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體而言，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台灣經濟發展較爲順利，取得了較大成就，從而成爲世人關注的“經濟奇迹”。如何客觀而全面地分析這一時期台灣經濟迅速發展的原因一直是台灣經濟研究領域中的重要課題。同時，在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亦存在着不少問題與教訓，而這往往在“奇迹”的光環下被人們所忽視。事實上，客觀探討與思考這些問題與教訓，不僅有助於全面認識台灣“經濟奇迹”，而且對瞭解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台灣經濟的轉型發展以及21世紀以來台灣經濟的轉折與困境均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本章擬基於東亞新學説的相關理論，從正反兩個方面對這時期台灣經濟的發展再作評析。

　　第一節  “經濟奇迹”形成的條件與原因

　　按照“演化經濟學”對“東亞模式”的新研究，戰後東亞國家和地區經濟之所以能够較快發展的主要原因，一是通過實行開放的出口導向戰略加入國際分工體系，建立起“模仿型創新”的技術轉移機制；一是政府利用當時有利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采取了適當的經濟政策。台灣作爲“東亞”的重要一員，其實際的經濟發展，特别是20世紀60年代以後的經濟發展很好地驗证了這一理論説明。不過，除了具有“東亞模式”的一般性之外，戰後影響台灣經濟發展的還有一些較爲特殊性的因素。

　　一、若干特殊性因素的影響

　　如前所述，台灣經濟是在20世紀60年代後實現快速增長的，並在其後較長時期内保持着高增長態勢。而這一結果却是與50年代台灣經濟較順利地從混亂中恢復發展、打下較好基礎密切相關的。特殊的歷史背景、美國對台灣援助等因素對50年代的台灣經濟産生深刻的影響，這是研究戰後台灣經濟所不能忽視的，但這種影響就戰後台灣經濟發展整體過程而言，具有明顯的階段性，而且對於東亞其他國家及地區也不具普遍性，因此我們將其歸納爲特殊性因素。

　　（一）特殊的歷史條件爲台灣經濟的恢復發展提供了較好的物質基礎

　　任何社會的經濟發展都是歷史的延續，但戰後台灣經濟却是在較特殊的歷史背景下起步的。

　　1.日據時代遺留的經濟底子

　　戰前台灣經歷了半個世紀的日本殖民統治。日據時期，日本侵略者在對台灣進行瘋狂掠奪與壓榨的同時，出於政治統治、經濟掠奪以及向外侵略擴張的需要，也在台灣進行了一些相關的經濟建設，這在客觀上爲戰後台灣經濟的發展奠定了一定基礎。

　　（1）對農業的投資與開發。由於興修農田水利，1906年—1942年，台灣的灌溉面積由20萬公頃增至54.4萬公頃，水澆地占耕地面積的比重由32%提高爲64%。同時，當局還采取引進良種、改良技術、增施化肥及植樹防風等措施。1939年，台灣農業産值達5.5億日元，約占當時台灣生産總值的44.69%。

　　（2）工業基礎的建立與發展。與農業相關的制糖業等首先發展起來，1928年，台灣已有11家制糖公司和48家制糖廠，生産能力達43000噸。此外，電力、機械、冶金、造紙、水泥等業也相繼發展。在二次大戰爆發前，又建立和發展了一批包括飛機、燃料、煤炭及鋼鐵等業在内的軍需工業。1939年台灣工業生産總值5.8億日元，約占生産總值的45.94%。

　　（3）交通運輸業開發建設。從1920年到1940年，台灣鐵路由637公里增加至907公里，公路從3553公里增加至12076公里。同時，開闢高雄、基隆南北兩個海港，以替代安平、淡水舊港成爲台灣最重要的港口，並用鐵路將南北兩港連接起來。

　　（4）島内教育的一定普及。日本爲推行“皇民化”教育，先後在台灣設立了不少中小學，這在客觀上有助於民衆文化素質的提高，使當時台灣的文盲率相對較低。

　　（5）建立各種管理制度。爲了更有效地統治台灣，日本當局先後建立和制定了一整套經濟和社會的管理制度，如社會治安管理、農業生産管理、農村社會組織、金融管理系統等。此外，還對台灣的土地、森林、礦産資源等進行普查，整理成較系統的資料。

　　凡此種種，台灣學者許登源總結説：“到1945年，台灣資本主義生産關係和生産力的發展程度，較當時仍處在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的中國大陸社會要進步多了。”二次大戰期間，台灣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但經濟基礎設施還是大部分保存了下來，被損壞的重新恢復畢竟也比白手建設容易些，而且已經建立起來的資本主義生産關係是不那麽容易破壞的。日本戰敗後，國民黨當局從日本人手中接收的較有規模工廠有1778家，其中資本額在500萬日元左右的廠礦有49家。此外，還接管了大批土地與其他財産。台灣經濟的恢復與發展正是在這個經濟底子上進行的，20世紀50年代意義重大的“土地改革”能較順利進行，電力、肥料及紡織三大重點發展工業能較迅速恢復發展，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有這個經濟底子作基礎。而擁有較多素質較好的勞動力以及社會經濟各種管理制度對戰後台灣經濟的恢復發展也有較大的影響。

　　2.從大陸流入台灣的大量資源

　　由於1949年國民黨政權跨台敗退台灣，大批經濟資源從大陸流入台灣，對台灣擺脱當時混亂的經濟秩序，進而恢復發展島内經濟發揮了較大作用。這筆經濟資源主要有：

　　（1）金銀財産。國民黨逃台前夕搜刮大陸各省的巨額黄金和白銀運往台灣，據有記載的數據，僅從“中央銀行”帶走的財産就有黄金272.4萬兩，銀元1520萬兩，美元1537.4萬元等，這筆金銀財産對隨後的幣制改革、緩解當局財政窘境以及穩定島内經濟發揮了直接的重要作用。

　　（2）企業資本。1949年前後大量流入台灣的大陸資本成爲台灣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據統計，僅1948年9月至12月4個月内從大陸流入台灣的資金就達台幣2947億元。流入台灣的大陸資本中最多的是上海紡織資本，如中紡、華南、大秦、雍興、中一、台北、台元、六和、彰化、遠東等10家公司在1949年到1952年間先後在台灣設廠營運。正是在這些大陸紡織資本的基礎上，紡織業發展成爲台灣最主要的工業和最主要出口的産業。此外，流入台灣的還有木材、化學、食品、造紙、玻璃等大陸資本。

