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求是》雜誌2019年第11期《把鄉村振興戰略作爲新時代“三農”工作總抓手》的文章中指出，十九大提出的關於我國鄉村振興戰略，要把解决好“三農”問題作爲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切實促進農業全面昇級、農村全面進步、農民全面發展。2020年7月22—24日，他在吉林考察時又一再强調“洪範八政，食爲政首”——我國是人口衆多的大國，解决好喫飯問題，始終是治國理政的頭等大事。因此要着力提昇國家糧食安全的能力、政策創新的能力、産業興糧的能力和科技强糧的能力等。只有立足於國糧安全自給爲主，把中國人的飯碗緊緊地端在中國人自己的手中，特别在應對可能的戰争、天灾、疾病等突發事件時，我們才有主動權，才不會受制於人。

　　遵循習近平總書記上述關於鄉村振興、“三農”問題尤其是糧食問題的重要精神，不禁讓我想起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糧食學先驅之一、我的外父陸精治先生及其大著《中國民食論（又名糧食學）》。

　　這部大著於1931年10月由上海啓智書局出版發行，時年35歲的作者陸精治也自然成爲人們漸識的農學專家。正是這位年輕的農學專家，於國内外首次提出了“三農”研究領域中一個全新的“糧食學”概念，繼而首創了較爲全面、系統的“糧食學”學科體系搆架，爲國人奉獻出探索以糧食爲名的專門學科——“民以食爲天”的專門學科。這在當年確屬一項令人稱嘆的學術理論方面的重大創舉。

　　陸精治先生（1896—1986）是廣東南海人。雖然生在極爲富裕的家庭，但作爲康有爲家鄉的學子之一，從幼年、少年到青年時代，却逐步養成了深知民間疾苦、要爲天下最受生活所困的廣大農民盡力的志向，並從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農學部畢業，回國後旋即從事農業工作的社會實踐和研究“三農”問題的學術理論。其初，25歲在廣東中山縣任職時，先已寫成了《改進廣東全省農業計劃》一書，試圖爲改善全國“三農”領域存在的極端落後狀態提供廣東的試行方案，該書稿曾得到作者的留日好友、海陸豐農民運動“大王”彭湃的首肯。

　　而於1931年10月出版的這部《中國民食論（又名糧食學）》大著，則是以前述《改進廣東全省農業計劃》爲鋪墊，並從全新學科“糧食學”的高度上，專爲中國“三農”領域中“民以食爲天”的糧食問題作出綜合性、立體性和創新性的學術理論探索。該書由“序一”“序二”“自序”和當年一批社會名流如王寵惠、於右任、李濟深等的題詞外，分設6大編、23章、135節和一個“跋”，同時還有附表187份、附圖31張形成宏偉的架構。其鮮明的特點就是以中國歷來的農業立國及當年“三農”問題的嚴重困惑爲依據，尤以“民以食爲天”的糧食問題的嚴重困惑爲出發點，並與國外相關的信息作比較，同時率先批判流行世界已130多年的馬爾薩斯人口論，極賦現實針對性地提出和論证何以要設立“糧食學”“糧食學”體系搆架所强調的一系列問題何以成爲中國當年的嚴重問題和怎樣才能逐步克服這些嚴重問題，等等，作者均作了逐一的論证，並提出了自己的獨特見解，書甫一出版，便得到社會上的認可與廣泛流傳，反響相當强烈，足見其與當年社會現實的急需是同步問世的名作。這正是：“濁中尚有一片清，勵精圖治寄重情。憂國憂民創糧説，經天經地留史青。農學先驅雖遠去，糧説後承應長興。有道觀今宜鑒古，民食爲天最正經。”

