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在前文分析中國投資卷入大國博弈及柬埔寨國内政争的原因、路徑及其對中國投資産生深刻影響的基礎上，從有利因素和挑戰兩方面解讀中國與柬埔寨未來投資合作前景，對兩國深化投資合作提出對策思考。

　　第一節　深化投資合作的有利因素

　　一、經濟上互有所需

　　就中國而言，中國資本“走出去”還會持續相當長的時間。“走出去”發展戰略是中國政府在經濟全球化深化和亞洲金融危機時，中國改革開放發展到新階段，企業在更高層次上參與國際分工和競争背景下做出的重大選擇。中國官方將“走出去”戰略大體上分爲三個階段：一是改革開放之前的探索階段（1949-1978年）；二是改革開放初期以貿易型爲主的投資發展階段（1979-2000年）；三是入世以來各要素更合理配置爲主的投資發展階段（自2001年開始）。從總體看，中國企業海外投資净額和年末投資存量的全球占比遠低於中國GDP的全球比重，未來中國企業在海外市場開發方面的投資還將大幅增長。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蔓延，歐美國家失業率上昇，企業資金困難、業務收縮、資産價格暴跌，爲中國企業“走出去”發展提供了更大的機遇和空間。但是，大國博弈愈發激烈，一些國家對中國的圍堵和摩擦增多、國際局勢持續動盪、世界經濟增長前景不明爲中國企業“走出去”帶來了巨大風險。在這種局勢下，加强與東南亞等經略周邊國家的合作伙伴關係，保持一個和平穩定的周邊態勢是中國當下緊迫的任務。

　　柬埔寨是中國在東南亞的戰略支點國家，也是中國“一帶一路”的投資重鎮。在區域經濟伙伴關係（RCEP）、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CAFTA）、共建“一帶一路”和瀾湄合作框架下，中柬雙方的戰略對接全面推進，經貿合作日益拓展與深化。但是，柬埔寨政府現在面臨資金短缺、人才匱乏、官員動力不足和制度建設滯後等困境，充分顯現其國家治理能力不足。首先，柬埔寨國家和地方財政緊張，無法滿足基建、教育、醫療等民生領域的資金需求。其次，其國家治理體系步入正軌僅20餘年，人才培養體系不完善，各行各業精英緊缺。再次，柬埔寨政府部分官員缺乏勤政動力和壓力，存在瀆職和貪腐現象。最後，柬政府制度建設滯後。近期西港雜亂無章的城市建設、大樓倒塌事故以及金邊工廠火灾等都説明柬的治理缺乏前瞻性，城市空間規劃以及建築標準、消防法規制度等管理制度或不完善或得不到執行。政府難以做到“善治”的結果，是社會多種矛盾層層蓄積，並趨於復雜化。此外，柬埔寨的現代化進程剛剛起步。從國家發展來看，要築牢經濟發展的基礎，必須擁有完善的基礎設施以及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2020年，柬埔寨政府選定擁有一定工業基礎的金邊、西哈努克、巴域、波貝、拜林和西姆雷普這6個省（市）作爲國家工業基地。中國投資在提昇柬埔寨工業基地的基礎設施，促進互聯互通的方面能發揮優勢。再者，柬埔寨的勞動力正在從勞動密集型向高技能型轉移，因此能力建設和技術援助也必將爲中柬兩國在上述領域深化合作中發揮更大作用，同時也能爲兩國間的貿易和投資發展做出重要貢獻。加之，現柬埔寨面臨新冠疫情蔓延和歐盟部分撤銷“除武器外一切免税（EBA）”的雙重打擊。因此，從經濟層面彼此需求來説，中柬兩國具有密切合作的堅實基礎。

　　二、地緣政治利益上彼此需要

　　柬埔寨面臨一定安全困境。在新現實主義理論中，國家安全首先指國家面臨被外國入侵或喪失領土的威脅。柬埔寨受到域外國家攻擊的安全風險顯然很低，但在東盟内部却與鄰國越南和泰國有着長久的歷史恩怨。過去二十年裏,柬泰之間發生了三場衝突，均與領土主權有關。2003年1月《吴哥之光》刊登消息稱泰國女星蘇瓦南·康穎表示吴哥窟屬於泰國，柬埔寨應該將其歸還泰方。”這引發了兩國從民間到官方的全面對峙，泰柬外交關係從大使級降爲代辦級，兩國邊界一度關閉。2008年和2011年，兩國圍遶柏威夏寺問題緊張關係昇級，甚至發生軍事衝突。柬越之間存在邊境劃界點争議，在柬多達750000人的越南移民問題也上昇爲兩國關係的主要障礙。反對黨把越南移民和邊界問題政治化，指責洪森和柬埔寨人民黨爲越南傀儡，稱洪森“無意扺抗越南吞併柬埔寨的意圖”。2013年後，人民黨采取實質性的行動解决越南移民問題，包括對越南移民進行登記，以及對洞裏薩湖越南移民進行易地安置。柬埔寨政府拒絶了越方關於承認這些移民柬埔寨國民身份的要求，只承諾給予他們三年且可延期的居留身份。與泰、越争端攪動柬埔寨國内政治，影響執政黨的合法性和政權安全。以救國黨爲代表的反對勢力與西方跨國勢力合作，試圖顛覆政壇格局，更使柬埔寨執政黨安全焦慮持續，這成爲中柬全方位合作的深層次理由。中方卓有成效的投資，可望繼續爲柬埔寨經濟社會做出積極貢獻並有利於人民黨領導下的國家治理。通過投資合作而形成的緊密關係，看來有利於柬埔寨抗衡外部安全壓力。例如美國學者凱恩（Un Khaeng）認爲除了反對黨壓力外，柬埔寨不再向越南示弱的背後與中柬關係的密切不無關係。