　　（3）人才資源。1949年前後，從大陸遷入台灣的人口近200萬人，當時作爲消費者，這些驟增的人口對台灣經濟形成巨大的壓力，但是作爲生産者，他們又是台灣經濟恢復發展所需的重要人力資源。台灣勞力密集型産業較成功的發展，離不開這些普通勞動者的重大貢獻。與此同時，在流入的人口中有不少高級技術人員、經營管理人員及經濟行政人員等，他們在台灣經濟恢復與發展過程中的作用更是至關重要。代表性的人物如，嚴家淦、尹仲容、孫運璇、李國鼎、王作榮、蔣碩杰等。

　　（二）美援對台灣經濟走向穩定與發展至關重要

　　二次大戰後，美國出於自身全球戰略利益的考慮，對許多國家及地區實行援助，就此而言，美援的影響對台灣不是特有的。但是，美國在朝鮮戰争爆發後，决定恢復對剛敗退到台灣島的國民黨當局進行軍事與經濟援助，對台灣却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義。一方面，台灣被美國納入政治軍事保護範圍，使其能够較專心於經濟的恢復與穩定。1951-1965年，台灣共獲得美國軍事援助45億美元，倘若没有這一巨額軍援，僅軍事費用支出一項便足以拖垮原已十分脆弱的台灣經濟。正因爲如此，李國鼎先生説，這時期“台灣的戰略地位已獲得美國的重新肯定，也爲台灣的穩定發展帶來新的契機”。

　　另一方面，美國大量的經濟援助更是對台灣經濟恢復發展起着直接而重大的作用，同時，台灣經濟在美國的扶植下納入了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

　　1.對台美援概况

　　1951年美國國會正式通過《共同安全法案》，向台灣提供“一般經濟援助”，主要内容有：（1）軍事協作援助，範圍包括一般通用物質，如副食品、小麥、黄荳、服裝、棉花等民生必需品，以及一些軍用物資，如機械配件、五金器材及汽油等。（2）防衛支援援助，範圍包括農工建設、教育衛生器材以及民生日用品。（3）技術合作援助，範圍包括農工生産、土地改革、文化交流、教育衛生等。從1951年台灣當局開始接受美國經濟援助起，到1965年美國宣佈停止對台援助止，美國對台提供了大約14.82億美元的經濟援助。這期間，按照美國援助政策及援助方式的變化，經濟援助大致可分爲三個階段：

　　（1）贈與性援助階段（1951-1956年）

　　這個階段美援政策以穩定台灣經濟、促進台灣經濟自給自足以及彌補財政赤字爲主要目的。按《共同安全法案》有關規定，美援主要内容爲：A.“505節修正案”，規定美國以剩餘農産品售台，收取台幣，售得款項贈予台灣使用。B.“402節修正案”，規定以該法案撥款一部分，采購美國剩餘農産品，在台銷售收取台幣，再將之贈予或貸款給台灣，用作各項建設計劃。C.“480公法”，規定美國向台灣提供剩餘農産品，台灣可用台幣購買，所得款項或贈予台灣，但要依照美國政府指定的用途作用。另外，按美援法案規定，一部分美援物資出售後所得的台幣得存入台灣銀行，作爲“相對基金”，供台灣當局用作各種開支。

　　(2)贈予和貸款援助並行階段（1957-1960年）

　　隨着台灣經濟轉趨穩定後，美援政策目標逐步轉向支持台灣經濟發展上。1957年美國在《共同安全法案》修正案中，設立了“開發貸款基金”，將原由防衛支助項下的供應轉爲用於發展各項工礦建設，並改用貸款方式辦理。盡管這一階段貸款部分明顯增加，但這些貸款條件十分優惠，期限長，利率低。

　　(3)貸款性援助階段（1961-1965年）

　　當台灣經濟獲得初步發展後，這個時期美援政策又以“開發援助”逐步取代“一般援助”。按照1960年美國的《國際開發法案》，美國對台援助項目爲：A.開發貸款，取代過去防衛支助與開發貸款基金。B.開發贈予與技術合作，取代過去技術合作援助。C.支持援助，促進社會經濟發展。據此，貸款已成爲美援的主流，貸款期限、利率等也逐漸根據國際金融市場的條件辦理。

　　2.美援對台經濟的影響

　　20世紀50、60年代美國通過經濟援助對台灣的大力扶植，對台灣經濟由混亂走向穩定、進而走向發展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具體表現如下：

　　其一，抑制通貨膨脹，維持經濟穩定。50年代，物資短缺，物價飛漲是台灣經濟最要害的問題。大量無償美援物資，包括民生必需品及農工原料等的到達，彌補了島内物資供需的巨大缺口，其本身即爲平抑惡性通貨膨脹的有力手段，而美援物資出售後，按規定將收回的台幣繳存於台灣銀行的“美援相對基金”專户，又可以産生回收通貨的作用，有助於金融穩定。很顯然，美援對50年代台灣通貨膨脹的控制具有决定性的意義。

　　其二，填補了建設資金的缺口，促進經濟發展。在台灣第一期四年經建期間（1953-1956年），美援提供的建設資金爲該期投資總額的41%，而在第二期經建計劃時（1957-1960年），美援仍占該期投資總額的37.9%。50年代，台灣財政入不敷出，建設資金極其匱乏，而經濟却能較順利恢復和發展，美援的作用顯而易見。60年代以後，美援逐步减少，一部分援助轉爲貸款性質，但貸款條件十分優惠。1965年美援停止後，原美援的組成部分“美援相對基金”以“中美經濟社會發展基金”繼續發揮作用。

　　其三，彌補財政赤字，平衡外匯收支。50年代台灣軍事支出龐大，財政負擔沉重，連年赤字，美國除了給予台灣大量的軍事援助外，經濟援助中的相對基金也有大約20-30%用於軍政費用開支補助，對彌補財政赤字起了很大作用。美援對外匯收支平衡的作用更爲直接。1950年到1958年間，台灣平均每年出口金額才1.2億美元，進口却是2億多美元，外匯收支差額很大。當時平均每年1億美元的美援，是彌補外匯不足的主要來源。

　　必須指出的是，美國完全是出於自身利益而對台灣進行軍事與經濟援助的，盡管它在客觀上對戰後台灣經濟的穩定與發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台灣也因此付出了巨大代價。美國通過美援政策的制定，將其勢力滲透到台灣經濟的各個部門，並通過附加在援助上的種種條件，參與台灣經濟政策的籌劃與監督，使台灣經濟按美國的意圖發展，從而導致台灣經濟長期依附於美國，在一定程度上受美國的控制。

　　二、具有較穩定與繁榮的國際環境

　　戰後，在國際政治局勢相對穩定的背景下，由於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的發展及管理技術的應用，使世界生産力大幅提高；以美元爲中心的貨幣體系的建立，有力促進了國際貿易與國際收支的自由化；廉價充足的能源供應，使生産成本大爲降低，凡此種種，使得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在1973年石油危機發生前呈現長期穩定和高度增長的局面，這種較爲穩定與繁榮的國際經濟環境給台灣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極爲有利的外部條件。

