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1世紀以後，世界經濟發展環境繼續發生深刻的變化，經濟全球化發展愈發深化，區域經濟一體化不斷取得新的進展，而隨着知識經濟的加速發展，産品的更新日益加快。與此同時，台灣島内長期積累的結構性問題也明顯暴露出來，原有的産業結構與生産模式已越來越難以適應新環境的要求。面對内外環境巨大變動的嚴峻挑戰，推動新世紀台灣經濟新一輪的轉型發展已成不可逆轉的趨勢。 

　　第一節　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

　　以信息技術爲基礎的經濟全球化，在20世紀90年代進入全面擴張時期，已給處於轉型發展階段的台灣經濟留下深刻烙印。進入21世紀以後經濟全球化進程則呈現更加迅猛發展的勢頭，這一方面因爲，科技革命迅速發展，許多科技領域，如信息技術、生物技術和生命工程、新能源技術、納米技術等不斷取得突破，並應用於生産，而各國及地區的優勢領域不同，客觀上要求加强全球經濟技術合作；另一方面，隨冷戰結束後，妨礙全球經濟合作的經濟體制性障礙大大削弱，統一的全球市場形成，資源在全球範圍内更便於實現優化配置。同時，發展中國家及地區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加速，作爲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大陸，於2001年加入WTO，加快了與世界經濟接軌的步伐。台灣在2002年也正式成爲WTO 的會員，融入國際的經貿組織中。在這一波加速發展的經濟全球化潮流中，台灣在獲得新的發展機遇的同時，也遭遇更加嚴峻的新挑戰，特别是，由於台灣海島型經濟的特點與兩岸關係的特殊性，經濟全球化這把“雙刃劍”，對台灣發展的負面衝擊似乎更大於其所帶來的利益，這種衝擊集中表現在各國及地區外部依賴性的增强、全球生産集中强化、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加速等幾方面。

　　一、各國及地區外部依賴性增强

　　由於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促使世界各國及地區爲了獲得利益都要加入到彼此聯繫的生産關係網絡中，並在網絡不同節點承擔不同的生産環節。因此，各國家及地區的利益彼此依賴，尤其佔據生産中關鍵環節以及作爲主要市場的國家及地區在經濟上的盛衰將極大影響到承擔邊緣環節生産的國家及地區。而非實體經濟領域的資金進退也在很大程度上將一國或地區的經濟和其他國家及地區聯繫起來。總之，經濟全球化使參與世界經濟的各國家及地區由於經濟利益而前所未有地聯繫起來，相互依賴性日益强化。根據IMF統計，整個20世紀90年代，全球貿易總額增加近11倍。而此期間全球國際直接投資也更加活躍。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的統計資料，扣除通貨膨脹影響後，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入存量在1982年只有8020億美元，1990年則上昇到19540億美元，而到2002年則快速上昇到71230億美元。全球國外直接投資流出存量，也有相似的變化。而在增量變化方面，1996到2000年之間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和流出額的年平均增長率分别達到40.2%和35.7%，跨國並購金額年平均增長率更是達到50%以上，遠遠高出1986-1990年間20%左右的水平。 在這種環境下，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動盪往往可以迅速波及全球，世界經濟的波動和危機的國際傳染於是便成爲一種常態而且難以避免。21世紀初，由於“新經濟”熱潮導致高科技産業出現“供過於求”的嚴重失衡，美國經濟景氣由盛而衰，再加上“9.11”恐怖事件的影響，世界經濟出現全面下跌，世界貿易增長大幅萎縮。2008年，因次級房貸問題引發美國的金融海嘯，先演化爲全球性金融危機，再轉變爲全球性的經濟危機，這更是在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時代各國及地區經濟相互依賴性空前加强的典型例证。

　　台灣作爲海島型經濟，經濟本身就存在着極高的外向性，而全球化的加速發展使台灣經濟對外依賴性更顯突出，經濟的穩定發展因此倍受影響。如前所述，20世紀80年代，面對世界石油危機帶來的世界經濟波動，台灣進行了經濟轉型發展，將經濟的需求結構調整爲以内需爲主，使總體經濟維持了較穩定的中速增長。但是，受制於主、客觀條件，進入21世紀以後，台灣的内需擴張已受到明顯限制，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重新更加依賴於外部需求。而世界經濟形勢的劇烈變化與持續低迷，無疑對台灣經濟發展産生極大的外部挑戰。台灣經濟隨世界經濟波動的趨勢因此愈加明顯。圖9-1顯示了2000年以來台灣GDP和世界GDP波動的關係，從中可明顯發現，台灣經濟隨着世界經濟波動的變化趨勢，而在每次波動變化中台灣經濟都放大了世界經濟的波動趨勢。顯然，21世紀以來台灣經濟受世界經濟整體的影響進一步加劇了。

　　二、全球生産集中性强化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由於要素流動的障礙被極大破除，具有生産和市場比較優勢的國家及地區對要素具有極大的吸附力，從而使得生産出現集中性的現象。這種集中性最明顯的表現即是資源爲大企業更有效的利用、生産更多地集中在控制關鍵環節的大公司。大型跨國公司具有研發，投資，信息，市場等各方面的優勢，從而能够從生産的“微笑曲綫”兩端控制高回報的關鍵生産環節，而將中間附加值低的生産環節分散化地外包給各二級廠商。通過這種方法大企業既獲得了生産領域的規模效益，同時又由於外包而具有明顯的靈活性，爲其本身良性發展奠定基礎。但是這種生産方式勢必對廣大的中小廠商造成挑戰，一方面造成了處於邊緣環節的中小廠商對大廠商的依賴，并且回報率較低；另一方面則對未加入到大企業生産環節的中小企業帶來嚴重挑戰，這些企業於整個生産環節而言已經在世界市場的競争中被淘汰出局。20世紀末，全球不斷發生的各種並購即是生産集中性進一步强化的充分體現。