　　東南亞是中美在亞洲角力的重點地區，美國將繼續挑起周邊國家與華矛盾，加大策動對華友好國家顔色革命力度，撬動中國政治安全和在東南亞的海外利益根基。柬埔寨是中國經略周邊的重要支點國家、“鐵杆朋友”。但柬埔寨所面臨的國際和國内環境日趨復雜。大國博弈之下，中南半島上的柬埔寨表面平静，實則暗流涌動。在這樣的國際局勢下中國在亞太地區事務上需要柬埔寨的支持。在平等互利原則下，中國向柬埔寨開展大規模投資，有利於中柬兩國構建具有戰略意義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投資帶動的外交關係，有助於柬埔寨支持“中國在核心利益問題上的合法立場”。其一，柬埔寨承認“一個中國”。柬埔寨政府支持中國的反分裂國家法，稱之"對中國國家統一大業極其必要”。其二，柬埔寨反對其他國家利用人權干涉中國内政。柬埔寨曾與其他36個國家一起致函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主席和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表示支持中國“在人權領域取得的顯著成就”。其三，柬埔寨在南海問題上給予中方有力支持。柬埔寨反駁某些東南亞國家和美國所謂的中國試圖控制中國南海的説法。柬埔寨作爲東盟成員國還致力於將協調中國與其他東盟國家的關係，和平解决南海衝突，防止地區問題國際化。中方對此給予高度評價。習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説：“當中國采取行動維護其領土主權和海洋利益，致力於通過和平談判解决有關争端時，柬埔寨毫不猶豫地大聲疾呼，維護正義。”

　　近期，當一些國家對中國在應對新冠疫情方面的表現表示擔憂和懷疑時，柬埔寨繼續堅定地和中國站在一起。疫情初期，有的國家限制中國人入境並計劃撤僑，柬埔寨則依然對中國開放領空。爲了表示聲援，洪森首相於2020年2月在疫情蔓延初期訪問了中國。習近平主席在會見洪森首相時表示，“患難見真情，在這個特殊時刻，柬埔寨人民同我們站在一起。體現了牢不可破的中柬友誼和互信，詮釋了患難與共這一中柬命運共同體的核心要義。”良好的雙邊投資關係是中柬兩國繼續深化友好合作的重要支柱。

　　三、雙方着手聯合打擊“非正式經濟”領域違法行爲

　　中柬兩國關係越走越近，互利合作不斷取得新的進展。柬埔寨已成“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的新樣板，新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重要支點，也是我國經略周邊特别是深耕東南亞的重要伙伴。相應地，中國在柬埔寨的政治、經濟利益相當突出。部分中國公民在柬埔寨非正式經濟領域的投資破壞中國形象。中柬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並致力於合作打擊違法行爲，規範投資主體行爲，營造良好營商環境。

　　西港是中國人在柬埔寨非正式經濟領域投資造成嚴峻問題的一個縮影。除了中國資本推動柬埔寨物價、房價昇高之外，社會治安問題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部分中國人在西港造成的主要問題是投資和從事網絡博彩及電信詐騙，並滋生色情業及毒品泛濫，由此帶來嚴重的社會治安問題，影響極其惡劣。中柬兩國政府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致力於合作打擊在柬埔寨的涉華違法行爲。雙方一致同意進一步加大打擊力度，徹底清理非法網絡賭博組織，嚴厲打擊電信詐騙、涉黑涉惡等跨國犯罪。中柬雙方合作打擊涉華違法犯罪活動從2018年開始更爲頻繁和密切。中方支持柬埔寨政府執法部門依法處置涉華違法者。時任中國駐柬埔寨大使熊波説：“中柬雙方在此問題上有高度共識，我們决不允許任何人利用柬埔寨國土從事任何危害中國利益、損害中國人利益的違法犯罪活動。我們將同柬方有關部門繼續加强溝通協調與合作，堅决打擊各類違法犯罪，妥善處理有關問題，切實維護中國公民的正當合法權益，維護中柬各領域良好合作環境，維護中柬兩國人民的傳統友誼。”

　　活躍的網絡賭博和電信詐騙等違法犯罪活動，政治上損害西港和經濟特區的聲譽，對中柬友好關係和“一帶一路”建設造成不利影響，引起中柬雙方高層的重視。首先，習近平主席與洪森首相共同將2019年確定爲是中柬執法合作年。2019年3月，中國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趙克志與柬埔寨副首相兼内政部長蘇慶在華共同出席中柬執法合作年啓動儀式並致辭，雙方還簽署了中柬執法合作年行動計劃。中柬雙方對執法合作年活動高度重視，中方由公安部經偵、治安、刑偵、網安、國合等多個部門、國家移民管理局以及江蘇等地方公安機關共同參與，柬方由内政部、國家警察總署、移民總局、西哈努克省警察局等共同參與，兩國執法部門高層親自指揮。其次，2019年8月18日柬埔寨全面取締網絡博彩，洪森首相作出三項指示：一是司法警察和各基層執法人員要嚴厲打擊没有政府部門頒發執照的網絡賭博；二是針對已取得執照的單位可以允許經營到期滿爲止，但必須全面遵守相關法律法規，期滿後不可續辦網賭執照；三是全面禁止批準和頒發各種形式的網絡博彩執照。中柬執法合作年的實施以及柬埔寨政府頒佈的“禁網賭令”有效抑制了在柬埔寨的涉華違法行爲。

　　中柬雙方還采取了以下措施來解决涉華人員違法行爲：

　　在柬埔寨成立中柬執法合作協調辦公室。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和柬埔寨王國内政部關於成立執法合作協調辦公室的諒解備忘録》，中國警方在柬埔寨成立“中柬執法合作協調辦公室”。中國公安部將派出警務專家和技術人員赴柬，與柬埔寨警方聯合辦公，全天候開展合作，實時對接案件綫索，這意味着雙方已進入全天候密切合作階段，有利於提昇兩國執法合作效率和提高共同打擊跨國犯罪水平。

　　實施“净網2019”專項行動和“斷卡2020”專項行動。“净網2019”專項行動的重點是嚴厲打擊電信網絡詐騙、網絡傳銷、網絡賭博等違法犯罪行爲，打掉網絡犯罪黑色産業鏈，加大對網上違法有害信息清理整治，全面建立健全網絡綜合治理體系。這項行動從國内代理端和客户端對柬埔寨的網絡博彩業進行打擊，有效减少中國公民前往柬埔寨等國家投資或從事網絡博彩業。“斷卡2020”行動旨在打擊非法開辦販賣電話卡、銀行卡實施電信網絡詐騙行爲。該項行動實施以來，中國公安機關集中抓獲一批非法開辦販賣“兩卡”違法犯罪團伙，整治一大批“兩卡”違法犯罪猖獗的重點地區，懲戒一大批“兩卡”違法失信人員，有效鏟除了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滋生土壤。根據中國政府公佈的信息，該項行動共破獲電信網絡詐騙案件15.5萬起，抓獲嫌疑人14.5萬名；累計封堵涉詐域名網址21萬個，攔截詐騙電話5100萬餘次，詐騙短信6.3億餘條，成功止付凍結涉案資金1000餘億元。

