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年來，解决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一直是中國尚未完成的事業。作爲20世紀40年代國共内戰的遺留問題，台灣問題從中國數千年曆史的縱向維度看，其實質是一個政權更替或朝代更替問題，而從國際事務的横向維度看，台灣問題同時也是亞太乃至世界格局中的一個涉及意識形態與地緣政治因素的重大政治問題。正是由於世界政治格局中上述要素的注入，台灣問題從一個簡單的、中國内戰“最後一裏路”的問題，轉變成一個有着外部勢力深度介入的重大地緣戰略問題。外部勢力介入不僅直接導致台灣問題的産生，而且也導致了台灣問題直到今天遲遲未能得到圓滿解决，並將繼續影響台灣問題最終解决的路徑、方式與進程。

　　在70多年的發展演化中，台灣問題本身更趨復雜化，探索解决台灣問題之路的相關理論也在多元化，與此同時，影響台灣問題解决的核心要素經過歷史的洗禮，也出現了新的變化，並影響着台灣問題解决的路徑選擇與發展進程。特别是在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及當今世界面臨重大秩序與格局調整的今天，台灣問題的解决及其所衍生影響，不僅關乎中國現代化進程與民族復興前景，而且還將在未來世界秩序重大調整中扮演關鍵角色。

　　一、台灣問題：一個日趨復雜化的中國内戰遺留問題

　　近代中國多灾多難，列强環伺，屈辱不斷，當時的台灣多次遭受外敵覬覦、入侵，最終被日本割占。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後，根據《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規定，台灣及其附屬島嶼、澎湖列島歸還中國，一切土地人民政事均置於中國主權之下。近代中華民族在台灣問題上的屈辱歷史，隨着1945年10月中國政府正式收復台灣而結束。1946年6月國民黨撕毁“雙十協定”，挑起了一場時間長達3年的國共内戰，烽火遍及包括台灣在内的整個中華大地。最終，這場國共内戰演變成了一場推翻舊政權、建立新中國的解放戰争。1949年底，國民黨政權敗退到台灣。進入20世紀50年代後，在内外種種因素的作用之下，台灣問題最終成了迄今尚未解决的内戰遺留問題。70多年來，台灣問題的持續存在意味着中國内戰在形式上和實質上尚未結束，也意味着中國尚未完全統一。

　　從形式上看，台海兩岸尚未完全統一的局面，與中國歷史上多次内部分裂狀况不盡相同。從歷史的視角看，三國時期、南北朝時期、五代十國時期，均屬於中國内部分裂時期，本質上是政權之争，是中國大框架下的内部短暫分裂，最終均歸於統一。而今天在台灣問題上，由於島内“台獨”勢力的存在及外部干涉勢力的作用，把台灣從中國分離出去的企圖是現實存在的。相對於歷史上中國内部分裂時期只是簡單的政權之争或朝代更替之争，今天的台灣問題從一開始就復雜得多，夾雜着國際因素和内外意識形態因素。這些要素成爲台灣問題解决進程中必須面臨和解决的關鍵問題，並提高瞭解决台灣問題的難度。