　　戰後台灣是依靠中小企業創造了“經濟奇迹”，20世紀80年代中期後台灣集團企業經濟實力急劇擴張，集團企業在台灣經濟轉型期扮演了關鍵性角色，對産業結構轉型昇級、經濟體制的轉變均發揮了重大作用，台灣經濟逐步從中小企業主導轉向集團企業主導的時代。不過，在台灣集團企業快速發展過程中，仍明顯存在着集團規模不够大、産業競争力單一及家族經營色彩明顯等問題。進入21世紀後，廣大中小企業仍在台灣經濟發展佔據舉足輕重的地位。據台灣經濟主管部門相關資料統計，截至2002年底，台灣企業總家數爲113.3萬家，其中中小企業110.5萬家，占總家數比率97.72%。同年，中小企業的受雇員工數468.2萬人，占總受雇人數的69.15%。在創造産值方面，台灣中小企業則從1961年的産值占生産總值的44.9%增長到1984年的47.6%再增加到1998年的49.5%，占台灣總産值將近半數。

　　而面對全球化和知識經濟的加速發展，台灣這種企業搆成顯然將遭受越來越大的挑戰。事實上，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台灣中小企業所遭遇的困境已日益明顯，首當其衝的是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争力下降。根據台灣財税資料中心的統計，2002年之後，台灣中小企業外銷貢獻值就一直低於20%。2006年，台灣中小企業出口值爲新台幣1.5萬億元，出口貢獻17.89%，與之前中小企業一般擁有三成以上的出口貢獻率相比明顯退步。台灣中小企業出口貢獻的這種顯著變化和台灣外銷形態的改變有莫大關係。由於全球化的衝擊，在國際市場上有競争力的産品越來越集中於電子資訊等高技術層次、高附加值産業上，而這些産業的優勢往往掌握在大企業手中，越來越多的中小企業成爲大企業的衛星工廠，爲大企業生産專業化零部件，而外銷訂單則主要由大企業負責。台灣中小企業在新的國際分工中無疑處於不利的地位，而中小企業在國際市場競争力的下降反過來又拖累台灣經濟整體競争力的提昇。

　　三、區域經濟一體化加速發展

　　伴隨着經濟全球化加快發展的是全球市場競争的日益激烈，作爲應對這種競争壓力的策略，迫使地域臨近的國家及地區加强經濟合作，這樣，區域經濟一體化便成爲與經濟全球化並行發展的一種世界經濟發展趨勢。所謂區域經濟一體化，按照張幼文教授的定義是指，特定區域内的國家或地區通過達成經濟合作的某種承諾或者組建一定形式的經濟合作組織，謀求區域内商品流通和要素流動的自由化以及生産分工的最優化，直至形成各國（地區）經濟政策和區域經濟體制某種程度的統一。以經濟一體化程度的不同，區域經濟一體化主要有：特惠貿易安排、自由貿易區、關税同盟、共同市場、經濟同盟和完全經濟一體化等六種由低到高的類型。雖然形式有所不同，但各種層級的區域經濟一體化都具有一個共同特點，即實行内外有别的歧視性政策，也就是“對内自由，對外保護”，在區域内至少要實行商品的自由流動，更高層次的一體化安排則要求在區域内實現生産要素的自由流動，而同時對區域外則這些流動的限制措施仍然存在。因此，在區域經濟一體化形成浪潮的背景之下，被排除在區域經濟一體化以外的國家和地區難免遭受被邊緣化的嚴峻挑戰，區域經濟一體化所産生的貿易轉移效應將會損害這些國家及地區原有的經濟利益。

　　從實際發展歷程看，區域經濟一體化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便起步發展， 在20世紀60-70年代及80年代中後期形成兩次高潮，90年代伴隨着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更進入了大發展時期。據統計，至2002年，全球各類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已經達到145個，其中歐盟（EU）、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是最典型的三大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

　　就台灣所在的東亞地區而言，由於特殊的歷史與復雜的政經背景，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較爲滯後。1991年中國大陸與台灣、香港同時加入的APEC，雖是亞太地區影響最大的地區合作組織，但與一般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不同的是，其具有明顯的“鬆散性與開放性”，换言之，APEC在本質上只是一個鬆散的官方論壇，不具備采取共同實際行動的功能，而是通過協商達成共識，各自采取行動，並無約束性。然而，在1997-1998年東亞金融危機之後，特别是進入21世紀之後，伴隨着中國大陸經濟的快速發展，東亞却成爲世界區域經濟一體化最爲活躍的地區。除了東盟自由貿易區加速發展與擴大外，1997年後中、日、韓與東盟10國的合作框架機制（10＋3機制）初步建立；2001年中國與東盟10國10年内組成自由貿易區的協議（10＋1合作）正式啓動；2002年中國提出並推動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建立問題；2003年中國大陸與香港簽署了《内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等等。顯然，面對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强勁發展態勢，大多數國家及地區均采取了積極主動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的立場，以便從本區域經濟增長中分享更多的利益。而台灣却由於兩岸關係問題的障礙，始終游離於這一波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潮流之外。這種狀態使台灣無法融入區域經濟發展核心，無法參與相關遊戲規則的制定，從而使台灣經濟發展充滿不確定性，並難以避免經濟被邊緣化的危機。