　　及時出台打擊跨境賭博的法律法規。2020年10月16日，中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合下發《辦理跨境賭博犯罪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該意見將以營利爲目的，組織、招攬中國公民赴境外賭博，以及利用信息網絡、通訊終端等傳輸賭博視頻、數據，組織、招攬中國公民參與賭博活動認定爲跨境賭博犯罪；對明知他人實施開設賭場犯罪，爲其提供場地、資金、技術支持、資金結算等服務的，以開設賭場罪的共犯論處；使用專門工具、設備或其他手段誘使他人參賭、人爲控制賭局輸贏，爲賭博犯罪提供資金、信用卡、資金結算等服務認定爲跨境賭博關聯犯罪。該意見的實施爲當下打擊跨境網絡博彩提供了及時有效的法律依據，對預防和震懾犯罪起到良好的作用。此外，2021年2月5日，《關於敦促跨境賭博相關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的通告》頒佈，於2021年3月1日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一）》還首次將跨境賭博作爲刑事犯罪寫進刑法，這意味着中國對跨境賭博的打擊法律更完善，力度將更大。

　　緊控相關人員的護照。2020年2月初，部分從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回國過春節的中國人試圖再次出國時，發現其護照已被註銷。這些人員有集中在18-40歲年齡段，户籍所在地大部分爲農村地區，學歷不高等特點，具體人數不詳。這是中國政府防範跨國賭博行爲的一項行政舉措。相關人員重新申請護照時需提供在柬埔寨的合法就業或者經商證明，公安機關還會對重點對象進行談話、調查核實，對重點地區加大宣傳防範電信詐騙和網絡博彩知識，摸底調查青年外出務工情况，做好防止被高薪誘騙至東南亞國家從事非法工作的預警工作。

　　經過中柬兩國的共同努力，西哈努克省、柴楨省、金邊市的電信詐騙、網絡賭博窩點被大批搗毁。在柬埔寨的網絡博彩公司紛紛往菲律賓、緬甸、帕勞、尼泊爾等國家撤離。上文提到的2019年末，柬埔寨移民局發佈的數據顯示，“8·18禁網賭令”頒佈後有447676名中國人離開柬埔寨，其中包括遊客。一些媒體人士認爲禁網賭令後兩到三個月之内就有8-10萬人離開西港，撤出柬埔寨的中國人達20萬。

　　四、中國治國理念對柬埔寨的内在吸引力

　　中國的外交政策基於“軟實力”的概念。約瑟夫·奈（Joseph Nye）認爲，與通過軍事力量投射出的“硬實力”相反，“軟實力”取决於塑造他人偏好的能力……這是通過吸引而不是强迫或購買獲得您想要的東西的能力。它源於一個國家的文化、政治理想和政策的吸引力。”中國治國理念對柬埔寨的吸引力可概括爲三個主要方面：政治制度、治理模式和經濟發展優先的理念。

　　關於政治制度，首先是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力。柬埔寨執政黨對中國共産黨的執政能力高度評價。《習近平談治國理政》高棉語版的譯者謝莫尼勒認爲：“與柬埔寨人民黨相比，中國共産黨是一個較老的政黨。中國共産黨多年來領導中國向前發展，並在管理擁有獨特傳統和地域的人口大國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中國共産黨的執政經驗，尤其是《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一書中突出强調的關鍵主題，對柬埔寨有很好的指導作用。”“柬埔寨最感興趣的是中國共産黨可以確保地方政府始終執行黨中央的决定。”筆者調研所見，柬埔寨把《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翻譯成高棉語分發給各級官員；中國反腐文件被譯成高棉語，成爲柬埔寨相關部門反腐參考，“紅紅臉”、“出出汗”等詞被各級官員所熟知。洪森首相認爲柬埔寨要取得像中國一樣快速而持續的發展，一個强大而紀律嚴明的政黨必不可少。其次，是與西方民主制度不同的制度模式。一黨執政，多黨參與的模式在中國確保了政治穩定，使執政黨得以將主要精力集中在國家經濟建設龢民生的改善上。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國家治理成效顯著，政治改革和反腐措施令柬埔寨執政精英印象深刻。2021年7月1日，洪森首相向習近平主席致賀信，祝賀中國共産黨成立100週年。他高度讚揚在中國共産黨的英明領導下，中國國家建設取得的偉大成就。反觀實行“自由民主制度”的發展中國家，因黨派對峙而使政治陷入僵局的情形時常發生。早在《巴黎和平協定》簽署之前，洪森就對民主制度下反對黨的所作所爲深感不滿，他曾表示説：“如果反對派能平心静氣地商討政治解决，承認執政黨的地位，政府不會不承認他們是合法黨派。”固然有批評家認爲洪森有“對一黨制痴迷，集權和威權主義傾向。但洪森首相確實意識到借鑒中國的制度可以確保國家發展政策所需的果决性和政策持續性。

　　關於治理模式，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取得的政治和經濟方面的成果是吸引柬埔寨的原因之一。中國前所未有的經濟成功和政治穩定證明，治理國家社會和經濟的方法不止一種。對於中國而言，中國治理模式是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和政治因素。從經濟上講，中國模式是基於市場原則和政府指導的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混合。從選人用人機制上説，中國使用極富特色的“選拔加選舉”遴選模式，與西方的選舉不一樣。中國的歷任最高領導者都有豐富的地方工作經歷，在進入最高决策層以前就積累了非常深厚的經驗。張維爲教授稱這個模式爲國家、個人、社會之間的積極的互動模式。許多發展中國家認爲，民主往往會造成政治僵局，甚至造成不穩定從而破壞一個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努力。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交往表明這個世界上還存在一種“以不同方式發展”的模式。中國基於自身的發展經驗形成了現在的對外援助模式，不僅有助於减少曾經在西方援助項目中廣泛存在的腐敗現象，而且還有助於促進投資並减少貧困。

