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的背景與意義

　　（一）研究的背景

　　中柬兩國有着悠久的傳統友誼。1958年7月19日兩國正式建交。長期以來，中國幾代領導人與柬埔寨西哈努克國王建立了深厚的友誼，爲兩國關係的長期穩定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955年4月，周恩來總理與時任柬埔寨政府首腦西哈努克在萬隆亞非會議上結識。周恩來、劉少奇曾多次率團訪柬，西哈努克6次訪華並曾兩次在華長期居留。他領導柬埔寨人民反抗外來侵略、維護國家獨立和主權的鬥争得到中國政府和人民的大力支持。

　　2010年中柬兩國建立全面戰略合作伙伴關係，雙邊關係進入新時期。2014年，中國取代美國成爲柬埔寨最大的貿易伙伴，並連續三年成爲柬埔寨第一大貿易伙伴、第一大投資來源國。2016年10月，習近平主席訪問柬埔寨，並在當地主流報紙《柬埔寨之光》發表署名文章，用“肝膽相照的好朋友”“情同手足的好鄰居”形容中柬友誼。2019年4月，兩國簽署《構建中柬命運共同體行動計劃》，雙邊關係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當前，中柬兩國保持着友好密切的交往，柬埔寨政府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支持力度很大。與此同時，中國在柬埔寨的投資面臨不少風險和挑戰。

　　1.大國在柬埔寨的博弈日趨激烈

　　大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博弈從未停止，表面看似平静的中南半島實則暗流涌動。美國、日本等西方國家希望藉助柬埔寨、越南加强在東南亞地區和南海的影響力。中國有意通過柬埔寨加强與東盟聯繫。越南是美國在東南亞的重要戰略支點國家，而中越關係因兩國領土争端及歷史遺留問題等原因短期内難以冰釋前嫌。因此，柬埔寨成爲中美等大國在東南亞地區博弈的關鍵國家。以美國爲首的西方打着“民主”旗號，横加指責中柬兩國的政治體制和人權問題。與此同時，中國海外投資風險的系統分析和應對措施尚不健全，而部分投資者和從業者在海外的不當行爲易爲國際反華勢力所利用，作爲攻擊中國的抓手。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國家利用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台、臉書（Facebook）等媒體，並借反對派勢力抨擊洪森政府，抹黑中國投資。

　　2.柬埔寨内部黨派鬥争危及政局穩定

　　柬埔寨内部黨派鬥争依舊激烈。2013年大選後，柬埔寨救國黨成爲國會第二大黨，這對柬政府的衝擊力度很大。在第六次大選前，以洪森爲首的人民黨和以沈良西（Sam Rainsy）爲首的救國黨展開了激烈的角逐。2017年柬埔寨救國黨主席沈良西辭去主席一職，繼任主席根索卡以叛國罪和間諜罪被捕，隨後該黨被强令解散。這樣做的後果是西方的制裁和施壓加劇。在美國的支持下，救國黨依舊活躍於政治舞台，並頻頻利用中國投資話題抨擊洪森政權。沈良西通過自媒體不斷渲染中國人在柬的不當行爲，煽動柬埔寨底層民衆反華情緒。

　　3.部分中國企業和公民行爲導致柬埔寨社會厭華情緒上昇

　　中國是柬埔寨第一大遊客來源國，此外還有大量中國人以投資或移民途徑進入柬埔寨。西港是柬埔寨中國人最爲集中的地區，在整個大西港圈有約30萬中國人，其中約15-20萬在西港。他們對雙邊經貿合作和當地經濟發展做出貢獻。但是，部分中國企業和公民在柬埔寨造成的負面影響也不容忽視：一是閉環式的經濟模式未明顯直接惠及當地普通民衆。部分中國企業在柬埔寨只做中國人的生意，與當地的民衆幾乎完全割裂。普通民衆無法直觀感受到自身受益，甚至覺得利益受損。二是推昇當地房價和物價，擠壓底層人民的生存空間，打破原有社會生態平衡。三是少數人違法亂紀，從事黄賭毒行業。中國部分涉黑組織及人員進入西港，惹事生非、打架鬥毆事件時有發生。四是中柬兩國民心相通有待加强，有些誤解和矛盾越來越深。這些負面因素叠加在一起，導致柬埔寨部分民衆對華心態變化，這對中國投資形成嚴峻挑戰。

　　柬埔寨已成爲中國在東南亞的投資重鎮，兩國合作潜力巨大。中國投資在柬埔寨呈現出的種種問題與中柬關係的友好顯得極不和諧，兩國投資合作面臨的挑戰亟需深入細緻分析。筆者以長期實地調研爲支撑，通過前往柬埔寨訪談中柬雙方官員、學者、媒體從業人員、企業家、非政府組織人士和普通民衆等，對中柬民間投資合作情况進行了深入的調研分析，最終形成了《大國博弈下的中國在柬埔寨投資研究》一書。

　　（二）研究的意義

　　一般邏輯上説，中國人和資本的到來能促進投資國經濟社會發展，增加經濟文化交流並促進民心相通。現實中存在的問題則是有些對華友好國家和地區，當地部分民衆對中國資本運作模式表現出的不適應感越來越突出。而在國際整體層面，地緣政治鬥争與投資目的地的政局因素叠加，常使中國投資脱離單一經濟層面而被政治化。本文以柬埔寨爲案例，研究中國人和中國資本“走出去”投資格局與動態，探究大國博弈背景下中國在柬埔寨的投資所面臨的挑戰和問題的規避之道，其意義主要表現在：

　　第一，對促進中柬傳統友好關係具有現實意義。中柬友好交往的歷史悠久。近年來，在“一帶一路”與“四角戰略”對接以及雙方構建命運共同體的背景下，兩國雙方高層互訪頻繁，戰略互信不斷增强。2016年和2018年，習近平主席和李克强總理先後訪問柬埔寨。洪森首相也多次對華進行正式訪問。雙方經貿合作基於互補關係，在雙方政府的引領下不斷深化，成長爲兩國關係的重要支柱。投資合作是經貿合作中最活躍的部分，相關研究能爲雙邊關係更深入發展發揮積極的現實作用。

　　第二，對中國在柬埔寨的海外利益保護具有積極意義。隨着“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柬埔寨成爲中國在東南亞的投資重地，這爲柬埔寨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兩國投資合作的行穩致遠，需要對其中風險與挑戰進行有學術依據和現實一手資料支撑的深入剖析。本研究希望能對現有在柬投資的中國企業和個人起到風險提示作用，對中國政府、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及個人投資者發揮參考價值。

　　第三，對中國在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海外投資具有借鑒意義。中國在柬埔寨的投資具有額度大、企業多、涉及領域廣的典型特徵，是中國海外投資的縮影。將柬埔寨作爲案例，觀察國際體系和國内政治因素如何在互動中衝擊中國投資，中國資本和企業應完善哪些方面“内功”，這對於中國在東南亞其他國家，以及非洲、中東、南亞等地的海外投資無疑都具有借鑒與參考價值。