　　首先，兩岸政治分歧復雜化。20世紀40年代末的國共内戰，其本質是中國内部不同黨派或政治力量之間的政權之争，隨着内戰的發展和新中國的誕生，這場内戰實際上與中國歷史上傳統的朝代更替有一定相似之處。内戰雙方互爲敵人，在政治上勢不兩立，而國民黨退守台灣使得這場内戰遲遲無法終結。盡管如此，隨着1971年10月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决議的通過以及隨後世界絶大多數國家和地區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爲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一部分，在一個中國框架下的政權更替獲得了國際社會的普遍承認。但盡管中國的國際法主體已經完成了替代，由於台灣尚未統一，兩岸的政治分歧並未徹底解决。在台灣問題形成之初的40多年時間裏，兩岸之間的政治分歧依然是政權之争。兩岸政治分歧的主題没有變化。在這段時間裏，無論是大陸提出“一定要解放台灣”，還是台灣方面提出“反攻大陸”，理論上都是在一個中國框架下圍遶政權替代與否進行的，也都在追求國家統一。1992年兩岸達成“九二共識”是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確認，也開啓了兩岸化解敵對，尋求以和平方式解决政治分歧的道路。但與此同時，島内“台獨”思潮開始泛濫，推動兩岸政治分歧向另一個方向發展。特别是民進黨等分裂勢力以追求“台獨”爲政治目標，經過長時期的宣傳推動以及民進黨在執政期間進行的“台獨”冒險，在台灣社會大搞“去中國化”“文化台獨”等，使得兩岸在“九二共識”基礎上探索最終解决兩岸政治分歧、實現國家完全統一的同時，開始面臨“台獨”分裂勢力試圖把台灣從中國中分裂出去的挑戰。這就使得兩岸在原有的一個中國框架下以政權更替之争爲核心的政治分歧之外，又發展出“台獨”勢力要把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這一新的政治分歧。這既是島内社會面臨的重大政治争議，也是兩岸在捍衛國家統一和領土主權完整問題上面臨的重大挑戰，不僅使海峽兩岸以和平方式解决傳統政治分歧遇到了巨大阻力，而且也成爲國家統一進程中的新問題，使國家統一進程進一步復雜化了。

　　其次，兩岸意識形態分歧復雜化，導致兩岸制度差异及生活方式差异進一步突顯。毋庸諱言，20世紀40年代末的國共内戰有着濃郁的意識形態背景。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得到了以美國爲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的支持，而中國共産黨則與蘇聯爲首的世界社會主義陣營較爲接近。在某種意義上，國共内戰也是兩種意識形態在中國大地上的一次較量。盡管當時的國共兩黨存在意識形態差异，但這不完全是對歷史與現實的認知差异。然而從20世紀50年代初開始，兩岸的意識形態差异越來越大。首先是大陸開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這是對傳統中國社會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而進行的全方位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改造。盡管大陸的社會主義建設經歷了一些彎路，但最終經受住了歷史和實踐的考驗。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紛紛放棄社會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制度，中國則成爲後冷戰時代社會主義國家中的翹楚，也成爲世界社會主義道路上的領頭羊。特别是在改革開放的帶動下，中國大陸的發展突飛猛進，經濟繁榮，人民生活幸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被證明是一條成功之路。台灣島内則走向另一條道路。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末，盡管台灣政治上還是傳統的“父死子繼”模式，但美國作爲台灣當局的最大靠山，使台灣社會在意識形態上更加親近美國式的西方資本主義。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在美國壓力和内部變革的推動下，台灣全面實行美式民主政治制度，在意識形態和社會政治制度上完全成爲西方陣營的一員。台灣也因此被西方某些政治勢力貼上“亞洲民主燈塔”的意識形態標籤。70多年來在社會制度方面的發展變化，使得兩岸呈現出鮮明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差异。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意識形態原本就有着根深蒂固的矛盾，有着你死我活的鬥争歷史，而這種意識形態差异極易被各種政治勢力用於挑起政治分歧和政治鬥争。甚至可以説，近代以來，意識形態差异及其矛盾鬥争是一個世界性現象，也是衆多國家内部及國際政治鬥争的主題。在世界局勢走向緩和時，意識形態差异尚能互相容忍、溝通、合作、交流，一旦世界或地區局勢緊張或内部鬥争形勢激化，意識形態差异往往會成爲推動事態惡化的關鍵因素。就兩岸關係而言，盡管制度不同不應該成爲“統一的障礙”，也不應是“分裂的藉口”，而且大陸方面也爲妥善解决制度差异問題提出了“一國兩制”這一應對方案，但不可否認的是，意識形態差异的確深刻影響着兩岸政治互信。特别是在内外政治環境變化的背景下，這種差异的存在加重了兩岸政治分歧，影響着兩岸同胞的心靈相通，而島内外某些政治勢力也常常攻擊和抹黑大陸政治制度，挑撥兩岸意識形態衝突，以政治制度不同爲藉口，極力阻撓統一進程。