　　第二 節　 知識經濟成爲主流生産方式

　　伴隨着經濟全球化浪潮迅速發展，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發展的另一個主流就是知識經濟的加快發展。21世紀以後，經濟全球化與知識經濟發展更是互相激盪，共同推進世界經濟的發展。盡管知識經濟作爲新的經濟生産方式，對各國及地區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及就業創造有明顯貢獻，但同時對各國及地區經濟發展亦帶來相當大的衝擊，就台灣而言，這種挑戰尤其明顯。

　　一、知識經濟的内涵與特質

　　作爲一項生産要素，知識的創造與應用在現代經濟發展中是早已存在的事實。但直至1996年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發表《知識經濟報告》，才首次有系統的闡釋知識經濟的概念。根據OECD的定義，知識經濟是“以知識爲本的經濟”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意指“以知識(智力)的佔有、生産、配置和使用(消費)爲最重要生産因素的經濟形態”。2000年，APEC等研究指出，知識經濟具有“以知識爲驅動力量（Knowledge-driven）帶動經濟成長、財富累積與促進就業 ”的特質，知識經濟除了包括以高科技産業爲主的“新經濟”與“資訊經濟”等概念外，也包含所有産業部門均有逐步朝向知識密集的發展趨勢。由此可見，與傳統的“農業經濟”與“工業經濟”重視勞動、資本與土地等生産要素投入不同，知識經濟時代，經濟增長與價值創造的主要動力來源是知識等無形的資産。

　　根據OECD國家的發展經驗顯示，知識經濟的特質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 就内容而言，知識經濟是創新型經濟 

　　200O年OECD對技術進步、創新與經濟成長的實证研究顯示，創新不僅衍生出無窮的新産品、新市場，以及創造財富的新機會，亦是提昇産業競争力最重要的動力。各國及地區的創新系統雖不盡相同，但都在創新系統中建構知識網絡，並有效運作，這是推動知識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WEF《2000年全球競争力報告》顯示，反映一國及地區科學技術能力和創業難易程度的經濟創意指數(economic creativity index)的排名，大多與其國家及地區競争力全球排名成正相關關係。2000年，美國與新加坡的經濟創意指數分别爲2.02與1.63，全球排名第1位與第3位；而同期，美國與新加坡的國家競争力全球排名分别爲第1位與第2位。台灣經濟創意指數爲0.97，全球排名第17位，競争力全球排名爲第11位。

　　(二) 就表現形式而言，知識經濟是網絡化經濟 

　　隨着國際知識編碼化和知識的不斷擴散，各國及地區經濟日趨網絡化。據估計，1995至1998年間美國網絡經濟平均增長率達174.5％，遠超過同期間美國及全球GDP2.8％及3.8％的平均增長率(美國德州大學商務研究中心，2001)。隨着20世紀90年代以美國爲先驅的網絡經濟的快速發展，世界各國及地區網絡經濟對促進經濟成長、穩定物價、增加就業及减緩經濟波動的作用日益顯現。網絡經濟改變了交易方式與型態，使知識與産業的結合更趨緊密，换言之，硬件製造與軟件應用或服務之間的界限愈趨模糊，而整體經濟活動依附於“無重量經濟”(weightless economy)的現象亦愈見明顯。因此，與傳統經濟時代重視實體性的製造業或工業不同，知識經濟時代無實體、無重量的服務業更受重視，先進國家及地區爲維持競争力優勢，不論高科技産業或傳統産業的生産活動，都積極轉向模塊化生産(modular production)及網絡生産的型態。 

　　（三）就社會型態而言，知識經濟是學習型經濟 

　　OECD(1997)指出，一個社會的知識存量愈多與學習能力愈强，其整體經濟表現愈佳。由於知識創造的源泉是人腦，且學習過程有助於將隱性知識轉化爲編碼型知識，並付諸實用，因此學習是知識經濟競争力提昇的核心。由於學習過程並不完全依靠學校正規教育，全民終身學習體系的建構乃成爲必然趨勢。這樣，學習經濟與ICT網絡的發展及傳播，就促進整體社會快速轉變爲知識社會。

　　二、知識經濟成爲世界主流生産方式

　　事實上，在1996年OECD從理論上系統論述知識經濟的概念之前，由美國帶動之下，知識經濟的發展已經日益成爲與經濟全球化並行的世界經濟發展的另一個主流了。以知識與信息通信科技爲主導的知識經濟，明顯改變全球經濟發展型態，主要表現在經濟知識化與産業知識化兩大趨勢上。

　　（一）經濟知識化

　　所謂經濟知識化是指知識對經濟增長貢獻的程度。美國作爲各國及地區知識經濟發展的典範，知識與資訊科技不斷創新成爲其新經濟的主要驅動力表現得最爲突出。自20世紀90年代初期起美國經濟進入了所謂長期繁榮的“新經濟”時期，相關研究顯示， 1992-1999年，美國經濟增長率平均爲3.6%，較1988-1991年平均2.3%增加1.3個百分點，經濟增長率躍昇的動力主要爲勞動生産力的提昇，勞動生産力增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到55.6%，遠高於1988-1991年平均的47.8%。而勞動生産力的提昇則主要源自知識與資訊科技的創新促使知識型産業勞動生産力的明顯增加。據統計分析，美國知識型産業勞動生産力增加率由1988-1991年的1.2%增加爲1992-1997年的2.3%，同期，知識型産業就業人數也由1.1%增至2.9%，從而使知識型産業實質GDP增長率由2.3%明顯提高到5.2%。顯然，知識型産業已成爲工業先進國家産業發展的主流。

