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洋中川村南金堂的華僑胡聚友面容瘦削，耳朵很長，人稱他“猴子臉”，在故鄉没有人不敬佩他。

　　胡聚友先生誕生於馬來西亞怡保的一個華僑礦工家庭。1911年，他跟隨父母回到故鄉永定縣下洋鎮中川村，讀了六年私塾。1917年，由於家庭經濟拮據，不得不輟學，跟弟弟一起賣米糕、甘蔗幫襯父母。捱到十五歲，父親向人借了八十塊銀元，帶他再往南洋謀生。不想途經潮州市竹篙山下，竟被土匪搶劫一空，爺倆只好垂頭喪氣折回家中。不久，父親憂鬱而死，丢下他和二個弟弟與母親相依爲命，凄愴度日。第二年，日子困頓得實在無法過下去了。他一發狠，將家中一塊菜園賣得五十塊銀元，加上舅公的一點資助，跟着新房中一名“水客”飄洋過海來到印尼沙拉笛加，先在一位同鄉的商店裏做了三年學徒。其間，他得到店主的兒子和一位工學院教授的幫助，利用晚上業餘時間開始自學建築知識和技術。1924年，建築技術尚未學成，却失業了。他便操起一根扁擔，挑個貨郎擔，到附近偏僻小山村去兜賣。由於他勤快伶俐誠實，小生意倒還不錯。

　　1927年，胡聚友回國與徐容娘結婚。翌年重返印尼，潜心學習建築技術。兩年後，他凑了一點資金，開始承包工程。八九年間，在三寶壟一帶，他承建了不少鄉村小學、巴殺（市場）、鄉道、橋樑。經營正有起色，1941年底却遭遇日本發動太平洋戰争，印尼頓時陷爲日寇鐵蹄蹂躪之下，建築業停頓。胡聚友不願做順民，便隱匿於當地鄉村，做土産小買賣養家糊口。1945年8月日寇投降，印尼宣佈獨立，但荷蘭殖民者卷土重來，荷印戰争爆發。1947年6月，戰火蔓延到沙拉笛加，胡聚友拖兒帶女隨着衆多難民逃往梭羅，勞瘁二十多年積攢起來的一點産業也毁於一旦。次年3月，胡聚友回到重新爲印尼人民所控制的沙拉笛加，發現這座城市已變成一片廢墟。直覺告訴他：建築業大有可爲，便立即想方設法重整旗鼓。他既工設計，又善營業，講究質量，信譽卓著，不長時間就承建了沙拉笛加百分之八十的房店，廣獲贊賞，並博得沙拉笛加市長斯弟揚洛的欽敬與讚揚，兩人進而結爲好友。胡聚友在當地社會聲望日隆，他被推舉爲沙拉笛加中華總會監委，還擔任華僑公學董事長等職。

　　胡聚友重返印尼後，認識了張國基先生。民國初年，張國基在湖南第一師範與毛澤東同學，1927年參加八一南昌起義。起義失敗後，輾轉來到印尼。在與張國基的密切交往中，胡聚友受到張國基的深刻影響，對中國共産黨與革命事業有新的認識。1949年新中國成立，他爲祖國新生、國家富强有望倍感歡欣鼓舞。1950年，印尼獨立，中印建交。他積極參加擁護新中國、發展中印友好的各種活動。這時，中國駐沙拉笛加領事館成立，他立刻把自己住宅的一半房屋讓給領事館作爲辦公場所。同時，他還鼓勵和支持子女回國求學深造，爲祖國建設服務。不幸的是，1960年5月，印尼中爪哇包括沙拉笛加發生多起反華暴亂。暴亂分子搶劫華僑財物，燒燬華僑商店，姦淫婦女，無惡不作。胡聚友憤怒得幾天吃不下飯，再也無法安心在此居住。1960年6月3日，他毅然從印尼回國。在廣州停留期間，廣州投資公司想安排他在廣州工作，胡聚友婉言謝絶道：“家鄉住房緊，我要回去建設！”1960年7月28日，胡聚友終於回到了闊别多年的故鄉中川村。 

