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發展的動態過程中，經濟增長與經濟結構調整之間存在着密切的互動關係，特别是在市場經濟體系下，市場機能引導生産方向與資源配置，生産結構與資源配置因而隨着市場變化而進行調整，促進整體經濟效率的持續提高。20世紀80年代中期後台灣在經濟增長速度發生階段性轉變的同時，經濟結構也發生了明顯的調整與轉型。這一調整與轉型過程，對其後台灣經濟的發展影響重大。本章從需求與供給兩個層面的結構分析探討轉型期台灣經濟結構的變化及其影響。

　　第一節　需求結構的轉變

　　所謂需求結構是指生産毛額（GDP）的支出結構。如表5-1所示，台灣的需求結構包括内部需求與外部净需求兩大部分，内部需求由民間消費、當局消費、固定資本形成及存貨增加等四項組成，外部净需求則是商品及勞務輸出减去商品及勞務輸入。需求結構的變化不僅會影響經濟增長的速度，也反映經濟自主性的高低以及資源有效利用的程度。

　　一、需求結構變化趨勢

　　由於内外環境的變化，各年内外需求均會有不同的變動，但我們觀察台灣需求結構變化趨勢，可以發現其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徵。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台灣抓住有利的國際經濟形勢，大力實施“出口導向”戰略，出口貿易迅速擴張，外部净需求占GDP的比重不斷提高，成爲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來源。1981-1986年，外部净需求占GDP的比重由2.04%大幅上昇至19.8%。1986年台灣經濟增長率爲11.64%，其中外部净需求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爲5.73個百分點，對經濟增長貢獻所占比重近50%。但是自80年代中期以後，這種趨勢發生了轉折性改變。台灣需求結構中，外部净需求所占比重由1986年的19.8%逐年下滑至2000年的2.3%；而同期内部需求則相應從80.2%上昇到97.7%。内部需求成爲經濟增長的主導因素。（參見表5-1）

　　導致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以後台灣内部需求快速擴張的主要原因是民間消費與固定資本形成的迅速增長。1981-1985年，實質民間消費平均每年增長率爲7.2%，而1986-2000年平均年增長率則爲8.1%，其中，1986-1990年平均增長率高達11.3%；1991-1995年爲7.8%；1996-2000年降至6.0%。民間消費的迅速增長使其占GDP的比重大幅上昇，從1986年的47.86%逐年提高到2000年61.9%。而同期，當局消費在内需搆成中的變化則不大，1986年占GDP的比重爲14.81%，2000年略降到12.9%。（參見表5-1）

　　從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起台灣固定資本投資也呈較快增長趨勢。1981-1985年，實質固定資本投資平均每年增長率爲-0.4%，而1986-2000年平均年增長率則爲9.9%，其中，1986-1990年平均增長率高達13.8%；1991-1995年爲11.2%；1996-2000年降至7.2%。隨着固定資本投資的較快增長，其占GDP的比重相應從1986年的18.12%上昇至1993年的25.17%，其後略有下降，2000年爲23.46%。（參見表5-1）

　　表5-1　台灣經濟需求結構變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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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影響需求結構變化的因素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台灣經濟過於依賴外部需求，盡管經濟增長快速，但總體經濟却出現嚴重失衡的狀况，外貿順差龐大，超額儲蓄劇增。這種發展結果，一方面使80年代中期後台灣持續大幅擴張外需受到明顯制約，由於新台幣昇值等因素，削弱了台灣出口競争力，台灣出口增長幅度明顯下降。1975-1985年台灣實質輸出平均每年增長率高達13.2%，而1986-2000年則降爲8.6%；另一方面則使台灣必須、也有一定條件擴大内部需求，調整需求經濟結構。因爲巨額超額儲蓄的存在反映出台灣在所得收入大幅提高的同時，消費與投資却均顯不足。在此背景下，各種因素促進了台灣内部需求的不斷擴大。

　　（一）民間消費的擴大

　　收入是消費的基礎。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起台灣民間消費呈快速擴增之勢，首先是因爲民衆所得持續提高的結果。而民衆所得的提高除了來自過去幾十年總體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外，新台幣大幅昇值是十分重要的影響因素。80年代中期前，大致40元新台幣兑换1美元，此後新台幣持續昇值到90年代初25元兑换1美元，直到1996年新台幣匯率仍維持27.49：1。匯率變動的因素使台灣地區以美元計算的民衆收入明顯增加。1985年時台灣人均GNP爲3297美元，到1990年大幅提高至8111美元，1995年達到12853美元，2000年爲14188美元。民間消費能力因此大幅增强。