　　現有國内外學術成果大多從宏觀上回顧和分析中柬總體關係，對雙方投資合作研究相對薄弱，本文能在這方面作一些補充。筆者試圖結合文獻和調研所得，從更加客觀中立的角度呈現中國在柬投資的全貌，厘清中國投資在柬埔寨産生動態影響的邏輯。爲此筆者多次赴柬埔寨做田野調查，這與多數學者的研究方法有所不同。與西方學者和柬埔寨當地學者相比，筆者與在柬埔寨的中國投資者有直接訪談渠道，能相對全面地獲得關於中國投資的信息。筆者進行了兩年多的田野調查，使用觀察/參與的人類學研究技巧，對各級政府官員、黨派人士、社會組織負責人、學者、企業家、媒體從業人員、國際機構代表等進行面對面的交流。因此本文可在一定程度彌補當前研究中的資料缺憾，這些資料也爲中國在柬埔寨的投資及當前中柬關係進行與時俱進的分析提供了重要基礎。

　　二、國内外研究綜述

　　（一）中柬關係研究

　　1953年11月9日，柬埔寨脱離法國殖民統治獨立，直至1993年舉行第一次全國大選前，共經歷了5個不同的政體。1993年大選催生了柬埔寨雙首相制的聯合政府。1997年洪森在“七月事件”後掌權，柬埔寨進入相對較爲和平穩定的時期。柬埔寨政府爲平衡西方國家的制裁，開始逐漸靠向中國，中柬關係隨之迅速發展，雙邊合作不斷深化。21世紀後，中柬兩國無論是在政治、經貿合作等方面都保持了積極發展態勢。隨着“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柬埔寨成爲中國在東南亞的投資重地。2020年，新冠疫情下，中國對柬非金融類直接投資高達88.7億美元，是柬最大的外資來源國。總的來看，國内外學者圍遶這一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以下幾個方面：

　　1.關於中柬政治關係的研究

　　中柬早在2000多年前的扶南時期就開始了正式交往，中國使節康泰和朱應曾到訪柬埔寨。元朝浙江温州人周達觀著的《真臘風土記》是現存與真臘同時代者對該國唯一的文字記録，對現研究真臘及吴哥窟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也將柬埔寨的歷史文字記載往前推至十三世紀。中國學者趙和曼通過現存的歷史記載，發現元代時期占城、交趾等國對元朝的進貢事實，推斷與占城國土相連的真臘國爲了和新興的、强大的元朝友好，應當會派遣使臣入貢，但他認爲還没有達到“奉表稱臣”的地步。至於當代中柬政治關係，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寥寥，西方學者的關注亦不多。美國學者馬克(Mark)的研究具有代表性，他認爲1955年諾羅敦·西哈努克國王與周恩來總理在印尼“萬隆會議”上相識並建立了持久的個人友誼，這是柬埔寨在中國外交政策中享有獨特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1958年柬埔寨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合法性，並幫助中國打破了在聯合國被孤立的局勢。西哈努克和毛澤東、周恩來的革命友誼爲現如今的中柬關係奠定了堅實基礎，這是中外學者的主流看法。翟强運用了大量的中美國家檔案重點分析了1954年至1965年中柬“特殊關係”的形成。他認爲這11年裏，中柬兩國建立和保持一個友好的雙邊關係，中國不僅爲柬提供經濟援助，還提供安全承諾；而柬堅守中立原則，没有像泰國和菲律賓一樣參加美國在東南亞組織的遏制中國的條約體系，這爲中柬關係的發展和深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歷史是延續的，跳開任何一個時間節點的歷史碎片都無法完整地拼凑出歷史的原貌，也無法順利地推演歷史事件對當今柬埔寨經濟社會的影響。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中柬關係一直是各界關注的焦點，中國學者對這段歷史顯少涉及，西方學者則大多持批評的意見。1997年以前，受越南扶持的洪森政府與中國保持“不冷不熱”的非正式關係。1997年的“七月事件”是柬埔寨的歷史轉折點，馬克(Marks)認爲當年洪森將一直暗中支持奉辛比克黨的台灣非官方聯絡處驅逐出金邊，這一舉動换取了中國次年首先承認洪森政府的選舉結果。他還認爲中國成功地運用四種國家政權手段來加强與柬埔寨的友好關係，確保建立區域國家安全戰略來平衡美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從而確保中國在東南亞的安全。隨着中柬兩國不斷加强合作，中國成爲柬埔寨援助和投資的主要來源，其中包括8億美元的援助和貸款。2010年12月，中柬建立“全面戰略合作伙伴關係”，爲兩國關係的進一步深化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2016年10月，習近平主席訪問柬埔寨期間，兩國領導人用“堅不可摧”(unchangeable)來形容中柬友誼。

　　對於進入21世紀，特别是“一帶一路”倡議背景下的中柬政治關係，一些西方學者主要從“依附論”的視角進行觀察，得出一些有失公允的結論。特倫斯(Terence)認爲柬埔寨選擇依靠中國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擔心越南和泰國不斷增長的經濟優勢將威脅柬埔寨的主權和領土安全，地緣政治的威脅促使柬必須尋求一個域外大國的保護；二是與國際銀行和國際組織的援助相比，中國的投資和發展援助更能滿足柬當前的經濟發展需求；三是和泰國關於柏威夏寺的矛盾糾紛中，柬埔寨發現東盟没有發揮實際的作用。柬埔寨當權政府不斷宣傳越南是該國最大的外部威脅，大量宣傳中國投資的好處，並允許當地媒體偶爾報導中國商人的不端行爲，使反華情緒得以控制。亨·菲克迪（Heng Pheakdey）通過專家訪談、媒體分析和廣泛的文獻綜述，通過仔細研究中國對柬埔寨投資和援助的争議，批判性地分析中國在柬埔寨的利益及其關係，並討論現有的中柬關係是否是一場正和遊戲。但他認爲中國並不關心柬埔寨的普通公衆，而只關心這個國家是誰做决策。韋弗(Verver）認爲中國在柬重新崛起的商業主導地位與中柬民心不通的困境一樣引人注目。柬埔寨精英階層和底層民衆之間的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矛盾分歧也不斷加大。雖然洪森的强權統治遍及柬埔寨，但人民黨正在逐漸失去其選區，這在不久的將來會對政治穩定造成不利影響。但是他强調與紅色高棉一樣，柬埔寨的反華情緒基本上不存在。

　　至於雙方關係中的挑戰因素，波拉·黎(Bora Ly)認爲盡管中國對柬埔寨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中柬雙方還是存在一些問題，例如柬埔寨試圖保持與美國在反恐等次湄公河倡議等方面的合作，另一方面由於紅色高棉等因素的影響，洪森“應該不會完全信任中國”。北伊利諾伊大學凱恩（Kheang Un）教授認爲，1993年聯合國對柬埔寨進行民主干預之後，柬埔寨人民黨（CPP）的行政能力變得薄弱。人民黨爲保持選舉威權主義的存在，不斷提昇其國内治理的强制能力。但是，這樣做的後果是公衆的政治意識增强，社區組織中政治活動興起，反對黨更加團結地開展反抗運動。也有學者認爲，如果柬埔寨主要依靠中國提供經濟援助和軍事援助等來管理國家，這將“破壞柬埔寨剛剛發展起來的民主和人權”。此外，柬埔寨與中國的關係越密切，將影響其他國家和地區對柬埔寨的外國直接投資，因爲柬埔寨與中國之間的密切關係，尤其是軍事關係，並不是美國、日本和歐盟希望看到的。埃德加(Edgar)則認爲“火車已經離開了火車站”，現在的問題不是柬埔寨是否應該繼續與中國合作，而是柬埔寨政府根本没有可行的替代方案，關鍵的問題是如何處理柬埔寨對中國在貿易、投資和經濟援助等方面嚴重依賴的政治經濟“後果”。波拉·黎(Bora Ly)警告説，爲實現戰略經濟目標，柬埔寨必須尋求外交政策，這意味着要加强與所有國家的合作，他認爲柬埔寨如若不謹慎會陷入“超級大國競争的陷阱”。

