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創新的作用和地位得到國家的高度重視。創新既可以是狹義上創新，也可以是廣義上的創新。就狹義來説，創新主要是指科技創新，並同教育系統、人才系統一起，爲發展提供動力。正如二十大報告指出的：“必須堅持科技是第一生産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强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開闢發展新領域新賽道，不斷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爲此，需要“培育創新文化，弘揚科學家精神，涵養優良學風，營造創新氛圍。”就廣義來説，創新不僅包括科技創新，而且包括所有有助於人類社會進步、改進人類福祉的新理論、新觀點、新物品、新技能或新舉措。籠統地説，廣義的創新包括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兩類。理論創新既包括自然科學和數學的理論創新，也包括社會科學、人文學科和哲學的理論創新。實踐創新既包括技術創新，也包括技能創新、産品創新、管理創新、組織創新、治理創新、體制創新、社會創新、服務創新、教育創新、文藝創新等。正因爲如此，二十大報告的一個精神實質，是鼓勵創新，提倡創新文化和創新思維。

　　二十大報告還指出：“青年强，則國家强。當代中國青年生逢其時，施展才幹的舞台無比廣闊，實現夢想的前景無比光明。……廣大青年要堅定不移聽黨話、跟黨走，懷抱夢想又脚踏實地，敢想敢爲又善作善成，立志做有理想、敢擔當、能喫苦、肯奮鬥的新時代好青年，讓青春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火熱實踐中綻放絢麗之花。”可見，黨和國家對青年寄予厚望。在國家對青年所寄予的期望中，也包括對青年發揮創新作用的期望。雖然不是所有青年都能够成爲科研工作者，從而進行科技創新（狹義的創新），但青年可以在廣義的創新中發揮自己的作用。要讓青年要在廣義的創新中發揮應有的作用，就要從兩方面着手：一方面，建設一種激勵青年參與創新的環境；另一方面，發揮青年的主觀能動性，讓青年形成創新思維。

　　創新環境爲什麽重要？這可以從歷史找到答案。創新意味着對某種正統觀念（普遍接受的觀念）和主流實踐（普遍流行的做法）的挑戰，並可能觸犯奉行正統觀念和主流實踐的人的權威龢利益，因而難免遭到這些既得利益群體的打壓和扼殺。依據戈爾德斯通的研究，在歷史上，中國的早期資本主義的發展並不遜色於英國。在17世紀以前，中國比西方更先進。東西方的差距是從17世紀以後拉開的。爲什麽會如此呢？這源於東西方對17世紀的危機的不同的反應。英國、奥斯曼帝國和中國都在17世紀初出現了危機，體現爲國家財政危機和社會騷動和叛亂。三個國家都對危機進行了某種反應。其結果是，奥斯曼和中國在制度上做了改進，而英國則是恢復到原有的制度，並没有做太多的制度變革。因此，用制度變革來解釋17世紀以後東西方的差异，似乎不大説得通。

　　那麽，爲什麽此後英國崛起，而中國和奥斯曼帝國走向衰落？戈爾德斯通發現，能够解釋東西方差异的更主要的原因，既不僅在於韋伯所説的社會理性化程度，也不僅在於制度，而且還在於創新環境。這種創新環境所導致的不是個别機器上的創新（如蒸汽機），而是一種普泛化的、彌散在全社會各個領域的、全方位多點開花的創新。英國在18世紀出現了創新起飛（大量的創新出現在各個領域），而中國和奥斯曼帝國在同一時期幾乎很少創新。爲什麽會這樣？這源於英國對17世紀危機的獨特反應。其結果之一，是英國形成了一種對多元性和歧异性有更多包容和寬容的環境，而這樣的環境有利於創新。而中國和奥斯曼則因爲恢復了秩序，强化了國家統治，並更加强調正統觀念的絶對權威，不容許對正統觀念進行任何挑戰，在全社會範圍内强調遵從、同質化和一體化，對多元性和歧异性持不容忍的態度，從而扼殺創新。正是這種創新環境的不同，導致英國在17世紀以後出現了大量創新，而中國和奥斯曼則因爲過度强調正統觀念的權威、反對對正統觀念的挑戰，喪失了創新能力，步入停滯和衰落的軌道（Goldstone, 1987）。不論我們是否同意戈爾德斯通的解釋，至少有一點無可懷疑，創新環境的不同，是中國與西方在近代科技實力和經濟水平上差距拉大的原因之一。