　　美國知識型産業勞動生産力之所以會大幅提昇，主要原因應是其重視科技研發與創新。一方面，美國研發經費總額由1990年1545億美元增至1997年的2119億美元，其中，民間企業研發經費所占比重由58.6%提高到68.6%；另一方面，美國政府長期重視基礎科技研發，並嚴格保障專利權等知識財産，1990-1997年間，政府的研發總經費中，基礎研究所占比重由36.7%提高至45.3%，應用研究由38.6%降至30.9%，産品發展則由24.7%降爲23.8%。

　　（二）産業知識化

　　所謂産業知識化是指産業應用知識的程度，除瞭高科技産業外，也包括應用知識的傳統産業。OECD國家的發展經驗顯示，全球産業結構知識化的變動趨勢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1.先進國家及地區知識密集型産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不斷提高

　　隨着經濟體系的科技和知識含量不斷增加，知識與産業的結合程度愈高。1996年主要工業國家知識密集型産業占名目附加價值比率，以德國58.6％爲最高，其次依序爲美國55.3％、日本53.0％、英國51.5％、加拿大51.0％、瑞典50.7％。在亞洲國家及地區，2000年新加坡産業知識密集度爲57.0％，台灣40.6％，韓國40.3％。

　　2.先進國家及地區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占GDP比率高於知識密集型製造業

　　根據OECD估計，工業先進國家的經濟結構轉向以服務業活動爲主，促使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在整體經濟中的地位高於知識密集型製造業。1996年OECD國家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占名目附加價值比率介於27％至46％之間，加權平均爲41.0％，高於知識密集型製造業所占比率(加權平均爲9.8％)。台灣産業結構亦呈現類似的變化，1996年台灣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占名目附加價值比率爲33.8％，高於知識密集型製造業的6.8％。

　　3.知識密集型産業爲創造就業機會的主要來源

　　技術進步可以提昇勞動生産力，促進經濟增長，但亦可能抑制勞動需求，减少工作機會。這樣,知識密集型産業的加速發展，一方面會加劇結構性失業問題(對高技術人力及知識工作者的需求增加，而對低技術工人的需求减少)，另一方面則同時也創造更多新的就業機會，緩和總體失業問題，這種正負效果相扺的結果，在各國及地區情况是不盡相同的。美國等國家表現爲净就業增加，失業率逐年降低；而日本等國家則表現爲净就業人數减少，失業率逐年提高。台灣的情况大致屬於後一種。

　　三、知識經濟發展對台灣的挑戰

　　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與創新是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全球經濟發展型態相應發生巨大改變，這對進入21世紀的台灣來説，有機會更有挑戰。

　　機會方面，在20世紀90年代台灣抓住了美國新經濟蓬勃發展的機遇，大力發展電子信息産業，世紀交替之際，台灣電子信息硬件産值已在世界排名第三位，半導體産值占第四位，這爲台灣發展知識經濟奠定了一定基礎。另外，“台灣發展知識經濟最大的優勢是教育”， 一方面，高等教育擴張迅速，不斷提高台灣的人力素質，1988—1998年間，台灣的大學由16家增至39家；獨立學院由23家增至45家；專科學校則由68家减至52家。另一方面，留學人員大量返台加快台灣人力資本的積累，據台灣教育主管部門統計，1990-1995年留學的碩士與博士返台人數達30238人，遠多於1980-1989年的14880人。

　　然而，相對於機會，在知識經濟發展大潮中台灣面對的挑戰却是更加嚴峻，突出表現在以下兩方面。

　　（一）自主創新能力不足

　　知識與創新是知識經濟時代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台灣雖然在20世紀90年代以電子信息産業爲主的高科技産業獲得迅速發展，但是自主創新能力却未見相應提高。一方面，台灣研究發展（R＆D）經費的投入長期偏低。1990年台灣R＆D經費占GDP的比率爲1.66%，1998年略爲提昇到1.98%。另一方面，台灣技術創新體系明顯“重技術、輕研究”。長期以來，台灣R＆D經費大部分用於技術發展與應用研究上，用於基礎研究的則占很小比例。1998年基礎研究占總研發經費比率僅10.2%。

　　2000年台灣經濟創意指數爲0.97，全球排名第17位，接近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國指數值(2.02)的一半；在亞洲四小龍之中，高於韓國的0.50(第27位)，低於新加坡的1.63(第3位)及香港的1.10(第12位)。其中，反映新企業創業難易程度之新創企業指數，台灣爲1.04，全球排名第12位；反映創新能力的科學技術指數，台灣爲0.90，全球排名第24位，顯示台灣創新能力仍亟待提昇。