　　2.關於中柬經濟合作的研究

　　中國是柬埔寨經濟合作的重要伙伴。瓊斯（Jones）指出，從1955年西哈努克將柬埔寨從法國聯盟獨立出來並開始實行中立政策起，中國和美、法一起給予柬經濟援助。柬埔寨經濟經歷政治動盪波折後，於1991年後開始恢復增長。1997－1998年，中國在柬投資增長了兩倍，成爲柬埔寨第一大或第二大外國投資來源。在官方發展援助方面，2009年中國成爲柬埔寨最大的捐助國，認捐257百萬美元，而歐盟爲2.14億美元,日本爲1.13億美元。馬克等認爲中國已經成爲柬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來源，并且柬埔寨政府繼續加强與中國政府的合作以尋求更大的投資，西哈努克省的經濟特區建設就是一個很好的案例。經濟學家斯瑞·尚西（Srey Chanthy）從中柬港口合作的角度出發，他認爲柬埔寨到中國的港口直航將是很好的，中國有可能成爲柬埔寨出口的大市場，這對柬埔寨的經濟增長有重大意義。但是，西哈努克港口必須繼續改善其服務，昇級改造成現代化的港口。2016年，中國將30%的投資和36％的雙邊援助投向柬埔寨，中柬雙邊貿易總額達48億美元，而中國對柬埔寨的投資却高達51億美元。2018年，柬埔寨在西哈努克省建設“經濟發展特區”，修建機場、深水港、高速公路等實現柬埔寨與周邊地區的互連互通。

　　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中國企業開始陸續進入柬埔寨投資，但大量中國資本流入柬埔寨始於2010年後。馬克（Marks）注意到中國利用在柬的廣東、福建、香港和澳門等商會加强與柬的經濟聯繫。福布斯（Forbes）認爲柬埔寨的中國企業高度依賴中柬社區，這種共生關係提昇了柬籍華人的經濟和政治地位，並爲中國對外投資提供了額外的途徑和渠道。中國在柬埔寨農業發展、制藥、塑料製造、紡織和糖廠等領域的投資也是非常明顯。亨·菲克迪（H.Pheakdey）認爲中國的這類投資和柬埔寨“最受歡迎的國家”、“廣義優惠制度”和“除武器之外一切免税”的地位是密不可分的，中國服裝工廠能够繞過美國和歐盟的配額和關税，並將其産品出口到世界市場。米歇爾·弗維爾（Michiel Verver）認爲20世紀90年代後，中國投資、企業和經濟移民涌入柬埔寨，中國和柬埔寨出現了政治上的相互依存關係。

　　通過與中國的經濟和政治關係，柬埔寨獲得中國的援助和捐贈，改善了基礎設施，從而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國直接投資。亨·菲克迪（Heng Pheakdey）認爲中國對柬埔寨的基礎設施建設、經濟發展、外國直接投資等具有重大貢獻。普拉丹（Pradhan）認爲柬埔寨是快速發展的經濟體，在政府提出的《2015-2025工業發展計劃》爲其科技水平發展和提昇基礎設施建設都奠定了良好的政策支持。傳統基建項目例如道路、水電站等建設不僅促進柬埔寨的經貿發展和科技創新，還助力柬埔寨直接跨越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至於中國向柬埔寨這樣一個“投資治理不善和政治風險高的國家”提供發展援助的原因，杰德（Jeldres)和馬克（Marks）認爲意在换取柬埔寨在政治上孤立台灣，同時希望削弱柬越關係，因爲越南長期以來一直將中國視爲東南亞地區最重要的戰略對手。

　　西方國家在給予發展中國家援助時往往以人權、民主、善政等爲條件，要求受援方進行改革。埃德加(Edgar)提及，中國的投資和經濟援助幾乎没有像西方國家的“審查”和“附加條件”。洪森曾稱柬埔寨已經把重點放在中國的財政援助上，這種援助擺脱了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關於民主、人權等方面的政治壓力。旺納裏斯（Vannarith）認爲西方國家對政客們設置附加條件與對民間設置條件並不相同，更加考慮公衆的需求。一些學者認爲中國對柬援助的管理不善，指出與世界銀行和日本的官方發展援助不同，中國和柬埔寨尚未建立明確的援助管理機制。在大多數情况下，中國的援助是無計劃的，而且往往是根據柬埔寨政府的要求提供的。如蘭卡斯特（Lancaster）所説：中國似乎以一種特殊的方式管理外援，没有集中的系統，外援機構和任務，或者正式的援助計劃。雖然現在中國的援助爲柬埔寨社會經濟的發展注入活力，但許多柬埔寨人對地方官員與中國援助和投資項目之間的私下串通交易表示不滿。此外，與其他捐助國相比，中國提供的貸款條件最不優惠，大多數中國貸款利率較高，攤銷時間較短，寬限期較短。

　　3.關於中柬軍事安全合作的研究

　　自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中柬軍事安全合作密切，主要形式是中方向柬提供軍營、學校、醫院、卡車和救護車等形式的軍事援助，以及軍隊、警察預備訓練和排雷等技術支持。1999年3月，柬埔寨國防部長狄班（Tea Banh）和西索瓦·西拉拉斯（Sisowath Sirirath）對華訪問，是中柬兩國軍事合作史上的新起點。此後，兩國軍事關係不斷深化。進入二十一世紀，中柬不斷深化的軍事安全合作受到部分學者關注。雷克斯梅(Reaksmey）認爲2008年11月中國軍艦“鄭和”號與400名船員停靠在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對中柬軍事合作關係有着里程碑式意義。普拉山斯（Prashanth）指出隨着中柬軍事關係不斷加强與深化，中國已成柬埔寨最大的軍事援助國家之一，雙方合作從中國的單向援助向雙向互動轉化。有觀點認爲，隨着中國繼續與柬埔寨建立軍事關係，國際社會將變得更爲不安，甚至將影響東南亞的穩定局勢。有學者擔心如果中國與西方國家，特别是美國或日本的關係惡化，一些國際投資者可能會迅速轉向對抗中國及其盟國，而柬埔寨可能被視爲中國的盟友。普拉山斯（Prashanth）認爲柬埔寨經過多年的内戰，雖然現在正在經歷政治民主化進程，但中國在柬埔寨影響力的不斷上昇會降低其他國家對柬埔寨的外交支持。對於柬埔寨來説犧牲與東南亞國家、美國及其盟友的關係爲代價，“完全跟着中國走”肯定不是最佳選擇。但是，柬埔寨選擇與中國合作的事實應該被視爲柬外交行爲的一種常見形式，不需要過分擔憂。皮查亞（Pichayada)認爲大選前柬埔寨各黨派利用民族主義拉選票，在民衆中重新引髮根深蒂固的反越情緒。柬埔寨政府允許主流媒體偶爾報導中國工廠剥削柬埔寨工人的情况或中國商人對當地法規的蔑視等新聞。柬政府也許想通過這種方式公開展示其對中國的“中立”態度。當然學界還存在一些批評中國資本與柬埔寨軍方關係過於密切的聲音。特倫斯(Terence)認爲由於柬軍方可以接觸到柬的政治精英和决策者，中國企業家發現繞過官僚程序而直接利用軍方關係較爲便捷。這也是中國商人在柬埔寨生存的方式之一，但中國商人不承認這樣的指責。