　　其次，推行經濟自由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間消費的意願。20世紀80年代中期後，台灣當局除了大幅解除進口管制與限制外，也大幅降低進口關税税率，平均名目關税税率由1982年的31.04%逐年降到1998年的8.25%。進口税率的大幅下降使進口商品價格相應降低，從而提高了民間購買進口商品的意願。1988年台灣進口商品搆成中消費品所占的比重由以往的個位數明顯提昇至兩位數的11.4%，其後10年均大致維持11-13%的水平。

　　此外，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台灣民間消費的明顯增加也與這時期泡沫經濟的興起關係密切。由於股市與土地價格的暴漲，社會上一時間産生了許多的暴發户，他們的消費觀念與消費行爲在相當程度上影響與改變了台灣社會傳統的消費觀念與行爲。

　　（二）固定資本投資的增長

　　台灣固定資本投資按投資主體劃分主要有民營企業、當局投資及公營事業三部分（尚有極小部分民間非營利機構投資），影響各部分的因素不盡相同，各部分增長情况也不盡一致。一般而論，投資環境與當局鼓勵措施是影響民間部門投資願意的主要因素，同時民間投資也受經濟景氣起伏影響較大。而公共部門(包括當局與公營事業)投資則主要取决於當局政策取向及財政能力。由上述可知，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起台灣總體固定投資增長較快，但呈現明顯的階段性。

　　20世紀80年代下半期至90年代上半期台灣固定投資增加幅度大，保持兩位數的增長速度。這個階段不論是公共部門還是民間部門投資的增長速度均較快。從政策取向看，面對總體經濟嚴重失衡的狀况，台灣當局改變了80年代上半期以提昇民間活力爲主，精簡公營事業投資，减緩公共投資的做法，從80年代中期起實行加快公共投資，擴大内部需求的政策。具體做法就是積極推動“十四項建設”計劃與“六年建設計劃”。“十四項建設”計劃始於1984年9月，内容包括工業、交通、水利及社會五大類14個項目，總資金需求新台幣7239億元。盡管由於種種因素，“十四項建設” 許多計劃未能如期執行完工，但是當局及公營事業這個階段的固定投資受其影響確實增加較快。而開始於1991年1月的“六年建設計劃”，公共投資規模更加龐大，整個規劃共775個項目，所需資金總額高達新台幣8.2萬億。雖然因爲資金規模過於龐大，内容繁雜，而且决策過程又十分倉促粗糙，這個規劃的結局同樣也是虎頭蛇尾，但在其前期公共投資事實上因此快速擴增。(參見表5-2) 

　　在當局財力方面，20世紀80年代下半期已不如60、70年代“經濟繁榮期”，但財政基礎尚屬穩定，還能支持公共投資財源。1985-1990年度，除了1989年度因征收公共設施保留地款項龐大及公共投資支出大幅增加較特殊的原因，財政收支差額驟然上昇外，各年度財政收支差額均維持新台幣幾百億元，其中1988年尚有餘額新台幣135億元。進入90年代年台灣財政已發生轉折性變化，但在90年代年上半期，當局主要依賴擴大舉債來支持公共投資。1991-1993年，台灣公債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由往年的個位數大幅提昇至10.1%、18.3%及18.0%。

　　公共部門投資的加快進行，會在一定程度上刺激與帶動民間部門的投資。同時，這個時期，台灣當局也積極鼓勵民間投資活動。一方面，分别於1989年與1994年公佈實施“民間投資興建大衆捷運系統辦法”與“奬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鼓勵民間參與公共投資；另一方面，於1993年7月開始實施爲期3年的“振興經濟方案”，期望通過排除民間投資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改善投資環境，達到全面促進民間投資的目標。盡管這個方案的最終實施成效遠未達預期目標，但所采取的一些具體措施仍對民間投資産生了一定的促進作用。如在土地、人力、技術及資金等生産要素方面采取相關措施，提高資源的有效利用程度；放寬兩岸經貿往來的一些限制；提高官方部門的行政效率等。凡此種種，在一定程度上减緩了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起因台灣内外經濟、政治及社會環境發生巨大變化，對民間投資意願所産生的衝擊，在80年代下半期至90年代中期的10年中，除1990-1991年受經濟景氣低迷影響外，各年民營企業固定投資均呈兩位數的增長。（參見表5-2）