　　20世紀60年代以來40多年中，台灣經濟發展雖然歷經不同發展策略，經過不同的轉型發展，但是本質上承襲美國、日本的新技術進行ODM和OEM爲主的生産方式基本没有變過，即使是台灣主導産業的高技術電子資訊産業仍然脱離不了製造加工的出口模式。根據相關資料指出，台灣高科技産業的附加值長期處於30%以下，作爲全球第三大電子資訊生産地，其生産方式仍主要集中在委托加工上。20世紀80年代後期以來，隨着經濟全球化和知識經濟的深化，新技術的不斷運用和世界市場競争的不斷加劇促使産品生命週期不斷縮短，進一步壓縮了非自主創新企業模仿創新的空間，台灣通過委托加工學習技術進而研發生産的模式遭遇到極大挑戰。參與世界競争的各經濟體必須越來越走向自主創新纔可能在世界市場上獲得優勢，從而實現本地區經濟的發展。台灣雖努力推動經濟轉型應對全球化的這種挑戰，並取得一定成就，但是由於外部經濟環境及自身經濟結構性等問題，島内代工加工的生産模式並没有從根本上得以改變，而新發展起來主導産業又過於集中在電子信息等有限的門類中，無法有效地提昇整個地區經濟的發展。可以説，實現知識經濟，進行自主創新，形成島内較完整系統的高技術主導産業才是台灣經濟真正實現轉型的標誌。

　　（二）失業增加與所得差距擴大

　　戰後40年台灣“經濟奇迹”的一個突出特徵就是經濟呈“均富型的增長”,失業率長期維持較低水平，所得分配呈現相對平均化態勢。而隨着知識經濟的加速發展，台灣原有的這種“均富”模式發生了逆轉，失業問題與貧富差距擴大化問題對台灣社會經濟的困擾日益加劇。

　　知識經濟對台灣勞動市場及所得分配的影響首先表現爲知識經濟的發展使産業結構發生明顯變化，在傳統産業逐漸萎縮而知識密集産業快速發展的過程中，結構性失業人數的持續增加導致收入差距的擴大化。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起台灣産業結構明顯改變，服務業迅速崛起成爲産業搆成的主導部門，製造業所占比重逐年下降，同時製造業由傳統的勞力密集産業向以電子信息産業爲主的技術密集産業轉型昇級。這種變化對低所得家庭的就業造成雙重衝擊，一方面，低所得家庭所得來源主要依賴工作所得的工資，長期以來製造業爲這個群體提供了最主要的工作機會，傳統制造業的萎縮减少了他們的工作機會；另一方面，低所得家庭又主要是低教育、低知識的群體，難以達到技術密集産業所需的知識要求。台灣結構性失業人數因此明顯增加，失業率提高，以往“高增長、低失業”的狀况不復存在。2000年台灣的失業率爲2.99%，2001年則大幅昇至4.57%，2002年再昇至5.17%，連創歷史新高。同期失業人口則從29.3萬人增至51.5萬人，增加22.2萬人。而在2002年失業人口51.5萬中，因“工作場所歇業或業務緊縮”原因而失業的有24.8萬人，所占比重高達48.2%，明顯反映出産業結構的快速變遷對台灣勞動市場的衝擊。而低所得家庭的就業狀况的惡化必將進一步擴大所得差距。

　　知識經濟的發展還造成台灣勞動市場“高學歷高所得，低學歷求職難”的局面，更加劇了所得分配不均的狀况。教育在以往台灣經濟發展中曾扮演所得分配平均化的重要角色，但在知識經濟發展的時代由於對高知識、高技能人力的强大需求，教育反成了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重要因子了，不同教育程度之間的所得收入差距逐步擴大。

　　在上述背景之下，從20世紀80年代起台灣所得分配差距逐步擴大。五分位指標比率由1981年4.21倍持續上昇到1990年的5.18倍，2000年時進一步提高至5.55倍。同期，基尼係數也相應逐步上昇，由1981年的0.281上昇到1990年的0.312，2000年爲0.326。2001年五分位指標比率達6.39倍，基尼係數也上昇到0.350，創下20世紀60年代以來最高水平。台灣曾有的“均富”發展模式發生逆轉的趨勢日益加劇。

　　第三節　台灣産業結構脆弱性突顯

　　經濟全球化和知識經濟生産方式互相滲透，席捲全球，確實給21世紀的台灣經濟帶來巨大的挑戰。但台灣面臨更嚴峻的問題却是長期積累的自身結構性問題，特别是産業結構脆弱性問題，使其無法適應迅速變化的内外經濟形勢，難以有效支撑經濟的持續增長。

　　一、三次産業結構調整的質量不足

　　20世紀80年代下半期以來台灣産業結構經歷了一次大調整，一方面，服務業迅速崛起，成爲産業搆成的主導部門；另一方面，製造業由勞力密集産業向技術及資本密集産業轉型昇級，電子信息産業成爲台灣産業的主流。這種産業結構支撑了20世紀90年代台灣經濟的中速增長。但是由於它的昇級在質量上的不足因而存在明顯的脆弱性，對於21世紀以來迅速變化的經濟形勢已無法適應。

　　（一）服務業無法有效拉動就業與經濟增長

　　台灣三次産業結構調整的質量不足明顯表現在三次産業産值結構與其就業結構及對經濟增長貢獻程度的不匹配上。反映産業結構變動經濟規律的配第-克拉克定律指出，經濟在不斷發展的過程中，産業保持不斷昇級，第一産業國民收入和勞動力的相對比重逐漸下降；第二次産業國民收入和勞動力的相對比重上昇，經濟進一步發展；第三次産業國民收入和勞動力的相對比重也開始上昇，并且在此過程中各産業對經濟的貢獻率也逐次變化。1987年台灣工業産值在GDP中的比重開始下降，服務業産值在次年達到GDP的50%以上，台灣開始進入後工業化時代。此後，服務業占經濟總量的比重持續提高，2001年達到峰值的69.36%並在此後均保持65%以上比例的水平。换言之，台灣經濟中近七成的産出依靠服務業創造，而近三成由工業創造，農業占經濟總産值只有1%上下的水平，這反映出台灣産業結構從産值而言已進入服務業主導階段。 