　　中國的治理模式有兩點特别引起柬埔寨的關注。一是關於人權的觀念。對人權的理解與各國文化價值觀念有關，人權的落實還要與各國的發展程度結合起來，片面强調個人權利而無視東方民族的文化傳統及社會、政治穩定的需求，顯然並不現實。洪森本人就認爲人權概念包含文化相對主義原則。對於柬埔寨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來説，人權首先是生存權和發展權，在這個背景下某些個人權利應適當讓位於社會秩序和經濟發展需求。2017年，中國政府爲“希望保持獨立性又能快速發展的國家和地區提供了新的選擇……它提供了中國智慧和中國解决人類面臨的問題的方法。”而西方多强調人權的絶對性，罔顧亞洲的價值觀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在給予援助時常以高高在上的姿態，就人權、民主、環境問題提出條件。柬埔寨政府發言人派依·西潘（Phay Siphan）直言不諱地批評道：“西方援助時要求我們在人權方面有好作爲。但柬埔寨曾經歷了一場内戰，我們明白如果肚子裏没有食物，人權就無從談起。”對西方國家在人權方面的雙重標準和虚僞性，看來柬埔寨執政者也有充分認識。美國明尼蘇達州的喬治·弗洛伊德死亡事件引起示威和鎮壓，洪森首相評論説：“柬埔寨驅散示威時他們説侵犯了言論自由和抗議權。但當同樣事件發生在民主國家，當他們遏制相同類型的示威遊行甚至引發流血衝突時，他們表示這是維持社會秩序的必要措施。”二是中國堅持不干涉他國内政的原則。中柬關係建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雙方相互尊重領土完整和主權，追求平等互利。“中國一向尊重柬埔寨的主權和獨立，並堅定地支持柬埔寨走適合其國家利益的發展道路。”體現在對外援助方面，中方從不附帶任何政治條件。柬埔寨認可“中國説的少，做得多。”洪森不只一次對西方的干涉行爲進行反擊，他説：“中國領導人非常尊敬我，平等對待我。西方除了咒駡和懲戒我，威脅要對我實施制裁之外，你還給了我什麽？”“他們（歐盟）威脅我們，要求我們這樣做並這樣做……但我們回應説，我們不能用主權來交换他們的禮物或博取他們的同情。”對於那些先前曾因人權記録不佳而受到西方國家批評，但又亟需發展援助的國家，“無條件”發展承諾是一個特别誘人的提議。在對中國采取追隨策略的國家看來，中國可以保護他們免受西方以期改變其政權的新自由主義的入侵。因此，中國關於尊重他國獨立和主權的立場，以及對外開放和實現多元化世界的承諾是中國實現國際體系目標的兩個支柱。這與美國和歐盟側重推廣西式民主價值觀和政治制度的外交政策取向大相徑庭。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堅持以經濟建設爲中心，這與柬埔寨優先考慮促進經濟發展和减貧的發展需求不謀而合。1980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高達年均9％，2018年GDP達136080萬億美元，成爲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成爲世界製造業中心，外國投資熱土和國際投資的主要來源地。中國持續的經濟增長及正確的扶貧政策使8.5億人擺脱了絶對貧困。柬埔寨領導人和政府關注貧困人口境遇，洪森1970年加入紅色高棉的原因之一就是希望幫助貧窮的柬埔寨人。在擔任首相期間洪森重點扶持農村發展，大力改善鄉村道路和灌溉基礎設施，促進包容性增長和减貧。中方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對柬埔寨的援助有效促進柬埔寨的减貧工作。此外，崛起的中國向東南亞國家及其他國家展示了良性角色定位。中國的外交政策旨在“經濟發展中互惠互利，以及充當地區經濟增長引擎和金融支持者的構想”。“一帶一路”倡議是一項全球基礎設施驅動投資計劃，預計總承諾額至少爲1萬億美元。爲了應對亞洲及其他地區基礎設施的日益擴大的資金缺口以及現有佈雷頓森林體系中不平等的話語權，中國還建立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一帶一路”項目切合沿綫參與國的國家經濟發展規劃。與西方國家重視人權和西式民主推廣的援助相反，中國的援助更加符合受援國亟需的建設道路、橋樑和發電廠等基礎設施建設的發展戰略目標。因爲這些是經濟起飛的關鍵要素。

　　由此，與“華盛頓共識”相比，中國的發展模式對柬埔寨更具吸引力。柬埔寨重視發展對華關係，是現實利益的需求，同時也是中國的“軟實力”使然。在思想、文化和政治要素之外，軟實力事實上還包括一國綜合外交、對外援助、貿易、投資和市場準入等工具，使對象國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響進而認可其對國際事務的觀點。中國治國理政理念對柬埔寨的内在吸引力是促使柬埔寨與中國建立親密友好關係，是發展投資合作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節　投資合作發展面臨的挑戰

　　一、美國加强對華遏制

　　1.中國崛起對世界的影響力增加

　　改革開放使中國邁向富强之路。1980年後中國經濟年均增長率高達9％，GDP從1911.49億美元猛增到2020年15.22萬億美元，早已成爲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發展成爲世界製造業中心，既是對外資最具吸引力的國家，也是對外投資的大國。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的亮眼成就還包括7.5億人成功脱貧，對全球减貧貢獻超70%，提前10年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减貧目標。2008年金融危機後，中美實力此消彼長之勢明顯，中國固然在技術創新、軍事科技和人民生活水平上仍落後於美國，但這種差距正在縮小。

　　中國長期保持政治穩定和經濟快速發展的經驗證明，國家發展的道路並非只有所謂的歐美模式。中國在經濟領域公私有制兼容，既尊重市場原則也强調政府調節作用，“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互補，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協調發展。政治體制上，中國選賢任能的機制與西方完全不同。這種基於經驗和管理才能的遴選制度充分體現了國家、社會、個人之間的互動。在國際政治中，中國不干涉他國内政，堅持各國和平共處，追求合作共贏。和平發展意味着與各方保持和諧外交關係，並避免各國特别是周邊國家對中國發展戰略的誤讀。爲此，中國積極拓展軟實力外交或稱“魅力外交”。2000年後中國在區域和全球事務中的影響力愈加明顯。