　　（二）中柬“一帶一路”合作研究

　　當前，中國把柬埔寨納入到“一帶一路”發展框架下，不斷加大對柬的投資力度，從公路、鐵路、橋樑和水電站等基礎設施進行投資，對柬埔寨的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要影響力。2015年6月，時任中國駐柬埔寨大使布建國指出，柬埔寨是中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綫重要戰略支點國家，中國非常樂意將中柬經濟合作納入“一帶一路”發展框架下，助力柬埔寨經濟發展，特别是在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投資等領域的合作。國内外學者關於中柬兩國在“一帶一路”框架下合作的研究主要是圍遶以下幾個方面展開討論。

　　有些學者認爲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的合作是雙贏或者多贏的，是東盟國家的良好機遇。韋德(Wade）早在2010年就提出相比於東盟的海島國家而言，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GMS）加强了中南半島國家間的區域經濟合作。旺納裏斯（Vannarith）認爲自2013年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來，文萊、柬埔寨、印尼等11個東南亞國家都成了利益相關者。特别是湄公河流域國家緬甸、老撾、泰國、柬埔寨和越南與“一帶一路”在中南半島的布局息息相關。對於沿綫國家而言，可以把“一帶一路”的優勢與中國的中長期發展戰略相聯繫，促進本國經濟增長，實現國内穩定以及加强與鄰國的互聯互通等。西潘那(Siphana)認爲“一帶一路”旨在促進亞歐大陸的互聯互通，促進沿綫國家的經濟合作和發展戰略對接，這不僅有助於增加沿綫國家的項目投資和就業機會，還加强不同文化、文明之間的對話、交流和學習。基礎設施建設是重要的國際合作方式，也是“一帶一路”建設的主要特徵，因爲投資基礎設施促進互聯互通對促進沿綫國家的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陳偉光等認爲“一帶一路”旨在促進世界各地公開的、透明的、開放的和平合作與共同發展。中國願意把自己的經驗和基礎設施開發與沿綫國家共享，利用互聯互通促進各國經濟政策之間的協調發展，促進更廣泛、更深層次的雙邊和多邊合作範圍，建立一個開放、包容、互利共贏的新框架。

　　一些學者就柬埔寨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提出了看法。阿爾文認爲對柬埔寨而言，加入“一帶一路”是非常必要的，中國當前對柬埔寨的投資不斷加大，而且可以預見未來將會有交通、能源基礎設施項目的投資建設，這與柬埔寨政府提出的“四角戰略”（Rectangular Strategy）和“工業發展規劃”（IDP，2015-2025）能形成互補的優勢，將進一步促進柬埔寨經濟社會的發展。金孔（Kimkong）也認爲促進柬埔寨基礎設施建設，不僅有助於實現互聯互通，更有助於提昇其在地區事務中的影響力。共建“一帶一路”的主要目標之一是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實現合作共贏、共同繁榮。這符合四個原則：開放與合作、和諧包容、市場操作和互利共贏，旨在增進沿綫地區各國間的理解和信任，加强交流與友誼。與世界貿易組織、G20等其他國際經濟合作組織相比，“一帶一路”倡議是開放的、不排除任何利益攸關方。陳世倫以“三位一體”（投資、貿易、援助+外交）的邏輯爲主軸梳理中柬關係，探究了“一帶一路”前後中柬關係的範式轉换。他認爲中柬關係可能將逐步從“恩庇-侍從”的援助國-受援國的交往模式，逐步轉變爲互利共贏、相互依存的“發展命運共同體”。邵建平等認爲“一帶一路”爲柬埔寨提供了經濟發展的大好機會，使其有機會能够趕上該地區的其他國家。由於它是對柬埔寨國家發展戰略的補充，“一帶一路”將幫助柬埔寨實現其到2030年成爲中等收入國家和到2050年成爲高收入國家的願景。金孔（Kimkong）指出，柬埔寨經濟的快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得益於其與中國的良好關係和中國的援助。“一帶一路”實現了貿易暢通和道路互聯互通，柬埔寨從中國進口鋼鐵等原材料變得更加便利，這不僅有效解决中國的産能過剩問題，還解决了柬埔寨建設機場、公路、鐵路等原材料供應不足的困難。特裏斯(Thearith)認爲在國家層面上，“一帶一路”倡議是柬埔寨基礎設施項目的重要資金來源，并且是實現其成爲該地區經濟樞紐的政策目標，及爲執政黨争取國内支持的一種手段。

　　有一些學者從“一帶一路”倡議將面臨的問題和挑戰視角出發進行分析。斯萬（Swaine）認爲“一帶一路”的成功與否取决於中國政府的政策和資源支持力度，取决於北京是否願意將這些收益與沿綫國家分享。要實現這一目標，中國和沿綫國家必須制定一個基於經濟原則和互相理解的行動綱領。郭憲綱等認爲“一帶一路”沿綫國家衆多，文化差异等因素會影響民心相通，因此需要加强各國人民之間的交往和互動。魯道夫(Rudolf）認爲“海上絲綢之路“從中國東部沿海港口出發，途經南中國海直至印度洋、太平洋，延伸至非洲、歐洲等地，最大的潜在風險就是中國與鄰國之間的領海、領土争端問題，這使一些沿綫國家對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保持戒備心理。東盟同樣擔心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加强在東南亞地區的主導作用，因此一些東盟國家對此保持猶豫的態度。萊爾森（Larison）創建了相互依存和結構力量的理論框架，將其作爲評估中國“一帶一路”倡議項目設計和最終結果的工具。他認爲“一帶一路”項目具有基於相互依存和結構性力量體系中運作的能力，爲中國創造結構性力量，但是中國在南中國海的行動與這些目標相扺觸，因此最終取得的結果將是不確定的。也有學者認爲中國利用“一帶一路”倡議來緩解國内壓力。魯道夫(Rudolf）認爲“一帶一路”倡議對沿綫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是不可否認的，但是中國依然是“一帶一路”最大最直接的受益者。一帶一路”倡議對刺激中國國内經濟，轉移過剩産能，提昇出口機會都具有重要的促進意義。馬昀也贊同“刺激中國國内經濟”的觀點，認爲在過去三十年中，中國實行了以製造和出口廉價商品爲重點的開放戰略。隨着勞動力成本的上昇，勞動密集型産品不再具有競争力，勞動密集型産業逐漸向鄰國轉移并聚集在一起。老式的開放戰略面臨巨大挑戰，中國需要一項新策略來刺激低迷的經濟。劉志彪認爲我國製造業的發展方式的轉變，要重視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被“俘獲”與“壓榨”地位以及如何及時突圍等問題。米爾（Miller）認爲中國的“一帶一路”對地處中南半島的湄公河經濟區中的柬埔寨産生了重要影響，但是最關注中國在東南亞動向的是日本，因爲日本長期爲該地區提供資金和基礎設施建設。