　　根據國際上的統計經驗， 發達經濟體服務業就業比重往往較其産值結構高，而農業和工業的就業比例往往低於其産值結構。這種搆成與各産業本身的特性有關，通常農業和工業中勞動具有較高的邊際技術替代率，并且隨着技術的進步這種邊際替代率可以克服遞减的特徵，呈現出隨着技術進步，投入到工農業中所必須的勞動越來越少的局面。而與此不同，服務業中衆多專業性的服務必須有人來提供，資本等其他投入無法代替人的作用，因而服務業中勞動力較低的邊際技術替代率，也有較强的就業吸納功能。但台灣的服務業與此相反，表現出就業結構與産業産值結構的扭曲發展。長期以來，台灣經濟中服務業的産值比重一直高於其就業比重約10個百分點，而工農業的就業比重則顯著高於其産值比重約10個百分點。以2000年爲例，服務業産值占GDP比重高達68.93%，而服務業就業人數占總就業比重却僅達54.99%，二者相差13.94個百分點。台灣産業産值結構和就業結構的這種扭曲反應了其工農業和服務業間發展的不平衡，一方面較高産值但較低就業吸納的服務業反映了其産業的産值虚高；而較低産值却吸引較高就業的工農業則反映了其産業本身的技術水平和勞動生産率相對較低的事實。

　　除了就業結構與産值結構的扭曲外，台灣三次産業結構調整質量不高還表現在三次産業結構對經濟增長貢獻程度的不匹配上。21世紀前13年，台灣服務業占GDP比重的平均值約爲67.97%，而其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則只有47.7%，二者相差20.27個百分點；而同期，台灣工業占GDP的平均比重爲30.33%，但其對經濟的貢獻率則達到了52.0%，較其産值比重高出20個百分點。這種情况説明作爲台灣經濟規模主要部分的服務業明顯增長乏力，而作爲經濟增長主導的工業却明顯規模不足，這種扭曲的産業結構顯然難以支撑經濟進一步穩定增長。

　　（二）服務業發展呈現“虚高”的脆弱本質

　　台灣服務業占三次産業比重高達七成左右，却無法有效帶動就業增加和拉動經濟增長，這反映出台灣服務業發展水平較低的脆弱本質，而這種“虚高”表現在質與量兩個方面。

　　服務業“虚高”在質的方面就是服務業本身産業結構昇級不足，競争力較弱。20世紀90年代後台灣知識密集服務業配合島内産業結構調整及因應跨業整合商機興起，獲得較快的發展，但是根據台灣“主計處”發佈的《2006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初步統計結果》則顯示，台灣知識密集服務業的經營效率不僅遠低於工業部門，甚至低於非知識密集服務業，顯示出台灣服務業産業昇級乏力。2001-2006年服務業部門勞動生産力、資本生産力及利潤率分别增長12.6％、-8.3％及0.5個百分點，大大低於工業部門的45.6％、20.0％及4.1 個百分點，而其中知識密集型服務業這三項經營指標分别變動-6.5％、-14.3％及0.3 個百分點，非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則是增加22.8％、12.5％與0.65 個百分點。

　　由於台灣服務業發展水平較低，特别是金融、觀光、影視及物流等進展有限，造成服務貿易輸出增長緩慢，服務貿易長期呈逆差狀態。這不僅反映出台灣服務業國際競争力較爲薄弱，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總體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據台灣相關部門統計，1995-2007年服務貿易逆差累計達730億美元。在世界貿易組織（WTO）2007年全球貿易排名中，台灣服務出口僅增長5%，全球排名居第26，而同期韓國的服務出口大幅增長28%，排名居全球第15。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台灣服務業在國際市場上市場佔有率只有0.9%，尚不及韓國和新加坡這一比重的半數，在5年間台灣的排名退後6名，台灣服務貿易的國際地位明顯下降。

　　台灣服務業“虚高”還有數量統計方面的因素。受政治歷史原因的影響，台灣戰後設立了龐大的“行政防務”開支，而這些均被計入到服務業中，從而造成台灣服務業産值的虚高現象。早在台灣經濟起飛之前還是農業社會時，服務業就已經在生産總值中佔有較高的比重，1952年台灣的服務業占總産值的比重即爲48.4%。在此後的經濟增長中，工業産值比例長期没有超過服務業。其原因之一就是服務業結構中龐大的“行政防務”佔有重要地位。隨着台灣經濟轉型發展，1988年台灣服務業産值占GDP比重超過50%，而工業産值比重開始下降，台灣開始真正步入後工業社會之時，服務業中“行政防務”仍然占服務業總産值的27%，是服務業五大行業中産值最高的一組。進入21世紀後隨着經濟轉型和兩岸政治關係的緩和，“行政防務”服務比重開始下降，但仍然是台灣服務業中的重要力量，高於金融和教育，僅次於商業和不動産業，位居五大台灣服務業門類第三位。

　　由此可見，進入21世紀後台灣三次産業結構在産值方面已進入服務業主導階段，與先進國家及地區水平相當，但實際上以内需市場爲面向的台灣服務業，發展水平却較低，存在着産值虚高與整體競争力較弱的問題。當新世紀島内需求明顯萎縮時，自身持續增長乏力的服務業，就難以帶動整體經濟的有效增長了。

