家先民與當地土著相互雜居，既要防禦時常出没的虎狼野猪、盗賊匪寇的侵擾，又要設法化解與土著居民的摩擦，聚族而居、集體防衛，便成爲他們建設家園時首先考慮到的問題。他們傳承了中原古老的建築技藝，建造起融居住、防禦於一體的 “堡”、“寨”。至今永定縣許多村仍以“堡”、“寨”命名，如溪南的“田心堡”，豐田的“下堡”、“三堡”、“增瑞堡”、“龍潭堡”，太平的“藝梓堡”等。“寨”則有三十多個，如“新寨”、“龍安寨”、“上寨”、“平寨”、“中寨”、“太平寨”等等。

　　永定客家土樓是以生土、沙石和木料爲主要材料建築而成的民居，它根源於中國古代生土建築文化。生土建築是人類從原始進入文明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徵之一，發源於中國的中西部地區，經歷了掩土結構體系、夯土結構體系及土坯結構體系三個階段。據史料載，早在石器時代原始人就建造了各種生土建築，距今7000多年前的磁山文化、裴李崗文化、大地灣文化時期，已有圓形、方形的半地穴式房址；大約4000年前人類初步掌握的夯土技術，最具有特徵的便是夯土建造的村社與城墻。由於地理條件、生活方式、歷史傳統、民族習俗的不同，各地區的生土建築在施工技術和建築風格上也各有特點，這已經成爲各國建築文化的組成部分。永定境内的多層土樓，經歷了從堡、寨到民居，從無石基到有石基，先有方樓後有圓樓，進而方圓并存的演變過程。永定土樓與中原古老的居住模式有很深的淵源關係，無論是平面布局還是木搆架結構，都深深留下了黄河、長江流域早期建築的烙印，就連計算墻高的單位“枋”與《考工記》載以“版”爲基數的方法大致相同。

　　隨着生産力水平的提高、人口增長和安全防衛的需要，永定客家先民開始對“堡”、“寨”進行改造。他們根據古代《營造法式》所載的做法，創造性地减薄墻體厚度；爲了增强墻體的牽引力，還在墻體裏埋入杉樹枝或竹片作“墻骨”，以增强土樓的牢固性。經過一番改造，形成兩種不同形態的堅固、簡易、實用的主要住宅模式，即“一字形”和“口字形”土樓。“一字形”土樓主要分佈在永定河流域，土墻包圍着房間，樓内不開天井，這種“一字形”土樓明顯帶有“堡”、“寨”的影子；“口字形”土樓主要分佈在金豐溪流域，中央闢爲天井，供採光通風之需，並可作爲公共活動場所，是中國傳統建築四合院的一種變异形態，它吸納木搆架屋的搆築方法，立柱架樑同外墻一起搆築房間，讓立柱分擔外墻的重量，把中國古代建築的木搆架技術與夯土建築技術有機結合起來，改變了原來生土建築或木構建築低矮的缺陷，創造出建築土木搆架居宅的新技術。

　　明成化十四年（1478），永定從上杭析出設縣，此後經濟實力逐漸增强；菸草在永定境内的大量種植，又給永定客家人帶來了滚滚財源。在這種政治、經濟和文化背景下，土樓建築進入鼎盛時期，地位較高或經濟實力雄厚的富户，追慕高貴豪華氣派，對“一字形”土樓進行擴建，改造成雍容華貴的“五鳳樓”，並冠以“大夫第”等稱號，彰顯其地位高貴及財富實力。方樓的發展與成熟，爲圓樓的建造奠定了技術基礎。永定東南部的古竹、高頭、湖坑等鄉（鎮），屬於博平山脈地帶中的山區，海拔在四五百米之間，重巒叠嶂，地形險峻，平均氣温較低，特别是兩座大山之間山坳吹來的無自然屏障阻擋的强大氣流（俗稱“窠煞”）會對人的健康帶來嚴重損害，而方樓四角的房間通常曬不到太陽，不利於化解“煞氣”，并且存在火力死角，不利於防禦匪寇侵擾等弊端。爲瞭解决現實需要、建築傳統觀念與當地自然地理環境的矛盾，客家先民受早期建造的重防禦功能的堡、寨和中國傳統風水學説“八卦”的啓發，萌生了改進方樓的意念，他們運用《易經》風水理論來規劃布局，産生了建築圓形土樓的念頭。如，江集成於清朝康熙年間建造承啓樓的想法，就來自附近山頂上的“金山古寨”，具體設計則請江西贛州籍的地理名師操持。此後，永定圓樓大多仿此樣式建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