　　再次，兩岸民意差异復雜化。其主要表現是大陸民衆的統一意願和信心越來越强烈，而台灣民衆對統一的熱情明顯下降。簡單説，在1950年至1990年的40年間，大陸民衆對於在大陸主導下解放台灣或以和平方式實現兩岸統一充滿信心和期待；多數台灣民衆則對“反攻大陸實現統一”或其他方式在台灣當局主導下實現兩岸統一同樣也抱持信心和期待。兩岸民衆對於以己方爲主導實現兩岸最終統一有着高度認同和信心。但是進入21世紀以來，隨着兩岸實力對比中大陸實力優勢進一步擴大，開始牢牢把握統一進程的主導權，台灣民衆對統一的信心則開始大幅流失，“拒統”心態逐步顯現，加上島内“台獨”分裂勢力的蠱惑宣傳，“謀獨”傾向也有所增强。正如近年來島内民調數據普遍顯示的，島内民衆真誠支持統一的比例在10%～15%左右，而希望維持現狀或有“台獨”傾向的民衆約占80%。這表明，島内民衆因對主導單向統一失去自信進而産生對統一的逃避心態，形成對來自大陸主導的統一進程的抗拒。島内民調中“維持現狀”及追求“台獨”的總人數居高不下，成爲島内民意對統一問題的常態反應。當大陸民衆對統一越來越有信心，而島内民衆對兩岸統一前景産生强烈逃避心理的時候，這種民意落差已經成爲兩岸統一道路上不可忽視的問題，并且正在使兩岸關係和統一進程復雜化。當然，島内此類民意顯然是兩岸關係内外環境變化的直接反映，並不是不可克服的問題；而且隨着大陸自身的改革、發展、進步，以及島内政治經濟及外部環境的變化，特别是當台灣社會能够看到和感受到兩岸統一方案能够給台灣、給個人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以及美好前景時，對統一的向往自然也會上昇。

　　最後，外部因素介入台灣問題日益復雜化。台灣問題的産生與外部勢力介入有着直接關係。在20世紀50年代初，正是由於美國借朝鮮戰争爆發之際，干預介入中國内戰，成爲台灣問題産生的關鍵外部因素。美國作爲外部勢力，其介入中國内戰一方面是由於冷戰的爆發與蔓延，另一方面是要維護其在亞太地區的勢力範圍。從宏觀歷史的視角看，20世紀50年代美國介入阻撓中國統一進程，製造台灣問題的核心意圖，是阻擋和遏制世界社會主義力量在亞太地區的發展壯大，同時守住其既得的勢力範圍。從那時起，美國就成了台灣當局的保護傘，阻撓兩岸統一也成爲美國對華戰略中的重要一環。從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特别是1979年中美建交開始，隨着中美關係的轉折性變化，美國認同中國政府推行的和平解决台灣問題的探索與嘗試，這也就有了兩岸關係長達40年的緩和、開放、交流與和平發展時期。從歷史的視角看，1950—1978年美國在台灣問題上是極力阻撓中國統一，把台灣地區納入其在亞太地區的勢力範圍；從1979年至2016年，美國整體上樂見兩岸關係緩和與兩岸開展交流合作。在21世紀初民進黨當局執政時期，其重點是與中國政府相配合管控島内的“台獨”冒險。然而近年來，美國的台海政策正發生深刻變化。這一變化的根源是美國對華政策的重大調整。衆所周知，鑒於中國崛起之勢，美國開始把中國視爲主要競争對手，從根本上改變了對中國的態度和政策。從美國近年來在台灣問題上的諸多行爲可以看出，台灣在美國的對華戰略中開始發揮主動牽制乃至進攻性作用。美國不僅繼續充當台灣當局的“保護傘”，利用其扮演阻撓中國統一的“盾”的角色，而且開始發揮台灣地區在意識形態、地緣戰略等領域攻擊中國大陸之“矛”的作用。不僅如此，作爲介入台灣問題最主要的外部勢力，美國在台灣問題上還拉上其亞太盟國日本、澳大利亞等國加入阻撓中國統一、圍堵中國崛起的隊伍中來。顯而易見，以美國爲首的外部勢力介入台灣問題，已經不僅僅是阻撓中國統一進程，而是開始上昇爲利用台灣問題圍堵或牽制中國崛起的大戰略。此外，美國對台灣問題的介入層次也進一步加深。近年來，美國不僅邀請台灣地區參加所謂的“世界民主峰會”，把台灣地區作爲重要一員納入“印太戰略”，而且還進一步强化對台經濟聯繫，把台灣地區高科技産業牢牢把控在美國手中，並使之成爲制約中國大陸的一張牌。簡言之，美國從軍事安全、政治、經濟、意識形態、文化等領域全方位介入台灣問題，重新打造美台關係，顯然使台灣問題更加復雜化了。