　　2.美國擔憂霸權地位不再

　　美國基於新自由主義構想宣告“新的世界秩序”之後的幾十年中，幾乎將全世界都納入其勢力範圍。依靠强勢影響力，美國提出“華盛頓共識”作爲發展中國家經濟改革的方案和對策，並依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推動實施。中國經濟飛速發展及對世界的影響力逐漸增强，引起了美國戰略和經濟上的焦慮。美國對自身在變化的世界中的力量和角色定位産生不確定感。

　　國際學術界和政界不乏關於中國對世界地緣政治影響的激辯。部分人認爲中國這樣的新興力量對既定國際體系和守成力量而言必定是“麻煩製造者”。學者格雷厄姆·艾裏森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焦慮和不確定感的根源在於冷戰結束以來始終堅持“全球事實上已經是美國的勢力範圍”。於是“中國在經濟和戰略上對美國搆成重大威脅”成了美國政治體制中的新共識。遏制中國自然就是合乎邏輯的政策選擇。美方焦慮的根源無疑是悲觀的現實主義思維，即認爲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中國崛起後將以零和競争方式來獲取利益。以政治科學家格雷厄姆·艾裏森爲代表的一批學者反對這種悲觀主義的論調，但仍然擔心新興力量的崛起以及守成大國因此産生的恐懼與焦慮可能使大國關係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到特朗普執政時期，美國對華政策進一步强硬。特朗普反復宣示要“擊敗敵人”，聲稱中國奪走美國人的就業機會，竊取美國商業機密和技術。反華心態直接導致了雙方持續至今的激烈的貿易争端。“修昔底德陷阱”並非不可避免，而領導人誤判和錯誤决策却可能使衝突在偶發事件中昇級。事態的惡化可能加劇人們對中國在全球政治中的作用的誤解，也將使美國政治體制更加難以容忍中美之間的分歧。這種誤判可能把大國關係推向“修昔底德陷阱”。如格雷厄姆·艾裏森所言，中美之間的戰争並非不可避免，但若處理不慎，兩國在南海、台灣問題、朝鮮問題和貿易衝突等事關中國國際聲譽、主權龢利益問題上的對抗可能昇級爲戰争。

　　3.新冠疫情蔓延加劇中美競争

　　早在2020年1月，關於新冠疫情的警告已出現在呈報美國總統的每日簡報中。但是特朗普斥之爲“假新聞”，指責“民主黨人正在將冠狀病毒政治化。”經歷最初對形勢嚴峻性的否認之後，美國政府應對新冠疫情的措施混亂且前後矛盾、缺乏一致邏輯，凸顯出西方體制的脆弱性和美國政府在危機時刻的領導能力不足。隨着冠狀病毒在全美蔓延，美方變本加厲地把矛頭指向中國。先是不斷指責中國隱瞞疫情，而後稱新冠病毒爲“中國病毒”，暗示病毒從中國實驗室外泄。這一切的直接目標指向仍然是選舉利益。隨着選舉週期的臨近，特朗普和共和黨顯然認爲“替罪羊策略”可作爲新的競選的籌碼和勝選路徑。“替罪羊策略”使美國政客傾向於通過製造中美矛盾來緩和國内政治分歧。於是美國保守派政客和媒體不停宣揚針對中國的陰謀論。全球化和互聯互通的時代裏，各國和平共處彼此尊重是國際關係的基本原則，美國無視中國在全球秩序下建設性作用的咄咄逼人的舉措，實際上挑戰着現有全球秩序。

　　與美國收縮的孤立主義外交不同，中國積極參與多邊合作應對新冠的全球蔓延。爲轉嫁疫情蔓延責任，特朗普指責世界衛生組織與中國合作掩蓋疫情嚴重性，並宣佈將終止與該組織的合作。中國同世界衛生組織保持密切溝通，不斷深化雙方合作。中國政府第一時間向世界衛生組織、有關國家和地區組織主動通報疫情信息，分享新冠病毒全基因組序列信息和新冠病毒核酸檢測引物探針序列信息，定期向世界衛生組織和有關國家通報疫情信息。疫情發生以來，中國政府已向世界衛生組織提供兩批共5000萬美元現匯援助，積極協助世界衛生組織在華采購個人防護用品和建立物資儲備庫，積極協助世界衛生組織“團結應對基金”在中國籌資等。此外，中國政府和企業向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供了包括醫用口罩、防護服、核酸檢測試劑、呼吸機等在内的物資援助，其效果已經顯現出來。在各國政府未能有效抗擊病毒，民衆陷入恐慌之際，中國的“口罩外交”援助給全世界留下積極印象，向各國領導人和民衆展示了一個崛起的負責任大國的形象。

　　新冠疫情的持續及其對世界造成的社會和經濟衝擊將加劇當前中美緊張關係。最大的危險在於美國政客出於政治利益目的，爲轉移公衆對其疫情防控失敗的指責而“甩鍋”的行爲。這種短視策略加深美方誤判，引發對華報復，使局勢長期惡化。兩國之間的其他矛盾將趁勢激化，“修昔底德陷阱”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變得難以避免，長遠來看無疑危及全球地緣政治。2020年5月，美政府出台的對華戰略方針中確認中美彼此的戰略競争狀態，稱將在“有原則的現實主義”外交學説指導下維護美國利益，增强美國的全球影響力。

　　亞太地區一直是大國博弈的關鍵所在，柬埔寨又是中國在東南亞的戰略支點國家，中美在柬埔寨的博弈也將愈發激烈。特朗普的敗選不會改變中美博弈的實質。拜登政府上台後，很可能會加大對東南亞地區的介入。拜登政府指定約翰·克裏爲總統氣候問題特使，後者曾參加過美越戰争，也曾斡旋促進1991年《巴黎和平協定》的簽訂，對中南半島極爲熟悉。隨着中柬關係越來越密切，不能排除美國將重新重視中南半島，特别是重視在柬埔寨的戰略布局。柬埔寨某高級官員認爲拜登任上，柬埔寨的處境將會更加艱難。未來中美在柬埔寨的博弈將可能會進一步激化。

　　二、柬埔寨政治走向的不確定性

　　中柬加强投資合作面臨着不確定因素，這種不確定主要來自柬埔寨政治局勢的變化。2013年美國策動的顔色革命雖然失敗，但在受到西方價值觀滲透，且實行多黨選舉的國家中最容易發生顔色革命。柬埔寨未來是否會以西方價值觀爲旗幟建立新的親美歐政權，存在着不確定性。