　　（一）新的國際分工模式使台灣能較有效利用技術轉移機制

　　由於新技術革命的巨大影響，大致在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前後，資本主義世界産業結構進入調整轉軌時期，一方面由於工資水平的不斷上昇，使傳統的勞力密集工業逐漸無利可圖，另一方面則因新技術的普遍采用使得發展資本技術密集型工業成爲可能並能獲取高額利潤。因此，工業發達國家紛紛放棄勞力密集型的輕紡工業，並將其大量轉移到工資較低廉的發展中國家及地區，自己則致力於經營資本技術密集型工業。於是，一種新型的國際分工模式逐漸形成，即發達國家主要發展資本技術密集型工業，而發展中國家及地區則以從事勞力密集型工業爲主。

　　伴隨着新型國際分工模式的形成，“美國—日本—東亞其他國家及地區”的技術、資本轉移機制建立起來，使東亞地區的發展中國家及地區有可能大量引進外國資本和技術，發展勞力密集型工業，並逐步改善産業結構與出口結構。台灣正是在此背景下，以其擁有豐富廉價的勞力優勢吸引大量外國資本與技術，積極發展加工出口工業，同時逐漸形成以技術引進爲主的“模仿型技術體系”，以支持經濟的快速增長。技術引進的方式主要有僑外投資、與外國技術合作及投資國外高科技事業等三種。據台灣《科學技術年鑒》統計，1952-1995年間台灣技術引進案件4197件，僑外投資7697件，僑外投資金額222.62億美元。從技術引進的産業類别來看，則以電子及電器製造業、化學品製造業、機械製造業、基本金屬及金屬製造業、橡膠製品製造業等爲主。1952-1995年，這5項産業的技術合作案達3226件，占總數的76.86%，其中電子及電器製造業占29.69%，化學品製造業占19.23%；這5項行業的外資投資金額達117.15億美元，占總數的60.4 6%，其中電子及電器製造業占29.0%，化學品製造業占16.05%。這種産業搆成與台灣總體産業搆成發展趨勢一致性十分明顯。而從技術引進來源國及地區而言，以1995年爲例，日本占台灣技術合作對象的首位，達 50 件，占技術合作總件數的53.19%；美國 29 件次之，占 30.85%。僑外投資方面， 件數以日本居冠爲 158 件，占投資總件數的38.26%，而金額方面則以美國居多，爲 13.02 億美元，占投資總金額的44.57%。 由此可見，以美日爲源頭的技術轉移機制對台灣經濟的促進作用。

　　（二）世界貿易的繁榮爲台灣産品提供了廣闊市場

　　台灣是海島經濟，對外貿易是其生命綫，産品外銷市場舉足輕重。特别是其利用技術轉移機制生産出來的大量産品得在世界市場上順利銷售，才能維持其工業擴大再生産過程的順利進行。而戰後20、30年裏國際貿易與經濟的持續繁榮、世界市場的迅速擴張爲台灣提供了極其有利的環境。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統計，自1950年起的30年間，世界出口值以平均每年12.3%的速度增長，實質增長率爲6.7%。1961年至1973年間，資本主義世界的出口、進口量平均每年分别增加8.2%及8.5%，出口、進口值更分别以12.4%及12.2%速度大幅增長，遠較同期世界産出的增長爲快。特别是台灣的主要貿易伙伴美國和日本的經濟貿易的長期繁榮，使台灣産品獲得廣闊的銷路。與此同時，美國出於自身政治及經濟的目的，還對台灣實行特殊優惠政策，長期爲台灣産品輸美開放緑燈。1976年，美國實施爲期10年的優惠關税制度，給予發展中國家及地區免税待遇，台灣優先列入其中；1979年美國又同意將其在國際多邊談判中减讓關税的産品1888種同樣適用於台灣。長期以來，台灣享受的美國優惠關税待遇遠多於其他國家及地區。在此背景之下，台灣對美國的出口占其出口總額的比重由1952年的3.5%不斷上昇至1984年的48.8%最高點。

　　此外，1965年美國發動侵越戰争，又給台灣創造了一個意外的出口擴張的機會。戰争期間，美國利用台灣有利的地理條件和生産條件作爲其補給、休整基地，而台灣經濟正值由内向型轉爲外向型的關鍵時期，大批戰争“特需訂貨”大大刺激了島内出口生産的發展，從而使“對越輸出因越戰而繁榮一時”（李國鼎語）。1965年至1973年，台灣對南越的出口貿易計達5億多美元，其中1966年對越出口達8600萬美元，占當年台灣出口總額的16.0%，僅次於日本（24.0%）和美國（21.6%）而居第三位，由此可見越戰對台灣的出口及經濟影響之大。

　　（三）充足廉價的世界能源爲台灣工業化提供了重要條件

　　戰後，世界各國尤其中東國家，大都積極開發本國能源，發展經濟，使世界的能源開採量急劇增加。而同時，由於資本帝國主義的壓榨和掠奪，世界能源價格長期十分低廉，一桶石油（136.05公斤）的價格，持續20多年被壓在2美元以下（1950年爲1.7美元，1960年1.8美元，1973年時也僅2.8美元），直到1973年10月第4次中東戰争爆發後，石油價格才開始上漲到每桶10美元以上。石油作爲重要的能源之一，是實現工業化的前提和基礎，而對於自然資源貧乏的台灣島而言，世界市場擁有充足而廉價的石油尤其重要，台灣所需能源90%以上要依靠世界市場提供。原油一直是台灣主要的進口商品，1977年原油進口值達11.96億美元，占進口總值的14.7%，成爲台灣最大宗進口商品，此後原油長期保持進口首位的地位。20世紀90年代以後，由於電子信息及機械等産業的迅速發展，相關商品進口大幅增加，才使原油在進口總值中比重逐漸下降。台灣正是在進口大量廉價能源的基礎上建立起加工出口的經濟體系的，它既滿足了台灣擴大再生産的能源需求，又使台灣節省了大筆外匯，有益於國際收支的改善。

　　總而言之，近40年台灣經濟得以較快發展，其國際經濟環境是極其有利的。這一點絶不能忽視。但是，外部因素畢竟是事物發展變化的外因，外因必須通過内因起作用，所以，台灣經濟能否快速發展，在更大程度上還取决於台灣當局能否有效利用這一有利的國際環境。