　　少部分學者擔心柬埔寨會在與中國“一帶一路”合作過程中因“倒向中國”而影響本國利益。李益波梳理美國在柬埔寨利益定位的基礎上，分析奥巴馬政府對柬政府調整的動因和手段、發展前景以及由此帶來的影響。卡普蘭（Kaplan）推斷“珍珠島鏈”是一個地緣政治概念，中國試圖在印度洋地區建立中國的軍事和商業網絡，並試圖利用其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實現從中國大陸至蘇丹的互聯互通，途經印度洋的斯裏蘭卡、馬爾代夫、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直至波斯灣等地。他認爲沿綫國家都應該小心謹慎處理與中國的關係。達拉（Dara）等認爲在“一帶一路”倡議開始之後,柬埔寨被視爲中國在東南亞最親密的盟友之一，擁有强大的政府間關係，並被許多人視爲中國的“附庸國”或“永遠忠誠的國家”。索文達（Sovinda）認爲在“一帶一路”框架之外或之内的中國投資和發展援助往往以少數柬埔寨精英而非一般公衆爲目標，容易滋生腐敗和裙帶關係。特倫斯（Terence）認爲支持北京在東盟的利益是中國向柬埔寨提供投資和貸款的條件之一。他還認爲隨着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在柬埔寨進行投資、務工，中柬雙方之間確實存在不對稱關係，洪森政府必須確保柬埔寨的反華情緒不會超出可控的範圍。埃德加（Edgar)運用比較的方法，分别分析老撾和柬埔寨對中國的依賴，他認爲老撾依賴中國的風險似乎相對較低，因爲老撾能够用越南進行對冲緩解；柬埔寨由於政府對政治社會的嚴格控制，普通民衆對執政黨和中國投資客的不滿情緒更容易被傳播和放大。寶來（Bora）認爲柬埔寨爲實現其經濟發展戰略目標，意味着要加强與域外國家的合作。但是，柬埔寨如若不謹慎，容易陷入超級大國競争的陷阱。柬埔寨過多支持中國在南中國海問題上采取的行動將會引發來自東盟内部的質疑，因爲人們認爲柬埔寨代表中國行事。但是，塞耶（Thayer）教授認爲，中國的支持將大大緩解洪森首相來自於柬埔寨内部民間團體的施壓和美國對柬埔寨民主和人權問題抨擊的壓力。凱恩（Kheang Un）則認爲柬埔寨當前的這種政治模式和中國没有太直接的關係。即使中國没有援助或支持，柬埔寨依然還是繼續堅持現在的政治體制。

　　文萊大學的布魯諾（Bruno）從“一帶一路”與東盟總體連接計劃（AMPC）的協同合作的角度出發，認爲AMPC可以緩解陸上東盟與海上東盟的現有鴻溝。由於東盟需要大量設施投資來實施其總體連接計劃，而“一帶一路”是迄今爲止亞非歐之間最大的互聯互通項目，對東盟而言是利好消息。柬埔寨學者索卡（Sok Kha）認爲柬方必須考慮柬埔寨對中國日益增長的依賴性，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相關的項目必須得到妥善管理，確保柬埔寨普通百姓也能共享到“一帶一路”帶來的經濟增長收益和成果。他也認爲對中國的過度依賴會對柬埔寨的外交政策搆成一定的限制。陳世倫通過回顧1993年後中柬貿易金額、外商直接投資和援助金額的變化，界定了中國在不同時期對柬埔寨的援助模式。基於援助模式的變化，再進一步分析“一帶一路”倡議作爲多邊經濟框架在加强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社會經濟關係方面的作用。張協奎和蘇彩虹主要是研究中國企業投資柬埔寨基礎設施建設的現狀，從大量投資案例中分析中國在柬埔寨基礎設施投資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並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

　　通過對中外學者的文獻梳理可以看出，中國學者更加關注中柬歷史關係，及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對柬埔寨的正向作用，對紅色高棉這一段較爲敏感的歷史鮮少涉及。反觀西方學者，他們對紅色高棉這段歷史的關注和研究較多，同時對中柬關係的批判性研究也較多。中國對柬埔寨投資這一課題的研究，無論是中國學者還是外國學者關注得都較少。國内學者方面，現有關中國對柬投資研究文章少，研究成果側重中柬政治經濟合作的宏觀考察。專就中柬經貿合作的研究成果僅數篇，大部分文章肯定“中柬命運共同體”框架下，兩國經貿合作成果。其中，朱陸民的《中國對柬埔寨直接投資的政治風險及化解路徑》一文，首次提到中國在柬埔寨投資可能存在政治風險並提出相關建議。中國學者較多地看到了中國對柬埔寨投資的正向作用，却鮮少對中國投資産生的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對與營商環境相關的柬政治制度、國家能力等方面的研究也較少，對西方國家及非政府組織對柬埔寨經濟社會的影響方面的研究更少。

　　而西方學者的研究多傾向於以西方爲中心，他們的分析基於一個先入爲主的觀念，即認爲中國的外交政策旨在通過預先謀劃的零和計算來促進中國的對外關係和經濟利益。因此，基於這種先入之見，西方學者和柬埔寨學者對中柬兩國關係做出了一些負面的評價。主要的負面觀點如下：第一，有學者認爲柬埔寨與實施一黨制政權的中國交往破壞了柬埔寨的民主和人權，甚至認爲中國的援助、投資和貿易有助於鞏固洪森首相的威權統治。第二，一些學者稱，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加大在柬埔寨的投資主要是爲瞭解决中國産能過剩的問題，從而促進中國的經濟利益。他們認爲最直接的例子就是中國在柬埔寨建的水電大壩，爲了促進中國的經濟利益，中國不考慮對東道國的後果。許多研究者認爲，柬埔寨的水壩建設項目的運作没有透明度，也没有遵循適當的環境和社會影響評估，從而導致環境惡化，當地社區生計的破壞和生物多樣性的喪失。第三，還有些學者認爲中國對柬埔寨的發展援助與中國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援助一樣，旨在誘使柬埔寨陷入債務陷阱。第四，還有一些學者認爲中國將利用這一債務陷阱將柬埔寨變成中國的附庸國，這將爲中國的外交政策利益服務，例如支持中國在中國南海的主張。

　　此外，許多現有關於中國在柬埔寨投資的研究都是基於智庫報告和有限的田野調查。西方學者和柬埔寨學者由於缺乏進入中國社區采訪的渠道，他們的資料來源通常取自社會組織成員以及一些柬埔寨政府官員的采訪，因此只提供了經驗上的淺層分析，甚至可以説存在片面性和偏見。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再通過筆者長期在柬埔寨田野調查，試圖站在更加客觀、中立的角度分析大國在柬埔寨的博弈，及其對柬埔寨的政治鬥争的交織互動，從而分析雙重博弈下中國投資對柬埔寨的作用及影響。

　　三、研究方法

　　本文旨在研究21世紀以來中國在柬埔寨的投資和當代中柬關係。本文主要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對大國博弈之下的中國在柬投資和中柬關係的發展進行了分析。定性研究並不像定量研究那樣試圖提供具有水平確定性的因果關係。實際上，定性研究提供了必要條件的相關關係。换句話説，定性方法没有明確的因果模型，它基於變量之間的相關性提供論據。更具體地説，定性方法可以被稱爲推論方法。例如，定性方法並不在乎因素I是否導致L結果。它也不是要證明I是造成L的原因。相反，定性方法强調I和L之間的相關性。

　　定性方法可以使本研究從國家和國際層面上的多個因素和參與者探討中國在柬埔寨的投資以及中柬關係。换句話説，分析中國在柬埔寨的投資不能只依靠單一的因素。因此，本文依賴於多個來源的經驗證據，以及主要結合政治學和人類學的幾種定性方法論。使用這些研究方法能够更有效地收集豐富的數據和資料，以追踪行爲者之間的關係以及影響中國在柬埔寨投資的動態因素。喬治（George）和本尼特（Bennett）將過程跟踪定義爲一種方法：“研究人員檢驗歷史、檔案文件、訪談記録和其他來源，以驗证一個案例中理論假設的或者暗示的因果過程實際上在該案例中的干預變量的順序和價值中很明顯。”定性方法適用於接受文學寫作形式培訓，并且使用觀察/參與式、開放式訪談技術進行田野調查工作的研究人員。