　　表5-2  台灣固定資本投資增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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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紀90年代下半期，台灣固定資本投資增長速度明顯由兩位數降爲個位數。這主要是由於原規劃的公共建設計劃無法有效落實推動，當局財政困難的窘境呈加劇趨勢，導致當局投資部分幾乎年年呈零增長，甚至負增長狀態。公營事業的投資則因推動民營化及自身經營效率等因素，自90年代初期起便大致呈衰退的走勢。因此，90年代下半期台灣固定投資的增長主要依靠民營企業的支撑，1996年與1999年受景氣影響民營企業投資增長衰退，其餘3年均保持兩位數增長。民營企業固定投資占總固定投資的比重相應由90年代初的50%以下逐年提高到2000年的68%。(參見表5-2)

　　三、需求結構轉變的影響

　　在内外環境發生巨大變化，迫切要求台灣調整經濟需求結構情况下，台灣較順利地進行了這一過程，從而使20世紀80年代下半期，乃至整個90年代台灣經濟尚能較平穩地維持總體經濟持續增長與發展。

　　（一）改善總體經濟失衡的狀况

　　台灣内部需求的擴大、需求結構的轉變首先是使20世紀80年代中期産生的總體經濟失衡狀况獲得較大改善。具體表現爲，民間消費的快速增長使台灣的儲蓄率（民衆儲蓄占GNP的比率）由1986-1987年的38%以上逐年下降2000年25.4%。

　　表5-3　台灣總體經濟失衡狀况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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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由於公共投資與民間投資的較快增長又使儲蓄轉爲投資的比率明顯提高，超額儲蓄相應减少，從1986年21.4%的最高峰降到1990年7.3%，再持續降到2000年2.9%，這反映出台灣經濟内部失衡狀况的明顯改善，資源利用效率大爲提高。

　　與此同時，台灣經濟外部失衡現象也得到扭轉。一方面，出口貿易受制於種種因素增長趨緩，另一方面，進口貿易則因有利因素的刺激而呈大幅增長的勢頭。其一，民間消費意願的提高拉動了消費品進口的增加；其二，公共投資與民間投資增長的加快刺激了生産設備及原料的進口。而當局持續降低進口關税的舉措又在相當程度上强化了二者的發展勢頭。進出口消長的結果使台灣商品與勞務順差占GNP的比率由1986年19.3%的最高峰降到1990年5.3%，再明顯降到2000年的2.3%，台灣對外貿易已接近平衡發展。

　　（二）經濟增長來源明顯改變

　　隨着台灣需求結構的改變，支持總體經濟增長的來源相應産生了重大變化。由表5-4可見，自1987年起台灣經濟增長來源已改變過分依賴輸出（外部净需求）的趨勢，而轉以内部需求爲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1987年台灣經濟增長率爲12.74%，其中内部需求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爲12.28個百分點，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所占比重達96.34%；而外部净需求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僅爲0.47個百分點，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所占比重只有3.66%。20世紀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由於貿易順差大幅縮减，外部净需求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甚至是負值。從這個角度而言，如果仍將這個時期的台灣經濟稱之爲“出口導向”經濟，就不太準確了。這個時期，内部需求成爲台灣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來源，反映出台灣經濟自主性提高，相應减輕了以往“重外輕内”經濟格局所造成的依賴性與脆弱性。

　　不過需指出的是，台灣内部需求比重的大幅上昇，固然是受其擴大投資與消費的積極性因素影響，但同時由於出口競争力下降，導致其外部净需求縮小的消極性因素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視的。并且，由於内部需求增長幅度還不足以充分替代外部需求衰退的幅度，因此，盡管轉型期内部需求成台灣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但却難以持續支持經濟的高速增長。

　　進入21世紀以後，由於内外經濟環境的巨大變化，台灣經濟需求結構再次出現新的轉折性改變，内部需求的急劇萎縮，使外部需求重新成爲台灣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表5-4　經濟增長來源與需求結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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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新需求結構存在的問題