　　三、台灣當局對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

　　“演化經濟學”研究表明，發展中國家及地區的政府能够在經濟發展中發揮重大作用，只是這種作用應是動態的，必須隨着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以及外部環境相應地來做調整。戰後東亞國家及地區政府所發揮的作用主要表現在：（1）提供經濟起飛所需的基礎設施，培育市場主體；（2）提供發展所需的制度基礎，包括制度環境、制度安排和公共産品；（3）利用有利的内外政治經濟環境。台灣經濟發展的實踐過程與這一理論説明是較爲吻合的。

　　1949年國民黨政權在大陸徹底失敗因而退據台灣。導致國民黨政權跨台的原因固然不少，但最重要的一條是，國民黨采取濫發紙幣、舉借内外債務及征收苛捐雜税等種種手段大肆掠奪和剥削勞動人民，結果造成惡性通貨膨脹，人民生活窮困不堪，國民經濟瀕於崩潰。這一嚴酷的歷史事實對敗退台灣的國民黨當局産生了深刻影響。首先是生存危機的壓力，迫使其致力於經濟發展。當時在大陸失去政權的國民黨，面對的是混亂不堪的台灣經濟，要想生存下去，恢復發展台灣經濟是唯一的出路。即所謂“退後一步，即無葬身之地”。與此同時，在大陸失敗的教訓，也使台灣當局深刻認識到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其二，大陸時期嚴重通貨膨脹的噩夢，使台灣當局在經濟政策上堅守“審慎而穩健”原則，以“經濟穩定爲第一要務”。因此，長期以來台灣經濟發展的最基本策略是“在穩定中求成長，在成長中求穩定”。其三，爲了達到發展經濟的目的，采取比較實用、靈活的政策措施。一方面，根據島内外經濟形勢的演變，適時調整經濟發展策略；另一方面重視並采納經濟學者專家的相關建議，改革不合宜的政策措施。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台灣當局較好地利用了客觀環境所提供的天時地利采取了一些較有成效的經濟政策措施，從而促進了台灣經濟的迅速發展。

　　（一）宏觀經濟管理模式由所謂“政府主導型”向“市場經濟型”過渡轉换

　　所謂宏觀經濟管理，是指各國或地區政府通過制定經濟發展的方針、政策、計劃及法律和建立各種經濟組織，對國民經濟，包括生産、分配、交换和消費等各環節進行規劃、組織、指導、監督和調節。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宏觀經濟管理的水平與質量直接影響經濟發展的水平與速度。依照政府干預社會經濟生活的程度與方式的不同，宏觀經濟管理模式大致可分爲“政府控制”與“市場經濟”兩大類。台灣在戰後初期，由於特殊的政治經濟環境，形成了較典型的所謂“政府主導型”模式，其後爲了適應内外經濟形勢的變化，逐步向“市場經濟型”調整轉换，從而取得較好的宏觀經濟管理效果。

　　1.當局直接干預占主導地位階段

　　20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台灣經濟面臨混亂與動盪，同時海峽兩岸處於緊張的軍事對峙狀態，台灣當局深感危機。爲了恢復經濟以求生存，進而實現所謂“反攻大陸”的政治目標，台灣大搞備戰經濟，實施統制性經濟，宏觀經濟管理采用直接干預爲主的行政控制。首先，實行公營資本集中壟斷的經濟體制，公營資本壟斷整體經濟要害部門，並在整個經濟結構中居統治地位。其次，以行政手段嚴格統制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如在工業方面，采取“代紡代織”及“設廠限制”等措施，直接干預工業活動，同時還嚴厲管制勞動市場，禁止人民罷工罷業，使勞動市場對企業雇主十分有利。在農業方面，除了向農民征收變相地租田賦外，還同時采取“隨賦征購”與“肥料换谷”兩種行政手段，對糧食實行强制性征購。在物價方面，對重要商品實行限價，並通過公營企業對油、電、糖、鹽等民生必需品價格進行直接控制。此外，對進出口貿易及外匯收支進行嚴格管制。當局對經濟過多的行政干預，結果往往是市場扭曲，效率低下，但50年代台灣所謂“政府主導型”的宏觀經濟管理大致是特殊政治經濟環境下的産物，其對台灣經濟的恢復與發展基本上還是起着促進作用。

　　2.减少直接干預，重視間接干預階段

　　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島内資源缺乏、市場狹小成爲妨礙台灣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尖鋭問題，迫使台灣當局將經濟發展戰略逐步由内向型轉爲外向型，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大力拓展對外貿易。爲適應發展戰略的改變，調整宏觀經濟管理的模式勢在必行。台灣當局陸續取消一些直接干預經濟的做法，如對公營企事業的發展擴充有所節制、撤銷“代紡代織”制、改變以行政命令限制設廠的做法，而用規定設廠標準的方法對新廠設立進行管理。此外，逐步解除某些外匯、貿易、物價及物資方面的控制措施。與此同時，開始重視市場機能，運用各種政策手段和經濟杠杆進行間接干預，使50年代統制性經濟逐步向市場經濟轉化，建立起所謂“計劃性自由經濟”體制。其主要做法爲：建立公民營雙重所有制經濟形式；實行奬勵出口，放寬進口的貿易政策；改革外匯制度，對高估的新台幣匯價進行貶值等。適時調整宏觀經濟的管理，有力地促進了60、70年代台灣經濟的高速增長。不過，這時期台灣經濟領域市場機製作用的發揮還是局部的，有限度的，主要集中在出口擴張方面，而在其他方面，如工業、金融、貿易等方面仍有不少管制性措施，如對新廠設立限定自製率、内外銷比例；禁止民間投資經營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等，政府部門對經濟活動直接干預與控制的作用仍然很大。

　　3.進一步加强市場機能階段

　　20世紀80年代以來，台灣内外經濟環境發生劇烈變化，整體經濟發展進入轉型與昇級的關鍵時期。但由於種種不合理的經濟管制措施的存在，嚴重扭曲市場機能，造成資源使用的浪費與無效率，使台灣經濟發展陷於重重困難。因此，台灣當局於1986年正式提出“自由化、國際化、制度化”經濟發展戰略，開始對各種經濟制度進行較大幅度的改革，旨在進一步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預，健全市場機制，以達到資源合理配置、提高經濟效益，進而促進經濟轉型昇級的目的。其中影響較大的有：大力促進貿易自由化；解除對金融部門的經濟管制；重新調整政府與企業間的關係，進一步有效發揮民間企業活力等。

　　總之，40多年來台灣宏觀經濟管理的模式基本上能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而不斷調整完善，這是台灣經濟能够順利發展的重要原因。但需指出的是，台灣經濟領域中當局干預與控制的力量還較强，一些不必要的經濟管制措施仍然存在，進一步加快經濟自由化、國際化的步伐，仍然是台灣經濟發展長期的重要任務。