　　二、製造業的轉型昇級呈單一性特徵

　　製造業是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歷來受到台灣當局的高度重視。20世紀80年代，爲了緩解國際石油危機、貿易保護主義加强和勞動力成本優勢削弱的不利條件，引導台灣逐漸向技術密集型産業轉型，台灣當局提出發展“策略性工業”；並依據“市場潜力大、産業關聯性大、技術層次高、附加值高、污染程度低、能源依存度低”六大原則，選定通訊、資訊、消費性電子、半導體、精密器械與自動化、航天、高級材料、特種化學及制藥、醫療保健及污染防治等10項高科技産業，作爲發展的重點，實質上是已規劃了台灣經濟的主導産業和往後發展方向。經過將近20年的發展，到2000年，上述高科技産業總産值已達到新台幣45472億元，占製造業總值的53.6%，較1986年該類産業占製造業總值的24%提高了一倍多，台灣製造業轉型昇級取得了較明顯的成效。然而，進一步深入考察便可發現，台灣製造業轉型昇級呈明顯的單一性特徵，具體表現如下：

　　其一，高科技産業的産值高度集中於電子信息産業。據統計，2000-2005年，台灣高科技産業占製造業平均比重爲54.1%，而其中電子通訊類産值則合占高技術産業産值的56.6%，其他各産業的總和尚不足半數。可見，台灣高技術産業内部發展十分不平衡。

　　其二，電子資訊産業的增長速度遠超製造業中各業。據統計，1986年到2000年，台灣的電子資訊産業年均增長率高達26%，而同期高科技産業總體的年均增長率則只有14%，製造業全體的産值增長率只有8%，電子資訊産業明顯成爲台灣製造業增長的明星行業。

　　其三，電子資訊業是台灣出口貿易獨大的主力商品。2000年，台灣高科技産業産品出口占全部出口的55.8%，而同年電子資訊産品單獨佔出口額的總比重即達到34.6%，占高科技産業出口的六成以上，較其産值在高科技産業中的比例還高。

　　由此可見，無論是産值份額、增長速度還是出口份額，台灣的電子資訊業都遠遠超過了製造業中的其他産業。高速增長的電子資訊業固然對總體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拉動作用，20世紀90年代的10年，台灣經濟穩定中速的增長與電子資訊業的這種蓬勃發展關係很大，然而，作爲主導産業，電子資訊業一枝獨秀的發展，顯然不利整體經濟健康持續地增長。

　　首先，單一的主導産業規模不够，不利於支撑整體經濟的發展。雖然電子資訊産業有占高技術産業近6成的比重，但是因高科技産業産值只占台灣製造業産值的半數，而製造業産值又只占GDP總産值的3成，電子資訊業也在經濟總産值中所占的比重不過1成左右，就規模而言，作爲主導産業就顯得太過弱小。

　　其次，單一的主導産業難以産生廣泛的關聯度，無法有效帶動經濟的整體成長。台灣電子資訊産業的單獨快速發展，遠遠高過台灣整體制造業的增長速度，其對經濟的帶動作用僅僅由於自身高速增長所致，却無法有效通過中間産品的關聯引致帶動其他産業發展的杠杆效應，這樣對經濟整體增長的影響也極爲有限。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單一化的主導産業易受外部環境的衝擊，經濟穩定性差。産業發展受各種資源投入及内外部環境的影響，廣泛而系統的主導産業門類共同支撑的經濟，在某一特定條件受到衝擊影響某一主導産業門類的情况下還可以依賴其他主導産業發展經濟，并且由於系統自身的穩定性和自我修復功能，受衝擊的産業的抗衝擊性和自我恢復性也較强。但是單一的産業門類顯然無法享受這種系統性所帶來的正外部性，在支撑産業良性運轉的條件發生變化時，將會遭受極大的損傷，並直接波及整體經濟的發展。進入21世紀後，全球互聯網泡沫對台灣經濟的衝擊致使其在2001年增長率跌爲罕見的負值正是台灣單一化主導産業的不良後果最好例证。而且此後國際整體經濟形勢持續不振，台灣經濟也同時進入持續的低迷期。

　　事實上，由於海島經濟的特點以及台灣技術自主性不高，台灣産業發展具有高度的外向性，還在經濟起飛時期，産業的構建主要基於東亞“雁行模式”的産業梯度轉移，台灣産業内部的關聯度更多的是建立在美國和東亞各國及地區的更高層級區域中，其本地的産業關聯度不足問題有其産業發展的歷史淵源。台灣經濟較早融入國際産業分工的體系中，並由此給台灣帶來了數十年經濟快速增長，但也同時給台灣帶來了自身産業無法系統性發展的路徑依賴。20世紀80年代後期，東亞“雁行模式”趨於瓦解，適逢全球電子信息産業起步以及後起發展中經濟體經濟起飛，前者奠定了台灣後來的電子資訊産業基礎，後者則爲後來台灣傳統制造業的大批轉移發展創造條件，而這兩者本質上仍然屬於外部機遇的範疇，台灣的經濟雖然因此繼續得以維持中速增長，但産業的系統性却並没有因此而建立。進入21世紀，隨着全球互聯網泡沫破滅及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加速發展的競争性加劇，上述兩種支撑台灣經濟發展的能量也隨之逐漸耗盡。