　　有助於創新的環境不但體現爲對創新的寬容，而且也體現爲對創新，尤其是顛覆性創新的保護。顛覆性創新在推動社會進步的同時，也可能傷害到一些現行實踐模式實行者的利益。例如，數字照相機的創新技術，傷害了膠卷公司的利益。雖然這種顛覆性創新傷害了一些群體的利益，但在總體上促進了社會的進步。如果没有一種保護和激勵有助於社會整體性進步的創新的環境，膠卷公司就會采取各種措施來打壓數字照相機技術的産生或應用。而實行公平競争的制度（如公平的市場競争制度），則有助於保護這種創新。越是顛覆性的創新，越會對那些被顛覆者的利益造成傷害，因此就越是會遭到後者的反彈或打壓，即使這種創新在整體上有助於提昇全體社會成員的生活質量。可見，爲了保護創新，就要有相應的制度安排，避免扼殺這種給整個社會帶來紅利，但傷害一小部分人利益的創新。

　　創新的起飛還源於某種環境讓創新獲得充分激勵。創新者參與創新，既可能是出於興趣，也可能是出於創新能够帶來經濟和社會回報。專利制度和産權保護制度就是這樣的一種激勵創新的制度。在一個健全的市場經濟環境中，創新不但是技術或觀念性的存在，而且還可以藉助創業爲創新者帶來更大的經濟回報。但是，由於創新成果向創業的轉化存在風險，充滿不確定性，因此，一些厭惡風險和不確定性的人，就不願意冒險把創新成果應用於創業（自己創業或購買他人的創新成果來創業）。爲了避免這種創新向創業轉化的惰性，西方社會出現瞭風險投資。可以説，風險投資本身就是一種創新。它對基於創新的創業發揮了重要的激勵作用。除了對創新者進行經濟激勵，好的創新環境還體現爲給創新者以機會激勵。例如，在高校，好的創新環境體現爲，越是做出了創新性科研成果的學者，越是優先獲得職稱上的晋昇；在期刊論文發表上，越是創新性的科研成果，越是容易在論文評審中獲得通過，獲得發表機會；在科研資金的申請上，越是具有創新性的思路和研究設計，就越是容易獲得科研資助。此外，要讓這種機會激勵變得公平，還需要建立配套的公平公正、公開透明的創新成果的評價規則和程序，避免在學術評價體系中，創新成果遭到扼殺和打壓。除瞭高校教師和科研機構研究人員的創新激勵，高校學生的培養也同樣需要創新激勵。高校不但是向青年學子傳授知識的地方，而且也是培養學生獲得創新能力的場所。

　　青年參與創新，不但受到創新環境的影響，而且也受到自身是否具備創新思維的約束。在相同的創新環境下，不同個體的創新思維和能力是不同的。這説明，在創新方面，存在個體差异。盡管如此，創新思維是可以培養的。它不但可以是學校和培訓機構教育的産物，而且也可以是自己有意識養成的結果。在某種意義上，創新思維是一種獨特的思維習慣。那些因循守舊、墨守成規、爲了功利性目標而沿襲標準答案、不敢挑戰存在疑點和問題的正統觀念的思維習慣，屬於保守型思維。帶有這種思維習慣的人，是很難進行創新的。他們可以很好地繼承前人的知識（“做題家”），或沿襲主流的實踐模式，但很難進行知識或實踐創新。相反，那些具有懷疑精神和批判能力，願意打破常規，保持開放性思維，敢於實驗和試錯，不害怕失敗，不放過正統觀念或主流實踐模式中存在的任何疑點或問題，敢於向存在瑕疵和問題的正統觀念或主流實踐模式發出挑戰，另創更好的替代性觀念或實踐模式，就是一種創新思維。正是帶着創新思維的人多了，創新才能源源不斷涌現出來。

　　創新環境和創新思維是相互同構的。一方面，好的創新環境有助於更多的人形成創新思維。另一方面，持有創新思維的人多了，不但延續了原有的創新環境，而且强化和擴展了創新環境。因此，創新環境和創新思維相輔相成。要鼓勵青年參與創新，在創新驅動的發展戰略中建功立業，就不但要强調創新環境的建設，而且也要注重青年創新思維的培養。

　　（作者王寧，廣東社會學學會常務副會長，中山大學教授、博導，發表在《文明與社會》2022年11月8日總第455－45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