　　1.柬埔寨政府高度重視維護政局穩定

　　柬方對顔色革命的警惕性較高。2013年後，洪森政府進一步認識到美方的顛覆企圖，防止顔色革命陰謀被寫進國家發展戰略，成爲柬政府維護國家和政權安全的重要任務。針對西方勢力和反對黨的攻擊，柬已采取一些措施應對，如成立偏向執政黨的工會組織與反對黨長期培養的工會相抗衡，果决地驅逐西方非政府組織並成立人民黨支持的民間團體。柬整治了報紙、電視、廣播等傳統媒體，洪森親自開通Facebook等社交媒體賬號加强與網民互動，並號召支持者在網上積極發聲，對冲反對勢力的聲音。柬政府努力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近10年來柬始終保持了7%以上的經濟增長率。工人農民等底層群體的利益保護得到改善，最低工資綫不斷提高。

　　洪森的控局能力强。洪森軍人出身，重視對“槍杆子”的把控，軍隊高級將領均爲親信。其長子洪瑪内現任柬埔寨王家軍副總司令、陸軍總司令。洪森領導的人民黨組織動員能力很强，其黨支部建到了鄉村一級，可較及時反映和應對社會异動。近年的柬勞工問題，柬越、柬泰邊境領土争端，以及西港中國人與當地人糾紛等均被柬反對勢力借題發揮，但未對政局穩定形成實質性衝擊，證明瞭洪森政權的控制能力。

　　反對黨還不成氣候。沈良西敗走法國之後多次聲稱將回國但又頻頻“失約”，在黨内外失去公信力。新黨“高棉愛國黨”内没有原救國黨的核心人物，黨員少，組織不全，尚難以再現昔日輝煌。根索卡等反對黨核心人物創建新黨申請遲遲未獲柬内政部批準。反對黨近幾年主要是蓄勢發展，組織小打小鬧的遊行、抗議，並無成爲顔色革命旗幟的資本。柬政府批準救國黨改頭换面出現，一是看到該黨暫時還掀不起大的浪花；二是可以維係一個“民主”政府的形象。

　　2.未來存在發生顔色革命的可能性

　　作爲一個後發展國家，柬埔寨資金短缺、人才匱乏、制度建設滯後，國家治理能力不足。柬政府官員存在瀆職和貪腐現象，引起百姓强烈不滿，成爲反對黨和外部勢力抨擊的藉口。再加上部分中國人在柬埔寨造成的社會問題使柬反對派從中找到了攻擊中國和洪森政府的藉口。救國黨前任主席沈良西2019年2月在社交媒體上以“警告在柬埔寨的中國人”爲題發文，煽動極端民族主義情緒並指責現政府腐敗無能。另一方面，美國已在柬社會培植“民主力量”長達27年，柬部分人特别是青年一代求新求變，受負面宣傳左右對現政權有扺制之心，蓬佩奥因此説柬“民主運動”基礎好。2013年選舉投票結果表明洪森和人民黨的“民心”根基還不够牢固。綜合多種因素推估，未來幾年柬埔寨存在發生顔色革命的可能性。

　　可以假設上述風險成爲現實的三種情形。情形之一與洪森個人健康情况相關。如果他在首相任期内突然因身體原因無法履職，短時間内没有人能填補他留下的權力真空。情形之二是在未來的選舉中人民黨仍然獲勝，但洪森交棒給自己的信任之人。盡管如此，其繼任者由於内部權争和外部壓力，有可能偏離柬埔寨當前的内政外交道路。情形之三是反對黨卷土重來，通過選舉堂而皇之地走上政治舞台中心。根據筆者在柬埔寨對官員、學者、企業家及普通民衆的訪談印象，柬埔寨民衆對某些官員的腐敗行爲深表不滿，因此才會出現最近一次大選時金邊烏央西大市場大部分的小商販將票投給救國黨的情况。此外，筆者在柬田野調查兩年，切身感受到“柬埔寨人民選擇救國黨，不是代表救國黨有多好，而是他們對當下心懷不滿”。因此，有些柬埔寨民衆只想改變，而不顧改變的後果。當救國黨2013年提出“改變（Change）”作爲競選口號時，竟然一呼百應，令人民黨猝不及防。客觀來説，人民黨的執政危機從中長期來看客觀存在，特别是隨着“小政府、小社會、大家族”的利益格局的形成，不排除新的政治力量的出現。另外也不能排除某個偶然的“黑天鵝”事件引發政局震盪，成爲顔色革命導火索。大體上，2023年及此後的柬埔寨大選都將是柬埔寨變局的較重要時間節點。

　　柬埔寨如發生顔色革命，必然伴隨着外交政策的一定程度折轉，特徵是從當前外界所謂的“倒向中國”向更注重“大國平衡”轉變，美日歐的介入空間增加。這種變化對中國在柬、在東南亞利益造成的後果即使不用“灾難性”形容，中國在柬利益受擠壓，中柬在國際和區域舞台的合作不如當前緊密，經貿領域大型項目受影響等也是大概率事件。

　　第三節　中國的應對思考

　　一、規範在柬埔寨的投資行爲

　　中國對外投資所面臨國際環境的復雜性是長期的，某種程度上並不可控。所謂“打鐵還需自身硬”，提昇中國在柬埔寨投資的效果首先應當從規範投資行爲開始，這包括打擊違法行爲、加强對投資者的引導和提昇投資項目質量等方面。

　　1.嚴厲打擊中國公民在柬埔寨從事非法網絡博彩行爲

　　赴柬埔寨的中國投資主體和從業人員多元，泥沙俱下中不免出現違法違規現象，其中又以非法網絡博彩爲甚。中柬兩國政府多管齊下，已經使少數中國人在柬埔寨特别是西港從事非法網絡博彩繼而引發的黄、毒及其他社會治安問題得到極大改善。但需要看到，由於柬埔寨法律法規漏洞的存在以及巨大的利益誘惑，非法博彩業有復燃苗頭，一些違法人員仍在該處滯留，涉及中國公民惡性案件時有發生。例如爲了應對我國限制相關人員赴柬埔寨從事博彩業，有的網絡博彩公司開始在當地及印尼、馬來西亞等國家招聘會説中文的員工，其中既有華人也有中國公民。僅2020年1月底至2021年2月初，媒體公開報導的導致中國公民死亡的暴力犯罪案件平均2個月一起。這還不包括不時發生的中國公民因賭債纏身而墜樓自殺事件。爲此，中國駐柬埔寨大使館多次提醒在柬中國同胞潔身自好，遠離賭博。