　　總體而言，20世紀80年代中期後台灣適應内外形勢的需要，將其需求結構調整爲以内需爲主，對其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受制於主、客觀條件，這種新的需求結構模式並非適合台灣經濟的長遠發展。

　　從理論上講，台灣是個小型海島經濟體，到2000年時人口不過2221.6萬人，人均GDP雖達13985美元，但在亞洲“四小龍”中尚落後香港與新加坡排第三位，而與同期的美國35692美元、日本的37549美元相比，更不及其半數。因此，主要以内部市場需求爲導向來支撑經濟增長，顯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並難以持久。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台灣經濟過於依賴出口、依賴外部市場，帶來種種負面影響。但其成功的一面經驗則表明，小規模經濟體的台灣只有不斷擴大海外市場，才有可能持續支撑經濟較快增長。綜合而言，内外需求平衡擴張應是較可靠的發展模式，但從台灣實際情况看，或許提高出口競争力，加强經濟增長外部需求的動力來源，顯得更爲重要些。

　　事實上，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台灣擴張内需就已明顯乏力。其制約因素主要表現如下：

　　其一，經濟增長速度放慢，民間消費無法持續快速增長。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台灣經濟增長速度逐漸减緩，呈中速態勢，而90年代中期增長放慢的勢頭更明顯。民衆收入增長相應减緩，民間消費能力的提高受到一定的制約。同時還有兩種因素影響着民間消費意願。一是在泡沫經濟破滅後，社會大衆逐漸糾正過度消費的傾向，消費行爲轉向比較正常化。二是面對總體經濟增長持續的走緩，民間對經濟發展前景的不確定性漸增，難免會使消費出現偏緊的傾向。

　　其二，投資環境的不確定因素明顯增加，影響民間投資意願。20世紀80年代中期後進入轉型期的台灣社會，投資環境惡化已日顯突出。而90年代中期台灣當局公開走“台獨”分離路綫，導致原本趨於緩和的兩岸關係驟然緊張，自此兩岸關係成爲影響民間島内投資意願的一大不確定因素。由表5-5可看出兩點：一是，台灣的投資率自1993年的25.7%逐年下降至2000年22.6%，其中民間投資率則由1998年的17.0%降到2000年15.2%。二是整個90年代台灣的投資率、民間投資率均大大低於韓國。2000年韓國的投資率、民間投資率分别是28.3%與22.5%，遠高於同期的台灣。投資的多少不僅是影響經濟增長動力大小的主要因素之一，而且也是影響經濟增長潜力的關鍵性因素，台灣投資率的持續下降趨勢顯然是制約台灣内需擴大的最大隱憂。

　　其三，財政困境的加劇使當局無力擴大推動公共投資。如上所述20世紀90年代以來台灣財政收支發生了轉折性的變化，90年代初期台灣當局還可依靠舉債加快公共投資，但不斷累積的財政赤字已日益動摇着台灣財政基礎了。1991年度當局財政收支差額大幅上昇至新台幣3667億元，此後逐年上昇至1995年度的5155億元，1996年後雖有所縮小，但均維持幾千億的規模。台灣當局已很難再持續通過推動公共投資來擴大内需了。

　　當擴展外部需求受到阻礙時，台灣轉向擴大内部需求，並取得一定成效。但當内需擴張也同時受到限制時，台灣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來源便面臨極大的挑戰。不幸的是，進入21世紀後台灣經濟正是陷入了這種格局。

　　表5-5　台灣與韓國投資率與儲蓄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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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産業結構的調整

　　與經濟需求面結構相對應的是供應面結構，即産業部門搆成。台灣産業結構有兩種分類法：一種是，按傳統分類法，將生産毛額劃分爲農業、工業、服務業三大部分，其中工業包括礦業、製造業、水電燃氣業及營造業；服務業包              括商業、運輸通信業、金融保險不動産業、其他服務業。另一種是，按可貿易性分類法，將生産毛額劃分爲貿易財部門與非貿易財部門兩大部分，貿易財部門包括初級産業（農業、礦業）與製造業（非耐久性消費財、中間財、資本財及耐久性消費財）；非貿易財部門包括基本建設産業（水電燃氣業、營造業、運輸通信業）與服務業（商業、金融保險業、其他服務業）。受有關資料收集的限制，本文將按傳統分類法分析轉型期台灣産業結構的調整。

