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大學會同仁極爲尊敬之範英先生，本着其對範氏先祖、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和教育家範仲淹的崇敬，以流傳之“範仲淹家風百字銘”爲依託，一筆一畫另作《範仲淹家風百首謡》加以褒美和傳揚。今通讀其書多遍，深感其傳承、推廣先祖優良家風之正意誠心分外濃烈，而其以組詩方式進行的家風文化再創作、再提煉、再昇華，也足見其數十年從事嚴謹的學術研究與社團組織之餘，思想深邃、浪漫多才、國學功力渾厚，值得同仁後輩學習。

　　範英先王此書之“博愛”專章，有詩五首，應是取源於原銘之“博愛惜生靈”一句。範仲淹一生行迹，即在於厲己勤學、忠君愛國之外，還時時高舉 “博愛”大旗，並成爲舊時代的“典範”之一。具體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博愛”天下，仁心立範

　　自古以來，但凡可稱爲聖賢的偉大人物，除了大多有“立德、立功、立言”這“三不朽”的功業外，還都具有一顆“博愛之心”，如儒家之“泛愛衆”、道家之“上善若水，利萬物而不争”、佛家之“普度衆生”、墨家之“兼愛非攻”等。賢達之人擁有了這樣的胸懷，能讓自己的生命質量不斷提昇，成人達己，最終成聖成賢。故《墨子》説：“仁人之所以爲事者，必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以此爲事者也”。

　　範仲淹的一生，處處顯現這樣的追求和胸懷，此爲仁心立範，這也是範仲淹爲學和治國理政的重要出發點。

　　王夫之就曾評價説：“（範公）以天下爲己任，其志也。任之力，則憂之亟。故人之貞邪，法之疏密，窮檐之疾苦，寒士之昇沉，風俗之醇薄，一係於其心。……”

　　範仲淹有一次在山西臨汾謁堯廟時，曾留下《謁帝堯廟》詩一首（一説爲皇佑三年（1051年）游嶗山太清宫時《題下宫三官殿》）：千古如天日，巍巍與善功。禹終平洚水，舜亦致薰風。江海生靈外，干坤揖讓中。鄉人不知此，簫鼓謝年豐。（洚：大水泛濫，洪水。） 盛贊唐堯虞舜以天下蒼生爲念、以帝王權力爲輕、造福後代的“禪讓”偉舉。

　　慶曆六年（1044年），範仲淹在所作《岳陽樓記》中向所有“居廟堂之高”或“處江湖之遠”的志士仁人發問：“予嘗求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又自答以“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借景抒情，以情顯意，意境高邁，千古成誦。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樣千古流傳的表達，其實也是範公自己一生奉行的濟世情懷的集中體現。“天下”即普天之下，泛指一切人類蒼生。“先憂後樂”是以天下人憂樂爲己任，以天下人之事爲責任，完全超越了個人利益、親族利益，也超越了國家的利益，是一種不求回饋的自我擔當。可以用“胸懷天下、情係天下、博愛天下、奉獻天下”來概括。體現了範仲淹爲國爲民爲天下蒼生而着想的價值意識，不計回報勇於擔當的奉獻精神和有所爲有所不爲的人生追求。這種追求和影響，已經遠遠超出一家一室甚至一個姓氏的範疇，值得全天下人引以爲鑒。

　　此外，範仲淹在其留下的詩詞代表作中，也通過《四民詩》（四首詩，分别涉及士、農、工、商四類主體民衆）表達了自己的思想。如在《四民詩其一·士》中，他指出“前王詔多士，咸以德爲先。道從仁義廣，名由忠孝全。” 將“仁義”列於“忠孝”之前，對當時官場的時弊進行了針砭，呼吁“大道復興”。在《四民詩其二·農》中，對官場“驕奢日相襲”、賦斂過重過頻的現象表示譴責，對“田桑人”的艱難處境表示同情和悲傷。在《四民詩其三·工》中，他感嘆“先王教百工，作爲天下器。”本爲解民瘼、濟民生，而後世崇尚奢侈，竭民力以奉公室，耗費民力，實爲古帝王之耻。在《四民詩其四·商》中，他提出自古商者“轉貨”實有均天下有無之功，“上以利吾國，下以藩吾身。”而現實是“商者爲罪，君子耻鄰”，由此貨物不通、千載爲弊，不利於民生，呼吁明君賢臣改變此一現象。字裏行間充滿對士、農、工、商“同懷視之”的平等意識及對不同職業社會分工價值的尊重、對社會百業健康均衡發展的期待。這在封建社會治國理政和家族教育實踐中是不多見的開明博愛思想。範英先生將其作爲“家風”文化財富加以肯定和弘揚，足見其高明所在。 