　　陸精治先生的大著《中國民食論（又名糧食學）》所論的内容相當廣博，但均從他所定義的糧食學出發，即重點研究有關糧食增産的政策、糧食的統計、糧食的營養、糧食的管理、新糧食的研究等系列主要主面，以解决中國本土與世界人類的“糧食與生存之重大問題”。但他强調指出，從糧食本身來孤獨研究糧食，斷難解决“民以食爲天”的重大問題，它涉及的方方面面必須綜合研究，舍此則無大望。因此，他明確提出了在研究糧食問題本身的同時，必須“一並研究與糧食有關的之多種學科，此種學科因其性質之輕重，而分爲主學科與副學科之二種。”其中的主學科約爲15門：1.糧食增産政策、2.糧食統計論、3.糧食管理學、4.糧食營養學、5.新糧食研究論、6.人口問題、7.農業政策、8.農産製造學、9.營養化學、10.水之營養論、11.空氣論、12.電學、13.貧窮問題、14.農業經濟、15.農藝化學等。副學科約爲18門：1.栽培學，2.作物改良學、3.食物化學、4.社會學、5.社會改造論、6.移民墾殖論、7.衛生概論、8.人種改良學、9.經濟學、10.農業機械學、11.農業水利學、12.畜産學、13.水産學、14.園藝學、15.植物學、16.住宅改良學、17.造園學、18.生育學等。他認爲，“糧食學”之範圍廣博深邃，“但在今日仍甚幼稚，希望有志者以上述主副學科目録爲參照，以促成這一偉大而深邃之學説，促成民食問題之解决，促成糧食豐足之目的。”

　　陸精治先生《中國民食論（又名糧食學）》這一大著出版至今正好100年，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也已走過71年，舊時中國民食問題的歷代艱辛已經過去，中國的“三農”問題已經發生了巨大的改善，有關“糧食學”的學科建構更是今非昔比。但上述大著的許多觀點與思路於我們今天强調鄉村振興、“三農”問題的解决以及“糧安天下”的美夢均有一定的啓迪，也無疑是部不可多得的民食史文獻。

　　可以説，從1949年至1983年，中國基本解决了“如何吃飽”的問題，1984年至今是朝向“如何吃好”的問題。也就是説，從1949年以來，我國糧食生産不斷邁上新台階，由供求全面短缺變爲供求總量基本平衡，綜合生産能力在穩步提昇，不僅保证了14億人能吃飽飯，而且正走在解决如何吃得好的路子上。據《人民網》2020年4月20日的《中國糧食  中國飯碗》一文信息稱：從1949年至2018年的糧食産量已從2263.6億斤提昇到13157.8億斤，增加數1萬多億斤；平均畝産從68.6公斤提高到374.7公斤，增加了4倍多，人均糧食佔有量從209公斤增加到470多公斤。僅就2019年中國糧食的産量，已達到13277億斤，實現了創紀録的“十六連豐”，連續5年站穩了1.3萬億斤台階。

　　與此同時，國家爲了保证糧食的安全，特别2006年在預估中國未來人口增長及科技發展水平、並經嚴密計算的基礎上，第十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通過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正式提出了“十八億畝耕地紅綫”的概念，以確保我國糧食安全所應堅持的耕地面積。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確立了“以我爲主，立足國内，確保産能科技支撑”的糧食安全戰略，提出了“穀物基本自給，國糧絶對安全”的新糧食安全觀，先後出台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支持糧食生産政策措施，糧食生産綜合能力穩定上昇，實現了國糧安全自給，穀物自給率保持在95%以上。從2008年起，又先後成立了國家及各省份、城市和縣三級糧食儲備局，從體制及政策上切實保障糧食安全和應急供應。而中國鄉村振興戰略是黨的十九大提出來的一項重大戰略，它關係到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全局性、歷史性任務，是新時代“三農”工作的總抓手。有此重大戰略的逐步實施，我國糧食安全的能力、政策穩定的能力、産業興糧的能力、科技强糧的能力，再加上增强海外謀糧的能力，我國舊時遺留下來的“三農”問題尤其是中國糧食學先驅之一陸精治先生早年的“民以食爲天”的困惑必將完滿化解。這更是14億中國人民百年以來孜孜追求的美夢。

　　（作者範英2021.0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