　　總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台灣的高新技術産業雖然具有增長速度快，出口拉動强的特點，但限於規模較小，産業類别單一以及産業關聯度較低等的缺陷而無法有效持續承擔經濟發展引擎的主導産業作用，而作爲三次産業主導部門的服務業又存在産值虚高與整體競争力較弱的問題，顯然，在進入21世紀之際，台灣尚未建立起新的較完善的經濟增長機制，台灣經濟面臨着主導産業重構的巨大挑戰。

　　三、産業生産模式低端

　　台灣産業結構脆弱性問題，除了産業搆成本身昇級質量不足外，還與其産業生産模式低端有密切關係。如上所述，由於經濟發展過程中實施出口導向，産業發展融入東亞“雁行模式”的縱向轉移環節，造就了台灣産業區域内關聯性弱，區域外關聯性强的現象。而這一現象緣起的生産模式即是台灣製造業代工爲主的生産模式。如果從參與經濟的主要方式來衡量經濟體的核心競争力，台灣的核心競争力當屬代工無疑。縱觀台灣産業發展變遷歷程，可以説廣義的代工貫穿了整個經濟發展過程。20世紀50年代經濟起飛之前，台灣進行“農産品加工”；經濟起飛時期，60-70年代進行“輕工業”代工；進入80年代以後進行經濟轉型，快速發展高科技産業實質上也是以代工爲主。2000年台灣電子資訊産業中有9項産品在國際市場上佔有率超過5成，分别是監視器和集綫器的國際市場佔有率達到半數以上，主板、鍵盤、電源供應器桌上掃描儀分别佔據全球市場的6成以上，機殻的市場佔有率爲7成，手持式掃描儀甚至佔據世界市場的9成以上。雖然市場佔有率十分高，但是這九項産品無一例外均爲零部件加工。2002年美國《商業週刊》公佈的世界百佳資訊科技公司中，台灣有13家上榜，然而13家企業的核心産品無一例外均是生産全球市場成熟産品。台灣在高科技産業中佔據的環節主要在代工領域。

　　代工是某一區域快速學習先進地區的技術，充分利用本地廉價勞動力等資源，實現後發優勢迅速崛起的良好手段。但是隨着經濟不斷發展，代工模式對經濟發展的局限性也越來越顯現出來。

　　首先，代工生産位於産品價值鏈“微笑曲綫”的底端，是利潤率最低的生産環節，并且進入門檻低，競争優勢的主要來源爲低成本戰略。進入21世紀，隨着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及地區經濟起飛，並具備進入高科技産品OEM和ODM的生産環節，台灣在該領域的低成本優勢基本喪失，這也是大批台灣相關企業轉移到大陸及東南亞發展中國家進行生産的重要原因。然而簡單的産業轉移雖然有助於企業的生存，却對台灣經濟本身的發展作用有限。以産值占台灣GDP近兩成的鴻海精密爲例，該企業雖然規模巨大，但數額高達90萬的生産員工在中國大陸，在台灣員工只有5000人，而且因不是研發類企業，其台灣總部所創造的産值很有限。因此，台灣《天下》雜誌曾有評論指出，從就業及創造出口來看，鴻海的興衰，對台灣實質的衝擊不大，但會影響台灣的GDP。鴻海如此，其他類似的高科技代工企業也大都存在同樣的問題。

　　其次，從事代工模式的企業往往技術和市場兩頭在外，甚或如鴻海一般，生産地也在外，形成所謂三頭在外的生産方式，使整體産業對外部經濟有着强烈的依賴性。台灣由於本身屬於海島型經濟體，内部市場較小，經濟外向性較强。因此市場在外是台灣經濟發展固有局限，不過，仍可以通過出口市場多元化，内部主導産業多元化來分散風險，降低對外部市場的依賴性，因此並不搆成台灣經濟的嚴重問題。台灣代工模式使整體經濟外部依賴性强的主要挑戰則在於，産業生産的上游研發技術過分依賴外部經濟體，而缺乏産業内生性驅動力。這不僅使台灣更大程度上受外部因素衝擊的影響，而且也不利於台灣整體産業的昇級。

　　台灣經濟對外部技術的依賴性可從貿易結構來觀察。一是，台灣主導産業高科技産業的關鍵設備和零部件進口依賴較强。從20世紀80代中後期到世紀末，包含電子資訊産品的電氣機器電氣器材類産品雖然是台灣主要的出口産品，但同時也是台灣最重要的進口品。據統計，1986年到1998年13年間，台灣電氣機器電氣器材的出口年平均占比達到出口總值的18.8%，但是同期該商品項目的進口平均占比也達到18.3%。這反映出台灣該類産品的上游零部件的强進口特性。二是，台灣科技貿易收支比長期以來處於極低水平。根據台灣“國科會”的統計，台灣科技貿易收支比在20世紀90年代高科技産業大發展的時期長期低於0.1。2000年台灣科技貿易收支比爲0.1，而同期日本的該比值爲2.39，美國則爲2.63。可見台灣對科技産品的進口量遠遠大於其出口量，台灣與真正的高科技發達國家及地區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 

　　由此可見，沿襲已久的代工生産模式降低了台灣製造業整體的生産獲利水平，加大了台灣産業的外部依賴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成爲台灣産業昇級的障礙。然而實現生産模式高端化是個長遠的經濟戰略，必須有充分的基礎研發投入以及着力培育品牌優勢，而這些正是台灣的薄弱環節，是台灣進入21世紀後面臨的一項巨大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