　　一、産業結構的演進

　　回顧戰後台灣産業結構演進的過程可以看到，20世紀50年代台灣是農業社會，1952年農業産值占台灣GDP的比重爲32.2%，農業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56.1%。

　　1963年台灣工業産值占GDP的比重上昇至28.1%，而農業比重則降至26.8%，工業産值首次超過農業，台灣開始進入工業化社會。此後工業産值占GDP的比重持續上昇至1986年的47.1%最高點，同年工業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比重也相應昇至41.6%。

　　表5-6　台灣三級産業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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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世紀80年代下半期以前，台灣服務業在産業結構變動中的地位始終處於相對穩定，1952年服務業産值占GDP比重爲48.1%，此後略有下降，但都在3-4個百分點有限的幅度内變動，1987年所占比重是48.0%。但是1988年是個轉折點，這年服務業占GDP的比重上昇至50.1%，首次超過農業與工業産值之和，服務業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比重相應提高到43.8%，台灣開始進入所謂後工業化社會。由表5-6可見，20世紀90年代服務業産值及就業人口所中比重持續明顯呈上昇走勢，到2000年，服務業占GDP的比重高達65.5%，服務業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比重也提高至55.0%，而同期工業的這兩項指標分别降到32.4%及37.3%；農業則降到2.1%及7.8%。

　　由以上台灣産業結構演進的角度來看，在進入21世紀之前，台灣産業搆成已基本達到了發達國家及地區的水平，服務業已是台灣經濟體系的主幹。

　　二、産業結構轉變的特徵

　　不過，要真正認識台灣産業結構的實際狀况，還需深入瞭解台灣産業結構調整轉型的過程中所呈現出的若干特徵。

　　（一）産業結構轉變過程快速

　　由上述可見，台灣産業結構自1988年開始向後工業化社會演進的過程是十分迅速的，在短短的12年間，服務業占GDP的比重由50.1%大幅昇至65.5%，提高了15.4個百分點。同期，工業所占的比重則從44.8%大幅下降到32.4%，减少了12.4個百分點。從發達國家及地區産業結構演進的歷程來看，1970-1990年20年時間，美國的服務業占産業結構中的比重由58%上昇至70.9%，提高12.9個百分點；德國服務業比重從47%昇至59.7%，提高12.7個百分點；日本從47%昇到56.3%，提高9.3個百分點。日本在80年代中期後因“泡沫經濟”的影響，産業結構加速調整，但也再花了10年時間，到2000年時服務業占産業結構的比重才昇至66.8%。台灣産業結構轉變的速度顯然快於發達國家及地區。若將台灣與發展水平相近的韓國作比較，也會發現類似的結論。台灣在1988年服務業占産業結構的比重超過一半，而韓國在6年後的1994年，服務業所占比重才昇至50.5%，2000年再提高到52.9%，比同期的台灣低12.6個百分點。（參見表5-7）

　　（二）經濟總量增長水平與産業結構調整速度落差大

　　從經濟理論上講，經濟增長與結構轉變相輔相成，有其一致性。從發達國家及地區已走過的發展歷程看，大多數國家及地區也是在工業，特别是製造業較充分發展，民衆所得已達到較高水平時，資本、人力及各種資源才逐漸嚮服務業轉移，循序漸進地進入後工業化社會。而台灣的産業結構調整由於明顯存在“過早、過速”的傾向，其結果便是經濟增長與結構轉變的不同步。如上所述，台灣産業結構所呈現的水平通過20世紀90年代的調整已與發達國家及地區幾無差别，但是到2000年時台灣的人均GDP才達13985美元，尚未達發達國家及地區水平的一半。2000年，美國、日本及德國的人均GDP分别爲35692美元、37549美元及22757美元。因此，如果僅從産業結構指標判定台灣經濟的發展水平，就會與客觀事實相差甚遠。

　　表5-7　台灣與韓國産業結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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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服務業比重高、規模大，但發展水平却較低