　　胡聚友回到中川村，正值夏收夏種農忙季節，母親又患病在床，但他到家的第二天就下田參加生産隊插秧，轟動了中川村，一時成爲中川的特大新聞。社員們激動地説：“出國四十年的華僑大老闆，一回來就脱鞋下田，跟大家一樣干活，真真没忘本，難得！難得！”不久，中川大隊黨支部請他負責籌辦“僑農墾牧場”，他二話没説，一口應承擔任場長。隨即選定在沙子崗和驪子嶺開闢墾牧場。他年近花甲，領着六個場員揮鋤苦干，相繼開墾了荒地二十多畝，糧食達到自給；桃李、茶葉、板栗，樣樣豐收；牛羊鷄鴨六畜興旺。從1962年至1972年十年間，他先後五次被評爲永定縣勞動模範和先進工作者。每年過年，本來不是輪到他值場，他却叫場員們都回家去團團圓圓過年，自己一個人留下來，把一大群羊趕到山坡上啃草。看着羊群興高采烈地撒歡，他便樂呵呵坐在山坡上，似乎比它們還快活。

　　1981年，胡聚友、曾建平、吴逸漢三位熱心僑聯工作的老歸僑分别被選爲下洋鎮僑聯分會正副主席。按規定，僑聯領導可以每月領取30元津貼，可胡聚友辭謝了。其實，他爲地方公益事業做“義務工”的聲名，早已聞名遐邇。1960—1970年代，他給下洋大橋、湯子角大橋等工程引進外資、設計圖紙、指揮施工，就從來不要一分錢報酬，有時還自己貼上不少錢。建中川小學水池時，因工人失誤建壞了，他馬上自己掏錢重建，人們稱他爲“自帶飯包的工程師”。在永定、廣東大埔僑鄉，他設計的大大小小橋樑有40多座，也從未收過分毫報酬，被群衆譽爲“義務建築設計師”。

　　1980年代初，曾建平先生籌集僑資興建僑育中學“星馬科學館”時，胡聚友與吴逸漢也齊頭並進籌集了星馬泰鄉僑資金7萬多元，動工興建下洋華僑旅行社，但事情却一波三折。首先對僑社的選址有人刻薄地説：“地址選在偏僻荒凉的‘馬道壩’（溪畔草灘），真是眼珠子裝來配好看的！誰會去那鬼地方呢？”他們認爲，僑社應該建在熱鬧非凡的郵電局旁才科學哩！面對閑言碎語，胡聚友堅定地説：“僑胞回鄉也不是來趕熱鬧的！僑社選址馬道壩，就是爲了帶動下洋荒僻的西北部發展起來。”這僑社工程剛建到一半，胡聚友、吴逸漢突然接到海外捐資者胡先生的電報，要求工程立即停建。原來，有人去信海外，説胡聚友、吴逸漢等人乘建僑社之機，天天“炒鍋子”，大吃大喝，大把大把糟蹋華僑的血汗錢。

　　“胡聚友做工作是不取一分錢報酬的，難道他不要拿却會去吃嗎？”吴逸漢先生回憶當年情景道，“不久，捐資者胡先生到廣州，我倆立即前去與胡先生會面，想當面説明情况，澄清事實真相。雙方見面時，只見胡先生怒容滿面，一開口就痛斥大吃大喝惡性。胡聚友静静地聽着，一言不駁。等胡先生把話説完了，還是一聲不吭，只叫我把實際情况講出來。我就講了：在建僑社的過程中，八十歲的胡聚友每天從中川村步行到下洋工地督工，没領一分錢補貼不説，也没有報銷過一支煙、一杯茶。從開工到目前爲止，只花去30多元雜費，其中20多元是郵票錢，只有10元用於一次開會煮稀粥的開銷。胡聚友先生每天中午在工地上吃的飯，是自帶的一包快熟面！然後，我將賬目攤開來。胡先生看賬目記得一清二楚，30多元雜費開支簡單得一目了然，登時十分感動，誤會消除，轉怒爲喜。當時，我實在佩服聚友驚人的肚量與涵養。”