　　二、廣施善舉，仁術弘範

　　自古有遠大志向的人才很多，有博愛情懷的人才也很多，難的是很多人不能一以貫之地“踐行”，或期望他人多做，而自己不做或少做。範仲淹不僅始終秉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理念，而且畢生都在踐行之。

　　持家泛愛樂善。《宋史·範仲淹傳》：“仲淹内剛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義莊裏中，以贍族人。泛愛樂善，士多出其門下，雖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聞者，皆爲嘆息。爲政尚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事之。及其卒也，羌酋以數百人，哭之如父，齋三日而去。”

　　爲將愛卒慎殺。《宋史·範仲淹傳》：仲淹爲將，號令明白，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心接之不疑，故賊亦不敢輒犯其境……未行，復除參知政事。會王倫寇淮南，州縣官有不能守者，朝廷欲按誅之。仲淹曰：“平時諱言武備，寇至而專責守臣死事，可乎？”守令皆得不誅。

　　作師養啓英才。範仲淹在睢陽擔任學官的時候，有個孫秀才在路上拜見他，範仲淹送給他一千錢。第二年，孫秀才又在睢陽路邊拜見他，範仲淹又送給他一千錢，並問他：“爲什麽一直在路邊討要錢財呢？”孫秀才臉色戚然地説：無法供養老母親，如果每天討得一百錢，就能够供養她了。範仲淹説：“我看你的言談舉止，不象一個乞討的人。這樣過了二年，你能討得多少錢，却荒廢了許多學業。我今天收録你在學校任職，每月可以得到三千錢來供養母親，你能安心做學問嗎？”孫秀才高興得趕緊行禮。範仲淹於是傳授他《春秋》，而孫秀才勤奮學習，日以繼夜，行爲也端正謹慎，範仲淹很喜歡他。第二年，範仲淹離開睢陽，孫秀才也告辭回家了。後來過了十年，範仲淹聽説泰山下有個叫孫明復的先生給學生講授《春秋》，他道德高尚，朝廷把他召到太學，原來是從前向範仲淹討錢的孫秀才。範仲淹嘆息説：“貧窮對人的拖累太大了，倘若天天討米一直到老，就算是像孫明復一樣好的人才，也將會被湮没而不會被世人知道了”。

　　居官致力民生。天禧五年(1021年)，時年33歲的範仲淹被調往泰州海陵西溪鎮(今江蘇省東臺縣)，做鹽倉監官（此處爲筆者家鄉鄰縣）。他很快發現，這裏有許多事情需要去做。泰州是靠海地區，唐代修築的捍海堰已多年失修，坍圮不堪，危害甚大，民不聊生。雖然範公的本職工作並不包括修築捍海堰，但他從大處着眼，上書江淮制置發運副使張綸，痛陳海堤利害，建議重修捍海堰。天聖二年（公元1025年），張綸奏請朝廷後，宋仁宗任命範仲淹爲興化（今江蘇泰州興化市）知縣，主持修復捍海堰。次年工程再度開始時，範仲淹因母親去世離職守喪，由張綸負責完成海堰的修築，最終冲破重重阻礙，築堰成功。範仲淹在此處發起“治水”雖不到一年，工程也非在他手中完工，但當地人民都銘記範仲淹的功德，把海堰叫做“範公堤”。當時興化縣還有不少灾民，竟跟着他姓了範。

　　有趣的是，《岳陽樓記》中的滕子京，和範仲淹是同年進士，期間剛好任泰州從事，二人曾一起在興化治水；在範仲淹顯達後，滕子京多次得到範仲淹的提携。範仲淹爲滕寫有《酬滕子京同年》《書海陵滕從事文會堂》。

　　三、課子有方，仁行垂範

　　範仲淹不僅自己秉持博愛仁心，親自踐行博愛理念，而且注重將這一家風傳承給後人。範仲淹對四個兒子的教育都很重視，從小親自指導並爲其延請明師，四個兒子長大後都非常出色，尤其二子範純仁更是範仲淹“博愛”衣鉢的杰出繼承人。