　　（二）采取農、輕、重、科技依序發展的産業政策

　　在“穩定中求成長”的基本策略指導下，台灣當局實行循序漸進的産業發展政策，即首先發展農業，在此基礎上依序發展輕工業、重化工業及高科技産業。這種産業發展政策是台灣島内實際情况的需要，也符合社會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因此較有效地保证了台灣工業化順利而平穩地實現。

　　20世紀50年代，控制物價、穩定經濟是台灣經濟首要問題，而其中，解决幾百萬人口的吃穿問題又是關鍵，因此優先發展農業成爲台灣産業政策的重心。一方面，進行土地改革，使農業生産關係因封建土地關係的瓦解而獲得較大的改善；另一方面，采取各種提高農業生産力的技術措施，大力發展農業生産。農業發展的結果，不僅爲發展工業積累了資金，而且爲工業産品提供了銷售市場。

　　在重點發展農業的同時，50年代台灣亦着手恢復發展工業。在選擇工業發展類别時，鑒於當時除了擁有大量勞動力外，工業發展所需的資本、技術及外匯等均十分缺乏，因此台灣首先發展勞力密集型的民生輕工業，這類工業，如紡織、食品、塑膠加工、造紙、木材加工等，投資少、技術簡單、收效較快、符合當時的比較利益原則。20世紀60年代台灣産業政策的重點轉向了發展工業，在出口導向戰略的帶動下，勞力密集型的輕紡工業蓬勃發展，不僅紡織、食品、塑膠等工業進一步擴大發展，而且電子、電器等家庭耐用消費品工業也迅速建立和發展起來。

　　隨着台灣勞力密集型輕紡工業規模不斷擴大、發展日趨成熟，島内逐步形成了對中、上游原材料工業的龐大需求，同時原來低工資的優勢也正在减弱。而另一方面，這時期農業和輕紡工業的發展已在資金、技術以及産品的銷售市場等方面爲重化工業的發展提供了較好條件。在此背景下，20世紀70年代初台灣當局將産業政策的重點轉向發展重化工業。盡管因資源缺乏及兩次世界石油危機的衝擊，台灣重化工業的發展不盡順利，但總的説來，這時期台灣的鋼鐵、造船、石化等重化工業以及電力、交通等基礎工業還是獲得較大的發展。

　　20世紀80年代以來，島内外經濟形勢的劇烈變化，使台灣經濟面對産業昇級的艱巨任務，台灣當局開始大力推動附加價值較高、能源密集度較低的技術密集型工業，設立科學工業園區，發展科技産業，期望由此形成經濟增長的新機制。這一政策在90年代獲得了較大成功。

　　（三）適時采取外向型的出口導向發展戰略

　　從各階段經濟發展戰略來看，台灣依次采取了進口替代、出口擴張（出口導向）、第二階段進口替代及第二階段出口擴張等發展戰略。其中，在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内向型的進口替代轉變爲外向型的出口導向，具有最重要的意義。這是因爲，實施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可以使一個經濟體根據自身的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與國際交换，使其在貿易、生産和金融等領域與國際經濟逐漸實現一體化，從而帶動自身經濟的快速增長。從台灣實際情况來看，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島内進口替代工業的市場已飽和與國際經濟格局出現新變動的背景下，台灣適時選擇外向型的出口導向發展戰略，其結果，一方面，使台灣經濟擺脱了資源貧乏、市場狹小這些海島經濟的先天弱點，爲經濟持續較快地發展創造了良好條件；另一方面，使台灣可以充分利用因世界産業結構調整帶來的發展機會及世界市場上充足而廉價的能源供應。以利用外資情况來看，在進口替代時期，1952年至1960年9年間，僑外資本對台直接投資的件數爲86件，投資金額爲3565.2萬美元。進入20世紀60年代以後，爲了實施出口導向戰略，台灣公佈實施《奬勵投資條件》、設立出口加工區，采取一系列改善投資環境的措施，吸引僑外資金的流入，僑外資金因而迅速增長。1961年至1965年5年間，僑外投資件數增至210件，投資金額爲9906.4萬美元；1966年至1970年，投資件數爲992件，投資金額則達42541萬美元。其後多年，僑外投資基本上都以較快的速度遞增。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入不僅擴大了島内資本形成的規模，而且還通過向島内采購商品和服務，以及與島内企業建立産業分工協作關係等方式，帶動島内投資的增加，這就直接促進了經濟的增長與就業的增加。而出口貿易方面，隨着台灣當局一系列鼓勵出口的政策措施的實行，出口增長更是引人注目，並成爲帶動總體經濟增長的引擎。

　　台灣正是這樣，以自身勞動力的優勢，引進大量外國資金、技術、設備及原材料，致力於加工出口工業的發展，將内部經濟同國際經濟結合，充分利用了國際分工中的比較優勢，從而帶動了整個經濟的高速增長。

　　（四）重視公共基本建設投資

　　公共基本建設包括電力、鐵路、港口、機場、電信、水庫、河堤、海堤及社會、文化、教育等軟硬體公共建設。這類基本設施需要巨額投資，而且建設期長，投資報酬率低，甚至不易回收，因此民間投資意願一般不高。但從經濟觀點來看，公共基本建設最能發揮“外部經濟”的效益，爲經濟持續發展所必需。它在短期内可立即發揮振興内部經濟景氣的效果；而在中、長期則具有調整産業結構，增强整體經濟增長潜力，提高人民生活品質等效益。在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公共建設長期扮演着重要角色，對台灣經濟持續較快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在台灣經濟發展的早期，由於美援的支持，台灣當局對公共基本建設的投資就較多，使之基本能配合經濟發展的需要。1953年至1962年，台灣民間固定投資增加3.1倍，當局公共基本設施投資增加3.5倍；製造業生産平均每年增加12.4%，發電量及運輸營運量每年各增加12.7%與10.2%，民間生産與基本設施二者之間的增加速度很接近。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是台灣經濟發展的“黄金時期”，經濟呈高速增長，而基本建設則落後下來，到後期電力不足、港口、公路及鐵路擁擠不堪的問題日益尖鋭。爲了突破經濟發展的瓶頸，當局從1974年開始推動“十大重要建設”，投資金額達新台幣2千多億元。十項建設中，六項交通設施及一項核能發電屬公共基本建設。這期間台灣經濟受到世界經濟衰退的衝擊，民間投資意願低落，十項建設投資適時彌補了民間投資的减少，對當時景氣復蘇、創造就業機會、維持經濟增長發揮了較大的作用。從1972年到1979年，當局公共建設投資大幅提高3.9倍，而民間固定投資僅增加1.5倍；製造業生産平均每年增加13.2%，而電力及運輸量則分别增加10.0%及13.5%，大致恢復平衡發展的局面。緊接在 “十項建設”之後，台灣當局又以近3千億元新台幣的預算推動“十二項建設”，除繼續交通、電力等基本建設外，範圍更擴大到農業、社會、文化等方面。