　　1984年，“星馬科學館”與僑社同時落成剪綵。下洋僑社乘機動員參加典禮的僑胞帶頭在僑社附近興建一條華僑新街。没幾年，荒凉的下洋西北部繁榮起來了，印证了胡聚友和吴逸漢當年的遠見卓識。下洋僑社建成後，新加坡華僑十分感謝胡聚友，打算送一部小轎車給他。胡聚友却温和地説：“我八十歲了，小車對我來説没用，大家要送就送給僑社吧！僑社有旅行車，接送華僑更方便！”幾經推讓，華僑恭敬不如從命，把小轎車换爲旅行車送給僑社。僑社專門用來接送探親觀光的鄉僑，又快又方便，大家無不讚揚胡聚友的高尚風格。

　　1982年秋，胡聚友偕中川小學胡菊芬老師一道，到香港開展三胞聯誼活動，獲悉鄉僑曾彩春先生的母親胡亞齊老太太已經98歲高壽，曾表示要讓曾先生爲家鄉做件好事。他倆當即在北園酒家與彩春先生兒子曾仕民會面。胡聚友態度誠懇地説：“世上難逢百歲婆，爲胡阿婆老太太修座橋，既益壽又利民啊。”他們談得十分融洽，當下决定在故鄉建一座“百齡橋”。胡聚友回到住處，立即“關”在房裏，又畫又算，設計了三天，拿出百齡橋設計圖紙，預算造價爲1.3萬元。有建築經驗的胡菊芬老師一看，吃了一驚，説：“友叔，萬三塊錢怎麽够？”胡聚友忙説：“多找竅門多節約，應該够吧？”胡菊芬按他的經驗逐項估算，仍是不够，便誠懇地説：“友叔，不是我不珍惜華僑的錢，錢不够再來要，恐怕要引起誤會的！”聚友點點頭，不再堅持，説：“那我再算過吧。”最後預算價改爲1.7萬元。曾家看了圖紙，聽了説明，十分滿意，立即付款施工。到1982年冬，百齡橋建成結算，實花去造價2.2萬元。曾先生知道胡聚友的爲人，馬上匯款如數補足。原來預算突破，一是施工中出現了預想不到的情况，二是胡聚友向來對華僑捐資項目，精打細算得近乎吝嗇，一分錢掰成兩分錢花，預算總是偏緊又偏緊。他常對僑聯工作人員説：“做華僑工作，最要緊的是講信譽。經手華僑項目，不但要講求質量，還要多省錢辦大事，讓捐資華僑放心滿意！”許多華僑要捐資在家鄉興辦公益事業，首先想到的就是委托胡聚友去經理。對於胡聚友提出的建議、意見，則幾乎是言聽計從。中川村湯子閣大橋，多次被洪水冲毁，每次胡聚友的信一去，胡萬鐸先生就將款匯回來重建。香港之行，僑胞們被胡聚友無私奉獻、坦誠正直又寬厚謙和的人格魅力所傾倒。胡聚友把三胞政策和落實情况、吸引三資的優惠政策，傳送到三胞的心坎裏。僑胞素仰胡聚友的人格風範、高標卓識，頗有如沐春風、相見恨晚之感，陳永源先生當下决定贈送一部救護車給下洋醫院；不久，新加坡、馬來西亞鄉僑也集資給下洋醫院送來一部“757”救護車。一個鄉鎮醫院同時擁有二部救護車，當年實屬罕見，因而轟動一時。

　　胡聚友心中時刻裝着鄉僑、歸僑、僑眷的喜怒哀樂，爲保護僑胞的合法權益而盡心竭力。1983年，省委書記項南訪問中川村。胡聚友向項南書記當面反映爲愛國僑領胡文虎先生落實政策，首先是返還胡文虎先生的故居慶福堂、中川虎豹别墅等房産。不久，胡文虎先生在福州、厦門等地的房産得以歸還，並最終促成了香港星島報業集團董事長胡仙博士回國回鄉。印尼華僑胡玉英在下洋新街有兩間店鋪，長期被下洋供銷社、下洋大隊佔用，胡聚友不顧年邁親自跑到省僑辦反映，終於物歸原主。

　　1997年9月19日，胡聚友先生以92歲高壽，在福州無疾而終。他的音容笑貌，他的事迹風範，在廣大華僑、故鄉父老中廣爲傳揚。胡聚友先生瑣碎舊事，讓人看到了一個華僑的真實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