　　台灣問題關鍵要素經過70多年來的發展變化，都存在日益復雜化的趨勢，這使得台灣問題的解决也日趨復雜化。只有針對這些日趨復雜化的關鍵要素，積極準備，認真研究，提出合理、合適、合用的解决方案，才能使台灣問題這個已經存在了70多年的老問題走向順利解决。

　　二、實現祖國統一進程中的關鍵要素思考

　　在台灣問題70多年的歷史中，爲了追求國家完全統一，兩岸以不同的方式和路徑對武力統一與和平統一都進行了探索。通過對台灣問題的全面考察以及對中國歷史和當今世界類似情况的研究可以發現，解决此類問題一定會圍遶中華文化語境下的“理、力、利、禮”四大要素展開。台灣問題的解决難易程度及其條件路徑，取决於這四大要素的强弱變化及有機組合。

　　首先是“理”，也就是追求兩岸統一的歷史、政治、法理依據。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兩岸中國人追求祖國完全統一合理合法。在國務院台辦和國務院新聞辦於2022年8月發佈的《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以下簡稱《白皮書》）中明確指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不容置疑也不容改變”，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歷史事實和法理事實進行了充分闡述，把實現兩岸統一的“理”講清楚了。這就昭示着我們追求兩岸統一無論是從中華民族大一統觀念出發還是從當代國際法角度出發，都是天經地義、堂堂正正、合理合法的，這也是中國人民應有的權利、責任和義務。與此同時，我們看到島内“台獨”分裂勢力和外部干涉勢力也在極力宣揚“台獨”理念和所謂“台灣地位未定論”等謬論，試圖扭曲歷史，否認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歷史和法理事實，爲“台獨”分裂及抗拒兩岸統一製造藉口。客觀而言，“台獨”勢力的相關宣傳的確在一定程度上對島内民衆産生了蒙蔽和迷惑作用。在“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追求兩岸統一是中國人民天然權利”這一“理”的問題上，是需要我們堅决鬥争和堅决捍衛的。這也是爲什麽《白皮書》要重點强調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歷史事實和法理事實的核心原因。那就是要以此爲依據，堅决同“台獨”分裂勢力的謬論及外部干涉勢力的錯誤言論進行堅决鬥争，去僞存真，捍衛“真理”，即“台灣是中國一部分”，“追求兩岸統一是我們的天然權力和義不容辭的責任”。