　　戰後40年台灣實施出口導向戰略的一個結果是，形成了“重外輕内”的經濟格局，一方面是相對强大的外向型出口部門，另一方面則是相對薄弱的内部依賴型部門。在20世紀80年代下半期産業結構快速轉變的過程中，長期基礎較薄弱的服務業在短時間内迅速膨脹，使台灣産業結構出現了服務業比重高、規模大，但發展水平却較低的特徵。1991-1999年，台灣全體産業勞動生産力平均增長率爲5.1%，其中，服務業勞動生産力平均增長率爲4.6%，不僅低於全體産業的水平，也低於1982-1990年的平均5.3%。而1991-1999年工業勞動生産力平均增長率爲4.7%，略高於服務業，其中製造業增長率爲5.3%，不但高於全體産業的水平，也高於1982-1990年的平均5.2%。因此，盡管台灣産業結構中服務業的比重與發達國家及地區大致相同，但其各個部門，如金融，商業，交通運輸，以及公共行政部門所提供的服務水平却遠不如發達國家及地區。

　　（四）製造業結構調整昇級明顯

　　在整個産業結構調整變化過程中，台灣製造業結構的調整轉變最引人注目。一方面，製造業在整個産業結構中的比率明顯下降，由1987年的38.9％大幅降至1999年的26.4％；另一方面，在製造業内部結構中，技術密集（高科技）資訊電子工業取代傳統勞力密集的民生工業成爲製造業發展的重心。台灣製造業分成民生工業、化學工業、基本金屬工業與資訊電子工業4大類。自從1963年工業生産净值占台灣GDP比重首次超過農業後，民生工業長期是台灣製造業的主體，直到1987年民生工業占製造業生産净值的比重仍達31.5%。但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由於島内土地及勞力等價格大幅上昇，産業比較優勢明顯逆轉，傳統勞力密集工業廠商大量外移，資本及技術密集工業快速崛起，帶動製造業昇級轉型，高科技工業躍居製造業的重心。1998年台灣製造業生産中，民生工業所占比重已降至17.5%；而同期資訊電子工業所占比重則由1987年的16.9%上昇至30.3％。資訊電子業等已取代傳統的紡織、塑膠等業成爲台灣生産及出口的新支撑點。20世紀80年代以前，台灣在世界市場上排名第一的産品是紡織類、自行車等，90年代後，台灣多項高科技産品産值排名全球第一。從1997年起，台灣資訊工業總産值（包括海外産值）排名世界第三，僅次於美國與日本。1998年與1999年資訊工業産值分别達到337.8億美元和398.8億美元。1999年單項資訊産品在全球排名第一的有：監視器（全球佔有率58％）、主機板（64％）、掃描儀（91％）、鼠標（58％）、鍵盤（68％）、筆記本型電腦（49％）、電源供應器（70％）、機殻（75％）、集綫器（66％）、數據機（57％）等。

　　由此可見，轉型期台灣製造業結構的調整昇級有較大進展，對總體經濟的發展起積極的推動作用。不過，台灣製造業結構的調整昇級主要還體現在數量上，轉型昇級的質量却明顯不足，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

　　表5-8　台灣製造業結構的變動（1985-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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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一，高科技産業的發展對外依賴性强，特别是對日本的依賴。由於研究與發展的投入不足，技術自主性不高，台灣資訊電子業的關鍵零組件及中間原料大量依賴進口，如，筆記型電腦的液晶顯示器、光碟機的讀取頭、電腦監視器的大尺寸顯像管等，幾乎都從日本進口。這就造成了台灣資訊電子産品的進口規模隨着該業生産及出口規模的擴大而擴大的現象，造成了台灣對日貿易逆差居高不下的結果。這種對外依賴性，使台灣生産方式仍無法擺脱以前的加工出口生産模式，即委托加工生産（OEM）與委托設計生産（ODM）的“代工模式”，只不過這種代工在轉型期已發展成爲“高級代工”形式而已。關鍵零部件與關鍵技術主要依賴外國，不僅造成生産上的被動，而且利潤的相當大部分轉移給掌握關鍵技術和零部件的外國中、上游廠商，産品的附加價值較小，高科技産業的高收益優勢並不明顯，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受到很大限制。