　　中國投資者和從業者所介入的網絡博彩行業是中國與柬埔寨投資合作中的一股“逆流”，不僅干擾兩國投資合作氛圍，對全面經貿往來所産生的負面影響也不容低估。這個問題不解决，於中國投資者而言安全可靠的營商環境就難以形成，兩國在戰略對接背景下設計的西港發展合作遠景也難以實現。爲此，兩國政府應進一步加强協同治理。我方繼續支持柬埔寨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和提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在充分尊重柬埔寨主權前提下加强執法合作，嚴打中國公民犯罪行爲，消除少數不法分子把柬埔寨視爲“法外之地”的思想。同時，截斷兩個“流”的渠道：一是非法資金在柬埔寨和中國之間流轉變現的渠道，二是涉賭人員在中國和柬埔寨之間往返的渠道。還要考慮到，博彩業的退出可能形成連鎖反應，觸及當地政府税收以及利益鏈上的民衆利益，這導致柬方部分官員在禁賭一事上態度猶豫。我方可加快推動國有企業進入，開發真正實現雙贏的投資項目。總之，通過打擊非法投資和從業行爲及其他綜合措施，確立哪些領域可以投資、什麽企業可前往柬埔寨的規範，解决好中國公民應在兩國投資合作中扮演的角色問題，雙方投資合作的前景就有了基本保证。

　　2.加强對海外投資者的引導與培訓

　　中柬兩國政治經濟合作密切，投資合作的進一步深化方向應該是從投資規模向投資質量的轉變，通過引導提昇投資者的行爲意識是其中首要環節。爲此，可由政府指導，以投資促進會、在柬埔寨中國商協會等爲主體，定期或不定期地舉辦對外投資培訓，甚至可以將參加這些培訓作爲資金、人員往外走的條件之一。

　　針對中國企業在柬埔寨的投資現狀，亟需通過培訓和引導提高的包括四種意識：一是國情意識，這不僅指柬埔寨海外政治經濟大環境，也包括當地文化風俗和族群心理等方面。多位柬埔寨受訪者反復强調這一點，如柬埔寨某記者建議中國企業家一定要“先諮詢當地專家、體驗社區生活來瞭解當地社會，並提前做好社會和環境影響評估，避免在投資過程中與當地社會産生衝突。”柬中記者協會中方有關負責人建議“先摸清當地國情，尊重當地風土人情。”二是長期投資意識，避免暴利心態、“撈一把就走”而不顧他人甚至不惜在同行間進行惡性競争的心理。正是這種“撈一把就走”的心態導致許多中國人缺乏融入當地社會的動力，從而引發一系列“民心不相通”事件的發生；三是風險意識，使企業認識到柬埔寨固然是一塊有待開發、前景可觀的投資處女地，但在多種利益復雜交織争鬥以及地緣政治博弈環境下，投資結果的不確定性較大。未來隨着更多國家的資本進入柬埔寨，中國企業在柬投資風險只會加大而非相反；四是法規和責任意識。柬埔寨某高級官員在接受筆者訪問時，用“痛心疾首”形容對少數中國人不遵紀守法的感受，稱之影響幾代華人長久以來用喫苦耐勞、誠實守信積攢下的好名聲，影響柬埔寨人對遵紀守法的中國投資者的印象。改變中國企業在國外善於走官商關係而規避法律的印象，並確立企業對中國國際形象、對當地社會的責任意識的重要性還在於，可防止爲國際上的反華勢力攻擊中國提供抓手。

　　3.加强投資管理，提高中國投資項目效益

　　投資項目的效益可以從兩個方面理解，一是以質量爲前提的經濟效益，二是項目産生的社會效益。中國投資要適應柬埔寨的經濟發展規劃變化同時考慮區域平衡，重視精準投資，遏制無效、低效投資比重。在柬埔寨投資項目實施過程中，應重點加强對國有企業所承擔項目的監督和驗收，切實提昇項目質量，實現雙贏效果。柬埔寨7號公路由於質量問題重修事件極大損害中國企業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聲譽，其教訓深刻。至於社會效益，與上文提及的對柬埔寨國情、法律、人文的尊重意識相關。未來在考核中國企業的海外表現時，如能加入與當地社區的交流與融合度指標，可對减少企業爲趕工期而大量使用中國産品、技術、勞工，不重視社會責任和項目所在地民衆切身利益等問題發生機率有所裨益。

　　二、反擊污名化宣傳

　　在難以控制的渠道和過於自由的媒體環境下，西方國家和柬埔寨反對黨以一元化話語合謀媒介、製造範式、左右情感，對柬埔寨公衆進行意識操控，通過YouTube、Facebook等自媒體及私營傳媒上醜化中國投資和中國形象。影響不僅在於增加了中國投資的政治風險，也直接衝擊着中柬關係。柬埔寨政府的反駁，包括洪森首相的親自出面説明，在雙重博弈的復雜語境下其實效果有限。中方的反應謹慎，在國外傳媒上對西方和反對黨污名化進行的針峰相對的揭露和批判較少見，對國外受衆來説易於産生“默認”或“理虧”的印象。

　　反擊污名化操縱的舉措首先是要打破信息供應壟斷，終結媒體上的西方話語“霸權”，構建多元共存話語體系格局。爲此，應廣泛布設輿論平台，推動我國媒體在柬新設或合作設立新媒體平台和報紙。無論是政府部門還是企業均應改變“重對内宣傳而輕對外宣傳”的思維定勢，加强在主流媒體和自媒體上以英文、柬文開展的宣傳。其表達應符合國際受衆特别是青年一代的習慣，僵化、刻板的文字效果適得其反。另一方面，還要對我國涉及柬埔寨的微信公衆號依法嚴格管理，某些公衆號爲了博眼球而跟風夸大中國投資者和中國公民在柬埔寨的負面信息，甚至直接從國外社交媒體上翻譯、傳播假消息，成爲污名化聲音的傳聲筒。其次，要敢於開展公開透明的對話甚至辯論。中柬投資合作作爲一種跨國界、跨文化的經貿往來形式，受到諸多不確定因素影響，在個别項目、少數投資者和從業人員身上出現問題並不奇怪。面對指向中國投資的種種非議，監管部門、企業、學者都有責任第一時間進行回應，開誠佈公地擺事實講道理。這種對話有利於擺脱西方和柬埔寨反對黨預設軌道，揭示其言語、術語和思維的狹隘性，有利於贏得柬埔寨民衆的理解。