　　其次是“力”。這個“力”主要是指面對問題和解决問題的實力與能力。這是决定台灣問題最終解决的關鍵要素。台灣問題是中國統一進程中一個有待解决的政治問題，實現兩岸統一是中國政府的責任也是廣大民衆的願望。而“物質决定意識”“經濟基礎决定上層建築”等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告訴我們，解决重大政治問題離不開基本的物質基礎，也就是解决問題的實力和能力。物質基礎越充分，解决問題的難度就越小，反之就越大。或者説物質基礎和實力是解决實際政治問題最核心的要素。台灣問題的産生是多重力量博弈下的結果，解决台灣問題也離不開最終的力量博弈。换言之，解决台灣問題離不開我們的發展和實力基礎。早在1949年上半年，爲準備解放台灣，黨中央就基於對解放軍空軍、海軍的數量、質量與國民黨海空力量對比的清晰認識，加緊推進空軍及海軍建設。1950年朝鮮戰争爆發後，美國總統杜魯門宣佈“命令第七艦隊阻止對台灣的任何進攻”，並派遣美國空軍第十三航空隊進駐台灣。鑒於美國武裝干涉朝鮮戰争，特别是武力阻止我解放台灣，使形勢發生重大變化，“給我們打台灣增添了新的麻煩，因爲有美國在台灣擋着”，最終“武力解放台灣的計劃被擱置”。大陸經過70多年的社會主義建設，特别是改革開放以來突飛猛進的發展，兩岸經濟軍事實力對比已經發生轉折性變化。這種實力對比决定了大陸有能力、有實力牢牢把握兩岸關係主導權和主動權，推進國家統一進程。這也是物質决定意識、經濟基礎决定上層建築這一原理的最好體現。大陸的發展進步决定了推進兩岸統一力量逐步壯大，並成爲最終實現統一目標的决定性力量。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隨着島内分裂勢力的發展及外部干涉勢力的進一步介入，當前也存在一股强大的把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政治力量。雖然在大陸發展及絶對實力面前，島内分離主義勢力永遠不可能成功，但是却足以對兩岸完全統一形成巨大牽制和破壞。今後一段時期正是統一與“拒統”、分裂與反分裂進行反復鬥争和較量的一個關鍵階段。在台灣問題上，美國因素從一開始就存在，且將伴隨台灣問題的始終。在兩岸之間統一與“拒統”、分裂與反分裂的鬥争中以及解决台灣問題的實力對比中，必須也必然要考慮美國介入這一因素。隨着中國軍事科技以及經濟等力量的發展壯大，也必將對美國介入台灣問題形成强大制約，甚至因此加速台灣問題的解决。由此而言，無論兩岸是和平統一還是非和平方式統一，大陸的發展壯大所帶來的在台灣問題上力量對比的根本性變化，即“力”的變化，决定了台灣問題解决的速度與進度。

　　再次是“利”。這個“利”也就是統一對於各方的利弊。國共内戰是中國内部國家領導權之争，對於當事方而言就是一場零和遊戲。作爲内戰的遺留問題，台灣問題在一開始也具有同樣的色彩。隨着大陸解决台灣問題的思路更加開闊，和平解放台灣或1979年開始的和平統一政策的推行，實際上打破了傳統的零和模式。在和平統一模式下，雙方通過和平交流與溝通合作，共同謀求兩岸經濟社會發展，在和平統一進程中均大幅分享和平之利與發展、交流之利，實現了共贏。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隨着中國的改革開放和兩岸交流合作，大陸實現了經濟社會高速發展與崛起。台灣也充分利用這一時機，不僅大批台商台企依靠大陸市場成長爲世界級企業，而且台灣經濟也與大陸經濟緊密相連，獲得豐厚的回報，並在世界高科技産品生産中佔據了十分關鍵的位置，大大提昇了台灣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70多年的兩岸關係歷史表明：合則兩利，鬥則零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和平統一政策的實施實實在在地造福了兩岸，給兩岸民衆帶來看得見摸得着的利益。和平統一政策推行使兩岸不再局限於對存量經濟社會利益進行分配，而是在和平交流合作中實現了利益的巨大增量。顯而易見，這是一條極優的道路選擇。如果兩岸沿着這條和平統一之路走下去，不僅能够實現兩岸經濟社會的發展與進步，而且對亞太乃至整個世界的發展與穩定都有正面的影響。從“利”的角度看，這絶對是一加一大於二的最佳路徑：不僅有助於實現兩岸統一這一崇高的政治目標，而且也使兩岸在這一過程中共同進步，使中華民族在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贏得先機，“利”莫大乎此。