　　範純仁生於天聖五年，皇佑元年中進士，皇佑四年出任襄邑縣知縣。本來他中進士後朝廷就授任武進知縣，他因爲想在父母面前盡孝，所以拒絶了。一直等到範仲淹去世，範純仁才出來做官。他從入仕開始，一直到做到宰相的位置始終清廉如一，所以世人贊譽他爲“布衣宰相”。

　　“民以食爲天”，古人對糧食的重視程度可想而知，然而範仲淹在面對整船糧食“損失”的時候，展現出了與衆不同的家教態度。

　　有一年，範仲淹安排範純仁到蘇州去，將一船麥子運回睢陽。彼時範純仁還是年輕人，不敢多作逗留，按照父親的囑托，押着麥船便返程速歸。麥船路過丹陽時，範純仁上岸買一些補給，碰巧遇上了詩人石延年。石延年是範仲淹的好朋友，範純仁忙上前施禮問安，没想到石延年窮困潦倒，連家人去世也無錢安葬，爲此一籌莫展。範純仁身上也没帶多少錢，他思忖片刻説道：“我這有一船麥子，供您解燃眉之急吧。”石延年接到饋贈，感謝萬分。範純仁只得空手而還，他因爲没有完成父親交辦的任務，心中一直忐忑不安。回到家後，範純仁拜見父親，束手而立，不知如何開口，這時範仲淹問道：“此行可遇到故舊嗎？”範純仁答道：“其他人安好，惟石延年叔叔落難，無人救濟。”範仲淹一聽責怪道：“咱們不是有一船麥子嗎？怎麽不送給他呢？”範純仁頓時放下心來，輕鬆笑道：“已送給他了。”

　　範純仁當官時愛民如子，在出任慶州知州之時，治下遭遇大饑荒。當時很多百姓都没有吃的，範純仁不忍百姓受苦，見到灾民情况後即下令開倉賑灾。

　　有官員阻止他，説必須要先請示朝廷，得到中央允許之後才能放糧賑灾。範純仁直接對那位官員説：“奏報朝廷已經來不及了，先開倉賑灾，出了什麽事我來負責。”

　　範純仁此舉活民無數，百姓對其愛戴有加。後來朝廷有人彈劾他，説範純仁救灾民的物資數目不對，於是宋神宗派使者前來調查。

　　當時正逢秋季豐收，得知此事後，百姓們主動晝夜不停將自家的糧食背到糧倉補數。等到使者來到的時候，倉庫糧食已無虧欠。範純仁愛民如子，百姓們知恩圖報，官民和諧。

　　皇佑四年，範純仁剛剛出任襄邑縣知縣，就展示出了自己清廉剛正的態度。襄邑縣有一處牧場，有皇家衛士在那兒牧馬，但這些馬常常不受管教，踩踏百姓的糧食。

　　因爲是皇帝親衛，所以以往官員們都不敢隨意處置，使得他們更加放肆。範純仁到任之後，發現這種不正常情况，當即捉拿了一名衛士處以杖責之刑。

　　有官員説：“他們是皇帝的衛士，你只是小小的知縣，怎麽敢處置他們呢？”

　　範純仁回：“這些衛士雖然是陛下的衛士，但是供養他們的俸禄却是從百姓這兒獲得的賦税。既然如此，那怎麽能讓百姓受此灾害呢？”

　　此事後來被禀報到皇帝那兒去，皇帝不僅没有斥責範純仁，反而大大的嘉奬了他。

　　元祐元年，範純仁同知樞密院事，不久後拜相。範純仁經常爲朝廷舉薦人才，但是却從没有透露是自己提拔他們。

　　有人知道此事，就問他：“擔任宰相，收取人才到自己的門庭是很正常的事情，您爲何不讓他們知道是您提拔了他們呢？”

　　範純仁毫不在意的説：“我舉薦他們就是希望他們能報效國家，既然如此他們知不知道我推薦了他們又有什麽重要的呢？”

　　如此般清廉爲民的好官，如此般博愛之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自有天佑。

　　（作者房恒貴，深圳市承天文化發展有限公司總經理、資深企業培訓諮詢師、中國風歌曲詞作者，發表在《文明與社會》2019年7月28日總第4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