　　數據和資料的第一個來源是對關鍵訪談對象的采訪。這些訪談對象包括精英和非精英人士。精英人士包括政府官員、非政府組織領導人、外交官和商業領袖。這些人要麽在柬埔寨的國内和國外關係上進行了密切合作，要麽是他們瞭解柬埔寨的國内外關係。非精英人士包括農民、小企業主（店主、餐館老闆）和工人。本文的訪談大部分是在柬埔寨境内完成，但也有一些采訪在中國進行，個别人物的訪談是通過網絡遠程完成。在2018年至2021年間，筆者在柬埔寨進行了兩年多的田野調查。田野調查時間越長、越細緻，越能夯實研究基礎。正如克雷斯威爾（Creswell）和謝麗爾（Cheryl）所説，研究人員在該領域花費的時間越長，研究人員可以獲得的信息越準確，分析就越準確——這已成爲學術界的共識或規則。不巧的是，筆者在柬埔寨的田野調查因新冠疫情在東南亞的蔓延而於2020年3月被迫中止。由於柬埔寨的疫情嚴重，原本預約好的官員和學者的訪談不得不取消，筆者不得已返回中國。得益於發達的互聯網技術，尤其是WhatsApp，Telegram和WeChat等社交媒體平台在全球的流行及便利，筆者通過網絡的方式與在中國、柬埔寨、美國、菲律賓的訪談對象進行了遠程交流。柬埔寨疫情進入相對可控的階段後，本人於2020年10月再次赴柬埔寨進行爲期3個多月的田野調查。過程雖然艱辛，但親身經歷了疫情下柬埔寨民衆的生活狀態，以及疫情下中國投資者的艱難處境及去留選擇的糾結。爲完成本書寫作，筆者總共訪談約130位受訪者，其中78人是正式訪談，52人是非正式訪談。

　　盡管本研究未采用隨機抽樣，但已經努力避免被訪者和研究地點的選擇出現任何系統性偏見。本文主要采用滚雪球抽樣法對受訪者進行了聯繫。滚雪球抽樣法包括要求受訪者幫忙確定或介紹其他潜在的受訪者。訪談結束時，受訪者被要求提供可能感興趣並願意參加采訪的熟人姓名。首先，筆者先與柬埔寨的福建總商會、上海總商會、福建會館、柬中記者協會和紡織協會等商業或行業協會取得聯繫，作爲進入柬埔寨的中國商業圈和柬埔寨政府官員圈的第一步。此外，筆者還積極參加柬埔寨舉辦的學術會議，與研究柬埔寨的中國、柬埔寨和西方學者取得聯繫，進而通過他們的引薦與其他的柬埔寨學者、政府官員和非政府組織的成員建立關係網絡。

　　本文采用了半結構化訪談技巧——一種基於開放式問題的采訪方式。正如拉爾夫·休伊特（Ralph Huitt）和羅伯特·皮博迪（Robert Peabody）所解釋的那樣，半結構化訪談“爲調查提供了更多機會，並賦予了被訪談者相當大的自由，可以針對特定問題進行擴展回答。”爲避免給受訪者形成壓力，筆者的訪談均不録音，通常是在訪談結束後立即找個安静的地方憑記憶和簡單筆記整理訪談内容。中文的訪談較容易回憶和記録；英文的訪談對於英語非母語的學者是一大障礙。這就要求在訪談前做充足的準備，訪談時認真傾聽並記録下關鍵詞。本文所涉采訪以英語、中文或高棉語進行。中文和英文的訪談無需通過翻譯轉述，在和受訪者建立了較好的信任感之後，訪談往往進行得較爲順利和愉快。高棉語的訪談需要藉助翻譯進行，有時受訪者會顧及中間人的存在而不願意更多地分享信息和感受。即便受訪者没有這層顧慮，對於半結構化的訪談而言，無法直接交流也會影響訪談的效率和深度。

　　筆者還與商店老闆，卷入土地衝突的農民和工人等數十位普通民衆進行了交談。這些普通民衆大部分是柬埔寨人，當然也有部分中國人。這種研究的形式是對話多過於訪談，民族志研究者廣泛采用這種研究形式。這種半結構化訪談的目的是從本地信息提供者那裏收集相關的詳細信息和資料，再進行適當的編織叙述試圖還回事件本身，從而分析各類突發事件，以便進行過程跟踪。

　　另外一種用於這項研究的方法是觀察/參與。由於社會科學處理人類行爲和活動方式的問題，因此通常存在潜在信息。觀察/參與的方式可以幫助研究人員獲得潜在信息。故意參與和偶然相遇的這種結合一直是基於實地考察的政治科學研究的一部分。因爲有時檔案或其他研究資料無法令研究人員全面掌握實際情况。如果研究人員成爲研究主題社區的一部分，則可以更容易地理解和掌握諸如腐敗和土地掠奪等敏感問題。因此，筆者在柬埔寨的田野調查中，運用了非參與者觀察和參與者觀察相結合的研究方式。

　　筆者長期扎根柬埔寨做田野調查，與在柬埔寨的中國商業協會或行業協會保持密切聯繫不僅容易獲得正式訪談的機會，還可以進行直接觀察和非正式對話。筆者的親朋好友也在柬埔寨投資，這爲本人融入柬埔寨的中國投資者商業圈創造了先天條件。筆者盡量融入當地各種圈子，參與式觀察商人、官員與工人之間的對話和交流，到訪過金邊、西哈努克省、茶膠省、甘丹省、暹粒省、馬德旺省和磅湛省等地的建築工地、工廠、農村及學校。此外，筆者近距離地考察了巴域、柴通、波貝、白馬、貢布和西港等邊境地區的賭場，甚至進入到一些網絡博彩公司内部一探究竟，從而瞭解中國在柬埔寨投資的最真實一手資料。另外，在柬期間，筆者也盡量參加各大商會或行業協會舉辦的商務活動、公司聚會、私人聚會甚至柬埔寨婚禮，積極拓展人脈資源。在柬埔寨近一年的時間中，筆者盡可能多的參加會議和商務活動，用這種滚雪球的方式結識結交了各行各業的朋友，還有機會與商業領袖們暢談中國在柬埔寨的投資。筆者通過中國投資者及當地學者的引薦，結識了柬埔寨的政府、軍隊的官員，以及非政府組織代表及外交官等，與他們探討中國投資的利弊和中柬關係。這種深入參與當地社區生活的研究方式能在短時間内瞭解文獻和書籍以外的真實的柬埔寨，也能獲得最真實的研究資料。總而言之，這種參與式與半參與式的研究方法使筆者能够與受訪人建立融洽的關係，這反過來也能够獲得更多的信息和資源。在柬埔寨的田野調查收穫了豐富的一手信息，并且據瞭解，目前似乎還没有學者做過這方面的研究。

　　本研究還建立在對學術出版物和其他二手資料的系統研讀基礎之上。其中主要包括柬埔寨對外關係方面的論文、中國與柬埔寨經貿合作研究文獻、柬埔寨國内政策和外交政策文獻、以及國家非政府組織和國際非政府組織發佈的新聞報導和年度報告等。