　　最後是“禮”。這就是統一進程及統一後的“待遇”問題，即政治權力與權利的分配。非和平統一，同樣會帶來零和結果，而和平統一則有機會實現“禮”的增量。在傳統家天下時代的統一進程中，特别是在軍事力量對比懸殊的情况下，可以有“禮一人而天下統”的效果，例如三國時期的蜀主劉禪降後被封安樂縣公，吴主孫皓投降後被封爲歸命侯，南唐後主李煜降後被封爲違命侯等而完成統一後的制度安排。同時，統一後蜀國、吴國或南唐的中高層官員很多也被繼續提拔任用，但對普通民衆則並没有特殊的政治禮遇。當前，兩岸的統一，同樣涉及禮遇問題。特别是在追求和平統一過程中，根據“一國兩制”的構想，台灣地區可以保留原來的社會制度，依法實行高度自治。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島内民衆已有的各項政治權力與權利幾乎不受影響。“台灣同胞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將得到充分尊重，台灣同胞的私人財産、宗教信仰、合法權益將得到充分保障。所有擁護祖國統一、民族復興的台灣同胞將在台灣真正當家作主，參與祖國建設，盡享發展紅利。”這意味着和平統一之下台灣同胞既有的政治權利可以得到充分保障，而且還可以盡享在祖國建設中的紅利與機會。這顯然是一項權利增量。隨着“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建構、完善，在“一國兩制”之下，台灣同胞在統一之後將享有更多權益增量。這一“禮”是可以得到充分保障的。

　　就以上四大要素而言，解决台灣問題“理”是前提，“力”是核心，“利”與“禮”是催化因素。這四大因素的起伏變化，影響着台灣問題解决的進程。

　　三、餘思

　　今天的台灣問題與歷史上的國家統一問題有着巨大的差别。其中，最關鍵的是外部勢力介入與意識形態因素，正是由於這些新因素的存在，使得台灣問題的解决復雜化了。

　　外部勢力的介入直接導致兩岸“力”的格局發生變化。無論是用非和平方式，還是用和平方式解决兩岸統一問題，外部因素介入對統一進程的干擾，特别是美國作爲二戰以來世界最强大的霸權國家對台灣問題的介入，均使得解决台灣問題的難度大幅提昇。甚至台灣問題的解决並不完全由兩岸間力量對比决定，而是由中美之間的實力對比來决定。這既是解决台灣問題的關鍵難點，同時也是促使中國奮力發展、努力實現現代化龢民族復興的因素之一。合理應對這一挑戰，可以使解决台灣問題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相輔相成。

　　近年來，世界呈現出意識形態陣營清晰化、鬥争尖鋭化的發展動向。隨着美國對華戰略轉向，意識形態因素在中美關係中、在台灣問題上將更加突顯。這一趨勢將導致兩岸對抗全方位蔓延。中美這兩個當今世界最主要的大國間關係逐步呈現意識形態化趨勢，不僅會導致全球意識形態站隊和意識形態鬥争尖鋭化，而且必將在台灣問題上得到直接反映。中近期内，這一趨勢對於維護台海地區和平穩定及推進統一進程是一個不可忽視的不利因素。

　　海峽兩岸探索統一的歷史經驗表明，在台灣問題上，外部勢力干涉和意識形態因素影響一直就存在，如果兩岸决心以和平方式解决兩岸之間的政治分歧，走和平統一之路，那麽台海和平穩定與兩岸深度融合就能够實現，也能够消弭分歧，共享發展合作紅利，並爲和平統一奠定堅實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如果想刻意利用外部力量和意識形態因素阻撓統一甚至謀求分離，那麽兩岸關係將會大概率走向敵對、對抗，乃至重新走向戰争，顯然，這不僅將導致和平統一無從談起，而且對兩岸同胞福祉和中華民族利益也是有巨大傷害的。

　　台灣問題雖然復雜，但走向統一的道路選擇是有限的。以兩岸中國人的智慧，如何做出抉擇，並非一個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