　　20世紀80年代台灣雖然再推出“十四項建設”，但因種種困難，其規模及效益均遠較預期的小。公共建設投資落後於經濟發展需要的問題日趨嚴重，民衆生活品質相應低落，産業發展又遭遇新的瓶頸，台灣經濟發展陷入所謂“富裕中的貧窮”。

　　（五）重視人力資源開發，大力發展教育事業

　　教育與經濟發展之間有密切的關係，在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的當代尤其如此。台灣自然資源較貧乏，在經濟發展初期資本也較短缺，只有人力資源較豐富，因此，加强教育事業發展，提高人力素質，對台灣經濟發展來説更顯得十分重要。基於此認識，台灣當局長期都比較重視發展教育。

　　首先是從經費上保证教育事業的發展。按台灣所謂“憲法”規定，每年教育、科學及文化的經費占各級行政預算總額的比例爲：當局預算不得少於15%，省不得少於25%，縣市不得少於35%。40年來，台灣的教育經費增長很快。1955年度至1993年度，教科文經費支出總額由新台幣8.92億元增加到3590.02億元，30幾年内增長401倍（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增長速度仍是較爲迅速的）；同期教科文經費支出總額占財政支出總額的比重由13.6%上昇到19.3%。

　　其次，健全相關法規，保障教育事業順利發展。台灣在發展教育過程中，逐步形成了從幼兒教育到高等教育的一系列法律及法規。如《幼稚園教育法》、《“國民”教育實施綱領》、《九年“國民”教育實施條例》、《高級中學法》、《專科學校法》及《大學法》等。在發展教育措施方面，在1968年以前，實施“六年小學義務教育制”，普及小學教育。從1968年9月起施行“教育九年一貫制”，除小學六年外，對中學（初中）的三年也實行義務教育，這樣便完成了普及初中教育的任務。在這個基礎上，台灣高級中學教育、職業教育、大學教育、研究生教育等也得到相應的發展。

　　由於重視人力資源的開發與運用，台灣人力素質及勞動生産力不斷提高，這不僅帶動了台灣經濟的迅速發展，也成爲其後台灣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

　　綜上所述，由於台灣當局在特殊的政治經濟環境下認識到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並及時抓住内外環境所提供的有利條件，采取一系列較符合實際情况的經濟政策和措施，從而帶動台灣經濟較順利地發展。但是，制定並執行較有效的經濟政策及措施，並非台灣當局有先見之明，而是在較務實的態度下不斷摸索、調整及改進的結果。對此，李國鼎先生有較切合實際的總結：“能順應發展階段的不同採行正確合宜的發展策略，實爲經濟成長的重要因素。惟必須承認，當局决策階層在擬訂各階段的發展政策時，並非具有洞燭機先的優异能力，而係采取實用主義，並尊重民意反映及學者專家意見，對於不合宜的政策能及時改弦更張，由新政策取代；對於合宜的政策，則繼續延用。”

　　第二節 “經濟奇迹”背後的問題與教訓

　　近40年中，台灣經濟在取得較大成績的同時，受制於主、客觀因素的影響，也存在不少問題與教訓，忽視這一方面，對台灣“經濟奇迹”的認識將難以全面與客觀。

　　一、“淺碟子經濟”的依賴性與脆弱性

　　如前所述，台灣經濟的基本特徵之一是建立了以輕紡工業爲主體的加工出口經濟體系。經濟活動是按照大量進口、加工裝配、大量出口的路綫，循環不已，並不斷擴大規模。這一經濟體系在20世紀60、70年代十分有利的客觀條件下，曾造就了台灣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繁榮景象，但其缺乏穩固的基礎，呈現一種畸形發展的態勢，即隨着經濟的發展，對外依賴程度不斷加深。

　　（一）對國際市場的依賴日趨嚴重

　　這種依賴性首先表現在，台灣生産所需的農工原料及零組件大都依賴進口，從紡織原料如棉、麻等至電子電機零組件再至礦産品等，無一不依賴國際市場提供，尤其所需能源90%以上要靠進口。台灣進口商品搆成明顯反映出這一狀况。1960年台灣進口總值2.97億美元，其中，農工原料進口所占比重爲64.0%，資本設備進口比重爲27.9%，消費品進口占8.1%，此後，台灣進口總值隨着時間推移不斷擴大，但進口商品結構變化却不大，農工原料一直是進口最主要部分，而且其比重還呈上昇趨勢。農工原料、資本設備及消費品占進口比重，1970年爲62.8%、32.3%及4.9%；1980年爲70.8%、23.4%及5.8%；1990年爲70.4%、17.5%及12.0%。（參見表3-1）由於台灣原料及能源過於依賴國際市場，因此國際市場上一有風吹草動，便立即會波及台灣經濟。兩次世界石油危機對台灣的衝擊便是很好的證明。

　　表3-1　台灣進口商品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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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台灣對國際市場的依賴表現爲産品銷路主要依靠出口。台灣加工出口經濟體系，生産的主要目的就是出口，而且，出口市場長期集中於美國單一市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台灣出口到美國的産品金額占其全部出口産品金額的比重上昇到近50%。（參見表3-2）過高的出口依存度以及出口市場的過分集中，使台灣經濟對外國特别是美國的經濟具有嚴重的依附性，後者經濟的榮枯在相當程度上决定了台灣經濟的盛衰。同時，隨着對美出口的不斷擴大，台灣對美貿易順差迅速增加，美台間貿易摩擦因此日益增多，美國對台灣的貿易壓力也就越來越大，終於導致20世紀80年代中期後新台幣對美元匯價的大幅上昇，對台灣經濟發展造成巨大衝擊。