　　其二，産業昇級結構單一性，傳統産業昇級速度緩慢。在台灣産業結構調整中，當局偏重於扶植高技術産業，對於傳統産業多是任其自生自滅，傳統産業除了大量轉移到海外，剩餘的産業利用資訊電子技術來改造昇級的速度緩慢，使台灣高技術産業的擴散效果受到很大限制。觀察轉型期台灣的産業結構，不僅高技術産業與傳統産業的落差大，而且高技術産業内部發展也極不平衡。除了資訊、半導體工業發展較快外，其它高技術産業，如航空工業、消費電子工業、醫療保健工業及環境保護工業等則發展較慢。這種産業昇級資訊電子業一枝獨秀的局面，説明台灣産業昇級轉型還未從根本上全面實現，新的經濟增長機制還不完善。

　　三、産業結構快速轉變的原因分析

　　從經濟學供需關係原理分析，台灣産業結構快速轉變主要是反映其需求結構的快速變化。但需强調的是，台灣産業結構調整出現“過早、過快”的狀况，是有其較特殊背景的。

　　如上節所述，由於内外環境的巨大變化，20世紀80年代下半期以來台灣需求結構發生了轉折性的改變，由於民間消費與公共投資的快速增加，使内需成爲需求結構的主導部門。産業結構相應發生改變。民間消費需求的急增，極大刺激了相關的商業、餐飲及娱樂等服務業部門的發展。1988-1994年連續7年台灣商業及餐飲業産值保持兩位數的年增長率，商業及餐飲業占GDP的比重相應由1988年的13.3%逐年上昇至2000年19.3%，成爲僅次於金融保險不動産業的第二大服務業部門。同樣，公共投資的擴張，帶動了島内運輸倉儲及通信業的加快發展。

　　與此同時，台灣産業結構的快速轉變還與其特殊背景密切相關。一方面，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台灣内外經濟環境發生巨大變化，傳統的勞力密集型産品在國際市場逐漸失去競争性，企業便紛紛轉移到海外投資發展，島内製造業因此出現萎縮趨勢，製造業在産業結構中的比重由1987年的38.9％大幅降至1999年的26.4％。另一方面，台灣銀行、證券、保險及大衆傳播媒體等行業長期受到當局的嚴格管制，自80年代中期後陸續大幅開放，形成競相投資的局面，僅1991年一年内，就開放設立了15家民營商業銀行，促使台灣服務業快速膨脹。金融保險工商服務業占GDP的比重由1988年的15.1%大幅提高至2000年22.8%，（參見表5-9）成爲台灣最大的服務業部門。由此視角看來，台灣産業結構的變化並不是一種十分正常而自然的調整過程。

　　表5-9　台灣服務業結構的變動

　　表格略

　　四、産業結構轉變産生的影響

　　台灣服務業的迅速崛起並成爲台灣經濟體系的主幹，對於轉型期台灣總體經濟的發展産生了深刻的影響。具體表現如下：

　　（一）服務業成爲經濟增長的主要來源

　　在工業化時期，工業曾是帶動台灣經濟增長主導或主要的産業部門，但隨着80年代下半期台灣産業結構的快速轉變，台灣經濟增長來源搆成也相應發生根本的變化，迅速發展的服務業明顯成爲帶動台灣經濟增長的主導性産業部門，服務業對經濟增長貢獻所占比重超過2/3。2000年，台灣經濟增長5.86%，其中，服務業貢獻3.85個百分點，所占比重65.7%。（參見表5-10）盡管如此，由於製造業結構的轉型昇級，技術密集的資訊電子工業取代傳統勞力密集的民生工業成爲製造業發展的重心，製造業依然是台灣經濟增長的十分重要的來源。

　　（二）經濟增長速度趨緩

　　盡管服務業發展成爲台灣經濟體系的主幹，但如前所述，由於種種原因，台灣快速膨脹起來的服務業，勞動生産力水平提高較慢，發展水平遠低於發達國家及地區，因此，以服務業爲主導的産業結搆難以持續支撑總體經濟的快速增長。這是轉型期台灣經濟增長由過去的“高速”變爲“中速”的主要原因。

　　（三）經濟增長穩定性增强

　　由於服務業各部門主要以内部市場爲面向，受國際市場波動影響相對較小，經濟增長來源主要來自服務業的格局，使轉型期台灣經濟增長的穩定性與自主性相對增强。

　　表5-10　台灣各産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表格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