　　正如習近平主席所指出的，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是加强我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重要任務。要更好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向世界闡釋推介更多具有中國特色、體現中國精神、藴藏中國智慧的優秀文化。要注重把握好基調，即開放自信也謙遜謙和，努力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

　　三、争取柬埔寨青年一代“民心”

　　鑒於年輕人在柬埔寨人口中的比例及這一人群在網絡上的活躍度、對政治的關注度，可知他們是柬埔寨民間關於中國投資和中國形象的負面認知的主體。還要看到，當代柬埔寨青年的思想“西化”進程仍在進行。如果説普通青年群體主要受到了通過媒體渠道傳播的西方價值觀影響，青年精英階層則不少人在教育過程中被歐美化。柬埔寨的學校有政府出資辦的公立學校、華人贊助的華校、國際學校三類。因柬埔寨教育水平不高，大部分中産以上家庭選擇送子女上國際學校。國際學校爲全英文授課，灌輸歐美教學模式和理念，學生畢業後以赴歐美高等教育機構深造爲首選項。於是近年出現一種奇怪的現象：一些長年在國外留學後歸來的青年滿口流利的英語，本國母語却説得磕磕巴巴。當前柬埔寨政商學界許多青年精英骨子裏信奉西方價值觀，無形中引導着全社會形成崇尚歐美文化、向往西方生活的風氣。這群青年精英是未來柬埔寨國家建設的中堅力量。政權迭代之時，他們如何定位中美博弈中的柬埔寨角色，將在相當程度上决定中柬關係的走向和兩國投資合作的前景。

　　中國與柬埔寨務實推進人文交流與合作，取得了豐碩成果，包括通過人文交流合作的實施規劃項目爲柬埔寨培養了一批跨文化交際的語言人才、行業領軍人才和優秀技能人才。但在民心相通方面還存在文化交流不平衡，青年往來不足是其中之一。未來中柬人文交流應把争取柬埔寨青年“民心”放在突出位置。教育和人力資源培訓合作是最重要的途徑。當前在中國學習的柬埔寨留學生僅2400人，每年獲中國政府奬學金者不過200人，這與歐美日等國對柬埔寨教育交流力度相比有明顯差距。考慮到兩國共建命運共同體的特殊關係，應在中國－東盟多邊教育交流機制和中柬雙邊人文交流機制下，統籌教育部、地方政府和高校的資源，增加對柬埔寨學生來華留學的吸引力。人力資源培訓爲柬埔寨所急需，青年幹部研修班形式的培訓既能爲柬埔寨政府官員提昇素質服務，又能使他們通過研習經歷認識真實的中國。此外，還應通過多種方式與柬各類青年組織建立聯繫，加强與青年學者、企業家、大學生、政黨成員的溝通，不逥避接觸反對黨成員。

　　四、加强中國非政府組織在柬埔寨的存在

　　柬埔寨對西方非政府組織的影響力感到擔憂，希望加强相關研究，同時對中國非政府組織持歡迎態度。柬總理府官員就曾對筆者表示，柬埔寨本國對西方非政府組織滲透的研究不够，這方面要仰賴中國的支持。我國確有必要加强對柬埔寨西方非政府組織研究，瞭解其新的組織模式，分析其發展趨勢及對柬政治局勢的影響。在此基礎上，鼓勵和推動我國非政府組織及其他民間組織走進柬埔寨，利用自身的優勢和特色資源助推柬埔寨社會發展，在此過程中與西方非政府組織争奪影響力。

　　當前，盡管數量有限，但確已有中國社會組織已經進入包括柬埔寨在内的東南亞國家。從調研情况看，這些社會組織尚未能充分發揮作用。在柬埔寨的中國民間團體大多附屬於特定企事業單位、科研機構，或本身就與這些機構是“兩塊牌子，一套人馬”，行政化的管理色彩比較濃重。這首先導致相關人員出國時間受到嚴格限制，即普通出訪一國只能停留5天，對於到鄉下從事公益類技術指導、宣傳推廣活動來説遠遠不够。國外的非政府組織專家往往扎根一地數月甚至更久。其次，一些團體對非政府組織理念和模式瞭解不深，服務意識不够，影響柬方合作者對中國的認知。柬埔寨民間社會組織聯盟某官員舉例説，中國派出的專家以首都金邊作爲據點，早晨下鄉，晚上回金邊住。而西方非政府組織的專家却和鄉村的百姓吃住在一起，甚至到當地的寺廟聽佛經、聊天。鄉村的衛生條件不好，中國的專家自帶水杯；日本專家買茶具、杯子送給當地民衆，並和老百姓用相同的杯子喝水。其結果是“西方的專家下農村時當地百姓紛紛圍攏握手；中國專家下農村没有人理睬。”再就是宣傳不到位。中國相關組織缺乏外語人才，也没有在柬埔寨宣傳的内生動力。中國民間組織參與兩國人文交流，其中不乏亮點，但相關柬語報導信息非常少，當地普通民衆對此並不知情。

　　非政府組織是發揮軟實力的載體和平台，增加我國非政府組織在柬的存在，應在推動和管理兩方面着力。一是鼓勵國内運行規範、實力較强的環保、農業、慈善等領域社會組織有序“走出去”，成爲我國服務國際事務治理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公共産品；還應爲體制内的組織適當鬆綁，創造相對寬鬆的發揮作用空間；二是加强派出前培訓，提高相關人員的責任意識、尊重當地文化習俗的意識及相關知識，把公益事業做到當地老百姓“心坎”上。三是依法依規對社會組織在柬埔寨行爲進行必要監督，對有損國家形象的社會組織及相關人員進行懲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