　　作爲一個社會人，學者在研究時無法完全擺脱過去的經歷、知識的影響及其可能産生的偏見。但是在本文研究中，筆者盡一切努力盡量做到客觀公正地分析大國博弈之下的中國在柬投資和中柬關係。首先，在本研究的時間範圍内，筆者試圖通過依託所收集的數據或資料來分析中國在柬埔寨的投資和中柬關係。其次，筆者試圖基於嚴格的方法論來構建分析框架，以確保内部有效性。這種内部有效性意味着該發現對本研究是正確的。爲了實現這一目標，筆者還留心從受訪人那裏獲取信息的可靠性。换句話説，筆者要如何確保收集的信息是準確的？在某些情况下，受訪人在與研究人員共享敏感信息時，會擔心給其自身帶來政治、社會或經濟後果。在這種情况下，受訪者可能不會告訴研究人員事情的真相。當然，還存在這樣一種情况，受訪者也可能會告訴研究人員想知道的事實。此外，訪談過程中，受訪者可能爲提高他們的政治利益和黨派利益而講自身的故事。爲了確保訪談資料的有效性和可靠性，筆者采用三角剖分技術（triangulation）,從訪談、觀察和文檔分析等多個來源收集的數據或資料在同一主題下分析内在邏輯的自恰性。三角剖分技術還包括把訪談獲取的資料與從印刷資料、非政府組織、政府官員、外交官或新聞工作者以及現有文獻等消息來源進行交叉檢查或相互印证，以確保田野調查所收集資料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本文還利用新聞媒體的内容分析來衡量政府的許多外交政策目標和策略。内容分析作爲一種方法的價值在於可以用作難以衡量因素的代理度量。筆者不僅利用柬埔寨政府官方媒體報導，還注意當地英語報紙和國外廣播媒體，包括亞洲自由電台和美國之音的高棉欄目。這些媒體主要是反對柬埔寨政府及其政策的聲音，但有助於筆者瞭解西方國家和媒體“爲什麽反對”和“反對什麽”。這些節目定期接受柬埔寨反對黨領導人、國際非政府組織和國家非政府組織成員的采訪。通過這些節目對柬埔寨反對派領導人的訪談，可以更直接瞭解到柬埔寨反對黨的訴求。當反對黨和柬埔寨本土的非政府組織在柬埔寨受挫時，他們通常通過這些節目呼吁西方政府和多邊機構代表介入和干預柬埔寨政治。此外，自由亞洲電台和美國之音對國際非政府組織和國家非政府組織的代表進行的采訪，也使筆者能够辨别他們的代表在遊説國際機構和西方政府對柬埔寨政治變化的看法。這些媒體機構的采訪和新聞報導還揭示了國際非政府組織和國家非政府組織在動員當地民衆抗議柬埔寨執政黨時所起的幕後作用。此外，這些訪談和報導還揭示了跨國網絡的特徵和工作性質。

　　筆者還分析了《金邊郵報》、《高棉時報》和《即時新聞》等柬埔寨英文報紙的新聞報導内容。隨着長期的跟踪，通過這些報紙可以分析中柬關係、柬埔寨與西方關係有關的變化和連續性模式。同時，隨着時間的推移，還能看出柬埔寨政府對中國的看法如何演變；柬埔寨政府對西方國家，特别是對美國和歐盟的看法及其演變過程和成因。

　　本文選擇了柬埔寨東南部的沿海城市西港作爲評估柬埔寨與中國之間商業關係性質的深入案例研究。這個沿海城市是柬埔寨唯一的深海港口所在地，大部分柬埔寨的進出口貿易都在此進行。西港也是中國在柬埔寨投資的樞紐。2017年伊始，關於中國在西港投資的性質和影響的研究或報導是矛盾的。中柬兩國政府認爲西港是中國在柬埔寨投資的樣板，體現了柬埔寨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參與。柬埔寨對於西港未來發展方向的打造模式基於中國深圳的經驗。中柬兩國政府認爲，中國在西港的投資符合柬埔寨的《國家戰略計劃》。因此，中國在西港的投資將爲柬埔寨的長期可持續經濟發展做出貢獻。相反的是，外國媒體對西港的報導持負面態度，並稱西港已成爲“中國城”，並大量報導西港的中國公民的違法行爲。大部分的報導認爲中國在西港的投資只讓中國人受益。針對以上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筆者深入西港實地考察，争取客觀公正地分析中國在西港的投資情况及其影響。

　　總而言之，本文使用了一系列定性研究方法。例如采訪，對支持或反對政府的報紙和廣播的媒體内容進行分析，並用觀察/參與的方式來搆造分析性解釋和詳細叙述中國和柬埔寨的關係。因此，本文有時會使用詳細的叙述來構建基於經驗的因果機制，從而分析中國投資被動卷入大國博弈及柬埔寨國内政治鬥争的原因及路徑，進而分析對中國投資的影響，及柬埔寨在大國博弈下的外交戰略選擇。

　　四、文章結構

　　大國博弈、柬埔寨國内政治鬥争與中國投資的關係可以三個依次内嵌的圓圈表示。由圖0-1可見，最小的圈爲“中國投資”。中國投資爲柬埔寨的社會經濟發展做出重要貢獻，但同時也造成許多負面影響。這些負面影響被柬埔寨反對黨作爲政治鬥争抓手，成爲第2個小圈的一部分。柬埔寨黨派鬥争的背後，有第3個小圈所示的“大國博弈”因素。柬埔寨救國黨的支持者是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國家；柬埔寨人民黨作爲執政黨基於國家利益及歷史因素，與中國的關係更緊密。如果説冷戰時期在柬埔寨的博弈是以美國和蘇聯爲主角，隨着中國的崛起，中國和美國近年在中南半島的博弈愈加激烈。泰國是美國的軍事盟友，越南由於與中國存在歷史矛盾以及現在的南海之争，顯然更傾向於美國。因此，擁有出海口的柬埔寨成爲了中美博弈的關鍵，這種博弈明顯地體現在柬埔寨的黨派鬥争之中。

　　本文嘗試回答“爲什麽中國在柬埔寨投資的貢獻幾乎被其負面影響所覆蓋？”“爲何中國投資被動卷入柬埔寨的黨派鬥争之中”“爲什麽中國資本引發柬埔寨部分民衆的厭華情緒”等問題。這一研究目標又可以拆分爲數個子目標：第一，深入分析並總結中國在柬埔寨“正式經濟領域”（formal economic sector）和“非正式領域”（informal economic sector）的投資現狀及其利弊。第二，探究柬埔寨國内政治層面、國際體系層面等因素的互動將如何影響中國在柬投資，以及將造成哪些問題和挑戰。第三，深入分析這些問題和挑戰將反過來對中柬關係的未來産生哪些影響。本文的大致行文思路是先深入分析柬埔寨的對外關係和大國在柬埔寨的博弈，接着分析國際環境影響下的柬埔寨政局演變過程；再分析中國在柬埔寨正式經濟領域和非正式經濟領域的投資情况及影響；最後分析大國博弈、柬埔寨政治鬥争對中國投資的相互影響。因此，本文的結構安排大致如下：

　　第一章是本文的理論框架，用跨層次分析的方法對中國海外投資政治化作出理論解釋。首先，從跨層次分析理論框架，民主推廣及西方跨國網絡的生成及“逥旋鏢”模式的生成等三個方面詳細分析國際體系壓力及其對國内政治的影響。其次，分析雙層博弈對崛起國投資的影響，先分析崛起國卷入雙層博弈的原因及路徑，接着分析目標國的外交政策及其對中國投資的影響，從而對中國投資被政治化作出理論解釋。