　　表3-2　台灣出口市場搆成

　　表格略

　　（二）生産所需技術設備嚴重依賴外國

　　台灣雖然在參加國際分工中從“美—日—東亞其他國家及地區”的技術擴散機制中獲得了發展生産所需的技術來源，從而提高了産業水平和加速經濟增長。但是與此同時，這種帶有明顯“依附性”的技術轉移機制，却使台灣長期依賴外國技術，爲了提高加工出口的生産能力，只能依賴進口與接受發達國家特别是日本的生産技術和設備。而發達國家爲了壟斷技術獲取超額利潤，實行嚴格的技術保護主義，轉移給台灣的技術只能是二流或已標準化的技術，關鍵性的生産技術及設備台灣基本上難以獲得。有二個指標可以反映出台灣這種嚴重技術依賴性。其一，台灣技術貿易長期呈逆差狀態，而且呈持續擴大趨勢。所謂技術貿易是指技術輸入與技術輸出，以付出報酬的方式，由外國引進專門技術（Know How）、專利等技術，稱爲技術輸入，它是提高一國或地區技術水平的重要方式；而將國内（地區内）研究發展的技術提供外國以取得相應代價者，稱爲技術輸出，它可反映出該國或地區科技水平及其研究發展成果品質的高低。技術貿易出超者，表明該國或地區科技水平高、研發能力强；而技術貿易入超者，則説明該國或地區自身研發能力較低，科技發展主要依賴技術引進。據台灣《科學技術年鑒》資料，1983年技術貿易入超額爲0.58億美元，此後逐年擴大，1989年上昇至4.64億美元。20世紀90年代亦仍然維持這種趨勢。其二，台灣對日貿易長期呈逆差狀態，而且呈持續擴大趨勢。由於台灣生産所需技術及設備主要依賴日本等國，製造産業的關鍵零組件及中間原料等也主要由日本供應，因此，台灣隨着生産與出口規模的擴大，對日貿易逆差也相應擴大。1980年台灣對日貿易逆差額爲31.80億美元，1989年逆差額擴增至69.66億美元。90年代後這種趨勢更爲强化。

　　台灣嚴重依賴外國技術，除了受到“依附性”的技術轉移機制的約束外，自主創新能力薄弱也是重要原因。在台灣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其技術創新體系明顯具有“重技術、輕研究”的特徵。這首先表現爲台灣研究發展（R＆D）經費的投入長期偏低。1978年台灣R＆D經費占GNP的比率爲0.66%，此後緩慢上昇到1985才突破1%而達1.01%，到1989年時爲1.38%。（參見表3-3）戰後發展中國家及地區由於經濟基礎差、底子薄，對研發經費的投入普遍較少，但是與同屬“四小龍”的韓國相比，台灣的差距就顯現出來。在1978-1982年之間，台灣R＆D經費占GNP的比率比韓國高，但從1983年起，韓國認識到技術創新對國際競争力的重要性，大幅增加R＆D的投資，因而超過台灣，至1989年時，韓國R＆D經費占GNP的比率爲1.92%，而台灣僅達1.38%。（參見表3-4）其次，台灣“輕研究”突出地表現在R＆D經費投入的分配搆成上。長期以來，台灣R＆D經費大部分用於技術發展與應用研究上，用於基礎研究的則占很小比例。1978年，應用研究與技術發展支出占R＆D經費比重分别爲60.9%及29.3%，而基礎研究僅占9.8%。1981年基礎研究所占比重更降爲6.8%，1989年回昇至10.5%，（參見表3-3）而韓國1989年基礎研究支出占R＆D經費比重爲15%。顯然，台灣“重技術、輕研究”的技術創新體系，使其難以提昇自身研發能力與技術創新水平，擺脱對外國技術的依賴。

　　由於台灣經濟對外依賴程度深，其根基難免脆弱，當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由相對繁榮穩定局面轉爲動盪不安時，或外部技術與市場環境發生變化時，台灣經濟發展必然倍受衝擊。正因爲這樣，人們形象地將台灣經濟稱之爲“淺碟子經濟”。

　　表3-3　台灣研究發展經費支出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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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4　台灣與韓國研究發展經費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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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片面强調出口的政策導致整體經濟失衡

　　不可否認，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曾是推動台灣經濟高速增長的關鍵性因素，但是長期實行片面性的“奬出限進”的外貿政策及嚴格的外匯管制，也對台灣經濟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演化經濟學”研究指出，東亞國家及地區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通過政府將有限的要素和資源相對集中於對出口産業的扶植，在短期内迅速實現産業昇級，完成追趕。但這種發展模式本身却存在着致命的結構性缺陷，其導致這些國家及地區形成“重外輕内”的經濟格局，即出現相對强大的外向型出口部門和相對薄弱的内部依賴型部門并存的局面，這種割裂式的不平衡發展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集中力量發展出口，但却破壞了經濟系統的内在協調性，産生了一系列矛盾。台灣20世紀80年代中期後出現總體經濟嚴重失衡狀態便是這些矛盾的集中反映。

　　由於台灣長期堅持“出口第一”的方針，對出口給予種種奬勵與優惠，而對進口則多加限制，這就造成了外向型的製造業技術水平和生産率的不斷提高，出口競争力日益增强，因此出口快速擴張而進口則較緩慢，外貿順差額連年持續擴大，形成外部失衡狀態。從1980年到1987年出超額由0.78億美元增加至186.55億美元，8年累計達632億美元。1986年，商品與勞務貿易順差占GNP的比率高達19.3%。與此同時，以島内市場爲面向的“内向型”部門則呈相對滯後發展。1982-1990年，製造業部門勞動生産力平均增加率爲5.2%，其中，技術密集工業與基礎工業增加率爲6.4%與6.0%；而屬内需部門的營造業勞動生産力平均增加率僅3.3%、金融保險業爲1.9%、工商服務業爲-1.0%。内需部門的相對薄弱，再加投資渠道的不暢，造成島内超額儲蓄（儲蓄率-投資率）迅速積累，形成内部失衡狀態。1986年，超額儲蓄占GNP的比率高達21.4%。台灣經濟這種“重外輕内”的發展所造成的總體經濟的失衡，對經濟持續健康地發展帶來很大危害。

　　表3-5　台灣總體經濟失衡狀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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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一，外貿持續大幅順差引起貿易摩擦與貿易條件惡化。如前所述，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着台灣外貿順差的不斷擴大，特别是對美貿易順差的迅速增加，美台間貿易摩擦日益增多，台灣成爲美國施加貿易壓力的主要目標之一，80年代中期後新台幣對美元匯價被迫大幅上昇。1985年新台幣對美元匯率爲39.85：1，持續上昇到1989年的26.41：1，5年間新台幣昇值幅度高達50.9%。結果導致台灣許多傳統出口産業失去國際競争力。

　　其二，巨額貿易順差導致貨幣供給額大幅增加，衝擊金融與物價的穩定。1987年之前，台灣是實施外匯管制制度，外匯由所謂“央行”統收統支，民間不得自由買賣，這樣，巨額外貿出超所帶來的巨額外匯收入使“央行”外匯存底急劇增加，“央行”因而發行的台幣量越來越大。1986、1987及1988年狹義貨幣供給M1b的增加率分别高達51.4%、37.7%及24.4%，明顯偏高；同期廣義貨幣供給M2的增加率也分别高達25.3%、21.3%及20.3%。超額貨幣供給嚴重威脅台灣金融與物價的穩定，同時造成社會遊資泛濫成灾，房地産與股票價格狂漲，賭博風氣盛行，整個經濟處於嚴重失衡狀况。