　　第二章大國博弈下柬埔寨對外關係與内政演進。首先，以1993年柬埔寨實行大選爲分水嶺，分析中國-柬埔寨的雙邊關係，特别是共建“一帶一路”背景下的中柬關係。其次，分析美日歐盟與柬埔寨的關係發展，並從地緣政治利益、價值觀的訴求兩個方面探討西方國家制衡中國在柬埔寨影響力的利益考量。最後，分析國際環境影響下的柬埔寨政局演進，先分析1993年大選及之後的權力架構及柬埔寨的民主轉型，進而重點分析1993年至2012年混合民主制下的權力博弈，再分析2013年大選之後的形勢發展。

　　第三章分析中國在柬埔寨正式經濟領域的投資。首先，分析中資進入柬埔寨的動力，主要從政治與文化、投資政策法規、産業前景與投資回報率等因素進行分析。其次，從投資領域與投資總額，國有企業在基礎設施領域的投資以及民營企業的多元化投資等三個方面分析中國在柬埔寨的投資概况與進展。最後，分析中國投資對柬埔寨的貢獻和不足，主要從中國投資對柬埔寨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貢獻以及存在或衍生的問題等兩個方面進行闡述。

　　第四章以博彩業爲例，分析中國人對柬埔寨非正式經濟活動的參與。首先，分析柬埔寨博彩業的發展歷史及現行管理政策。其次，主要從柬埔寨博彩業管理規制及運營成本因素，以及國際博彩資本向柬埔寨遷移的大勢推動等兩方面分析中國資本進入柬埔寨博彩業的原因。再次，從賭場和網絡博彩公司兩方面對柬埔寨中資博彩公司現狀進行分析。最後，分析博彩業帶來的影響，主要從税收、就業及産業帶動方面分析博彩業帶來的積極影響；從物價及社會治安方面分析其負面影響。

　　第五章分析大國博弈、柬埔寨政治鬥争對中國投資的相互影響。首先，分析西方跨國網絡在柬埔寨的建立，以及以2013年“顔色革命”爲例，分析“逥旋鏢”模式在柬埔寨的體現。其次，分析西方國家對中國在柬埔寨投資的污名化，主要從污名化的手段和載體，以及污名化的内容方面進行分析。最後，分析柬埔寨内部政治鬥争對中國投資的衝擊，主要從中國投資成爲柬反對勢力政治鬥争工具，以及負面宣傳强化了民衆對華投資負面觀感兩個方面進行闡述。

　　第六章分析中國與柬埔寨投資合作前景。首先，主要從經濟上互有所需，地緣政治利益上彼此需要，雙方着手聯合打擊“非正式經濟”的違法行爲，以及中國治國理念對柬埔寨的内在吸引力等四個方面分析中柬深化投資合作的有利因素。其次，從美國加强對華遏制，以及柬埔寨未來政治走向的不確定性兩個方面分析投資合作發展面臨的挑戰。最後，提出中國的應對策略。

　　五、研究的局限性

　　中國對柬埔寨的援助、投資、貿易爲學術研究提出了復雜的問題。本文試圖通過定性研究，深入的實地考察和文本分析，通過多層次、多角度的鏡頭來捕捉中柬關係的復雜性。盡管本文從經驗和理論上爲理解中柬關係做出了貢獻，但仍然存在局限性。第一個限制與筆者無法説或讀高棉語有關。盡管在柬埔寨的大多數采訪都是以英語或中文進行的，必要時使用翻譯，但如果作者會説高棉語，能與受訪者進行直接而深入的交流，某些對話的範圍將會更大，探討的問題將會更深刻。盡管這些受訪者的英語和中文流利程度很高，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翻譯中失去了某些含義”。比如，筆者有些訪談對象擅長俄語而非英語，因此訪談時藉助了翻譯。雖然有些訪談進行幾個小時，探討的面也廣，但總覺得交流得不够直接和深入。

　　柬埔寨有不少服務於外籍人士或中産階級的英語和中文報紙，筆者在文中盡可能利用了這些資源，但是筆者不會高棉語，這限制了從當地語言報紙以及“臉書”等社交媒體上獲取可貴的一手資料的能力。實地研究表明，由於信息通信技術的發展，越來越多的柬埔寨人，特别是青年人積極參與各種社會、經濟和政治問題的討論，也包括通過各種社交媒體平台討論中國人參與柬埔寨活動的影響。這些討論在2019年底柬埔寨政府禁止網絡博彩時尤其活躍。若能將社交媒體帖子的内容進行深入分析，必將豐富本文内容。

　　筆者爲期三年的實地調研表明，柬埔寨人對中國人在柬埔寨的投資與就業持不同的看法。盡管許多中國投資者表示柬埔寨人對中國人友好，但也有報導稱柬埔寨人對中國人持消極看法。有鑒於此，迫切需要進行有代表性的民意調查，以便全面評估柬埔寨人對中國投資的看法。這樣的問卷調查對學術辯論和政策制定都是至關重要的。作者計劃在未來的學術研究中繼續進行此項問卷調查和深入分析。

　　本文認爲，中柬關係密切是柬埔寨國内政治和國際地緣政治變化的結果。執政的柬埔寨人民黨面臨西方大國的壓力，是柬政府對中國采取有限追隨外交戰略的重要原因。西方立場直接或間接地激勵主要反對黨——柬埔寨救國黨挑戰人民黨的統治。事實上，就算柬埔寨完全按照西方要求落實所謂的民主模式，反對派也不會停止對人民黨的生存威脅。如2013年選舉結果和隨後爆發的大規模抗議活動表明：維持民主選舉模式，並不會讓西方停止對柬埔寨反對黨的支持。在這種情况下，人民黨别無選擇，只能通過限制主要反對黨的政治空間來鞏固政權，並最終解散救國黨。隨後，美國和歐盟開始對人民黨實施貿易和政治制裁。爲應對西方的壓力，人民黨轉向中國尋求貿易、援助和投資。現有信息表明，中柬密切關係不僅局限於物質層面，還基於中國治國理政思想觀念對柬埔寨的吸引力。本文討論了中國對柬埔寨觀念上的吸引力，但這種討論還不够全面深入。本文利用有限的文獻資料，輔以訪談官員、專家所得一手資料，提出了初步主張，即中柬關係密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於柬埔寨領導人對中國發展和治理模式的認可和借鑒。柬埔寨政府在洪森領導下，發現中國的發展道路與柬埔寨的長期發展目標相符。他們認可中國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認爲非西方風格的治理體系也可以帶來經濟增長並保持民衆合法性。就人權而言，中國强調以發展促進人權，增進經濟社會文化權力，强調實現基本生活水準權，例如食物、衣服、住房、住所和醫療服務。中國還强調世界各國之間在歷史、文化和經濟發展上的差异。因此，它否認了西方民主和人權普遍適用的主張。像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柬埔寨政府認爲中國的政策産生了“雙贏”的結果，中國可以幫助柬埔寨實現經濟增長，且不會干預其國内政治事務。關於中國對柬埔寨的觀念吸引力的研究應包括以下方面：首先，對柬埔寨執政精英的研究，特别是洪森首相的相關話語分析，如其傳記、演講和訪談内容等。話語分析還應包括采訪熟悉洪森政治和經濟思想的人員。其次，研究中國發展政策相關專家學者的觀點。第三，瞭解參與制定對柬埔寨經濟合作政策的中國政府官員的看法。本文對以上問題探討得不够深入，在未來的學術研究中可以往這個方向進行努力，以彌補當前研究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