　　其三，台幣昇值，地價上漲，促使企業加速對外投資與産業外移。台灣長期通過貨幣貶值促進出口擴張，當新台幣驟然大幅昇值時，企業出口成本急增，在國際市場上的競争力大受影響。再加上，土地價格高漲，企業經營環境日益惡化。企業便紛紛通過對外投資來降低成本、增强競争力。1979年時，台灣對外投資額僅936.4萬美元，到1987年時急增至1.03億美元，1990年更達到15.52億美元。隨着台灣企業，特别是製造業企業加速對外投資，製造業占GDP的比重明顯下降。1986年製造業占GDP的比重爲39.7%，此後逐年降低至1990年的34.4%。20世紀90年代後這種趨勢更爲加劇。製造業出現萎縮傾向，島内因此産生“産業空洞化”的擔心。

　　其四，龐大的超額儲蓄引發嚴重的泡沫經濟。如上所述，由於内部需求不足，台灣超額儲蓄急速增加。1981-1986年，超額儲蓄額由新台幣231.7億元增至6245.4億元，占GNP比率則由1.3%昇至21.4%。龐大的超額儲蓄通過金融體系成爲超額流動性資金，競相追逐房地産與股票，造成房地産及股票價格大幅上漲。1986年至1988年，台北市房地産價格指數劇增2.4倍，其後仍持續上漲到1990年達到高峰。股價方面，1986年加權股價指數尚未達1千點（1966年爲基期），1988年昇至5千點，1989年9月以後突破1萬點。僅僅3年半之内，股價漲幅超過10倍。

　　由此可見，台灣經濟“重外輕内”的發展，對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的台灣經濟造成嚴重衝擊。但是，與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後陷入長期經濟衰退的情况有所不同的是，台灣泡沫經濟在迅速擴張之後没有立即陷入破滅，造成經濟嚴重衰退，90年代後僅是處於“退燒”狀態。之所以如此，除了台灣當局較及時地采取了信用管制、擴大公共投資及推動經濟自由化等政策措施，調整總體經濟的失衡外，更重要的是因爲台灣企業及時地拓展了大陸及東南亞等市場，使出口及經濟的增長得以維持。盡管如此，台灣經濟發展模式的結構性缺陷依然存在。

　　三、當局過多干預經濟生活扭曲資源配置

　　理論與實踐均表明，市場機制是達到資源最優配置的基本途徑。盡管台灣當局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迫於形勢需要逐步减少對經濟生活的干預，調整改善宏觀經濟管理模式，但總的説來，在相當長的時期内，台灣經濟領域中“政府控制”力量依然相當强大。這就難免妨礙市場機制運行，造成資源分配不當。

　　（一）公營企業比重大而效率却低落

　　長期以來，在台灣經濟體系中，公營企業龐大，依靠着壟斷與特權，不僅經營範圍廣泛，而且掌握了經濟要害部門。然而，這些公營企業的官商特性濃厚，在經營上的官僚主義、貪污浪費及腐敗無能導致其大多數長期經營效率低落，這無疑是嚴重浪費資源或扭曲資源配置。台灣著名經濟學家邢慕寰就指出，“素以‘特權’聞名的公營企業，數十年來仍然屹立不摇。自1960年代以至80年代，其投資毛額平均超過私人部門投資毛額之半，但其生産的‘附加價值’却不能與私人企業相提並論。”有資料表明，公共部門（公營企業＋當局投資）1970年、1975年、1980年、1985年及1990年，占台灣資本形成的比重分别爲40.1%、57.7%、48.9%、42.3%及49.5%，而同期公共部門占總生産的比重則分别爲27.7%、22.1%、20.9%、18.8%及18.7%，公共部門投入與産出的比例顯然低於民營企業。

　　（二）龐大公營企業的存在影響台灣産業結構調整

　　由於台灣龐大公營企業的存在，造成了台灣經濟形態長期以中小企業爲主體。雖然這些中小企業曾是經濟高速增長的主力軍，但在經濟發展至轉型昇級的時候，它們所具有的脆弱性、從屬性及分散性等先天弱點便倍顯突出，無力承擔轉型昇級的重任。20世紀80年代台灣産業結構調整進程較慢，關鍵性原因之一就在於此。

　　（三）若干經濟發展策略長期過分管制與干預扭曲資源配置

　　台灣20世紀50年代的進口替代政策對節省外匯、保護脆弱的工業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在60年代轉向推動出口擴張後，並未適時放棄管制性濃厚的進口替代政策，使整個經濟更進一步自由化，而是對有關産業繼續保護政策，其結果不但造成經濟資源配置扭曲，難以充分發揮應有的效率，而且被保護的産業也因而長期缺乏競争壓力而進步緩慢，妨礙産業結構昇級。台灣汽車工業的發展便是個典型例子。台灣當局對它保護了30多年，但其遲遲未能完成“進口替代”的任務，而韓國的汽車工業則後來居上，其産品早已在世界市場上奔馳。

　　四、過於注重經濟增長而忽視環境保護

　　台灣是采取勞力密集型加工出口工業模式而實現經濟較快增長的，從這一模式的投資少、技術簡單、收效快等基本特徵中便可看出台灣當局經濟發展政策具有濃厚的急功近利色彩。在 “一切爲了工業、一切爲了出口”的指導思想下，生態環境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工業發展的犧牲品。一方面，台灣當局不重視對公共環境保護方面的投入，對製造污染的廠商采取包庇縱容態度；另一方面所制定的經濟政策措施存在着有利於環境污染生存的嚴重漏洞，在種種奬勵投資的優惠措施誘導下，外國資本將其本國淘汰的高污染、少技術的生産陸續轉移來台，與此同時，島内設備簡陋、技術落後的中小企事業蓬勃興起，這些企業只求得到最大經濟收益，而不顧及或者無力顧及環境污染問題。據20世紀80年代中期台灣《工業》雜誌的資料，在全省登記在案的6000多家需要排放廢水的工廠中，僅有625家有污染防治設備，其中完全符合標準的只有20來家。長期忽視環境保護的結果，造成台灣環境污染十分嚴重，“空氣污染、水質污染、土壤污染、廢棄物污染，以及噪音污染等，每項污染都已達到危害居民健康的嚴重程度。”台灣整個社會爲此必須付出巨大的代價。一方面，爲了整治環境，改善民衆生活品質，台灣需要付出人力、物力及財力等龐大的經濟資源；另一方面，受到連連不斷的環保抗争運動的影響，不少重大投資項目被迫擱置或延緩，如核能第四電廠，輕油裂解廠等。如何協調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衝突，成爲20世紀90年代以及21世紀台灣經濟無法逥避的一大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