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用一定的理論框架分析觀察台灣經濟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一方面可以深化對台灣經濟現象的認識，即在相關經濟理論的指導下對台灣經濟發展進行更爲深入的分析與探索，使人們對台灣經濟的認識更爲深刻與準確；另一方面則可以用台灣經濟發展的現實對相關經濟理論進行檢驗或補充完善。衆所周知，作爲戰後經濟發展成功經驗的“東亞模式”曾獲得發展經濟學家的高度重視並是許多發展中國家及地區學習借鑒的榜樣，台灣經濟的迅速發展也可從中獲得較好的理論解釋。但自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起台灣經濟發展出現巨大變化與轉型發展，進入21世紀後更是呈現持續性的增長緩慢甚至衰退的趨勢。對此，原有的東亞學説顯然無法發揮效用了。此外，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傳統的東亞研究理論陷入了範式危機，代之而起的是逐漸孕育成型的東亞發展新學説。這些新學説力圖既能較合理解釋過去東亞經濟持續高增長的原因，同時又能對因金融危機所造成的這種增長過程中斷，有一個較清楚的理論説明。在這種背景下，運用新的理論視角，重新審視台灣經濟發展的全過程，探索其轉型發展的成敗，進而展望其發展趨勢，無疑是有現實意義與理論價值的。

　　第一節　東亞學説演進與新學説概述

　　伴隨着戰後東亞經濟發展變化過程，有關東亞經濟研究理論也呈現不斷演變與發展的過程。

　　一、 傳統的東亞研究理論

　　二次世界大戰後，廣大發展中國家及地區迫切需要探索自身經濟落後的原因，尋找適合本地經濟迅速發展的途徑，發展經濟學作爲一門新的學科便應運産生，並伴隨着發展中國家及地區經濟發展的實踐而不斷趨向成熟與完善。在此過程中，東亞地區不僅經濟增長速度及其延續的時間均大大超過其他發展中國家及地區，而且社會人文狀况也獲得明顯改善，這一所謂“東亞奇迹”自20世紀80年代便成了發展經濟學家高度關注與重點研究的對象，圍遶着“東亞模式”問題出現了種種的學説，其中，新古典經濟學派、發展型國家理論學派以及儒家文化學派是三個占主導地位的學説。

　　（一）新古典經濟學派

　　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在發展經濟學中占主流地位的是新古典經濟學，其基本觀點是，發展中國家及地區經濟落後的主要原因是在經濟活動中政府過多不當干預資源配置。經濟發展的藥方就是讓自由市場經濟制度發揮作用，一方面要使國有企業私有化，積極引進外資，促進自由貿易、擴大出口；另一方面則要取消政府對經濟的過多干預，消除在要素市場、産品市場和金融市場上的價格扭曲。這一學派對“東亞奇迹”形成的原因解釋是，東亞各國及地區執行了“遵循市場規律”的經濟發展戰略，是市場而不是政府的政策决定發展的道路。這些國家及地區采用了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建議，向世界開放本國及地區經濟，减少了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允許市場恰當地發揮功能以及實施出口導向戰略。

　　（二）發展型國家理論學派

　　與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觀點截然相反，崛起於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發展型國家理論學派則認爲，東亞國家及地區卓越的經濟成就是由於他們采用了發展型國家（政府）模式，國家（政府）在引導經濟發展方面必須起到核心作用，必須領導市場而不是跟着市場走。東亞政府一方面大規模地介入經濟活動，如高比例的公有企業和國家（政府）把銀行當作資金動員的工具，另一方面運用各種以發展爲主導的政策，包括低息貸款給“戰略性”産業部門、各種鼓勵出口的措施來“指導”經濟發展。雖然發展型國家理論也同意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是東亞經濟取得成功的關鍵因素，但他們認爲是東亞政府利用若干機制來促進某些工業部門發展，鼓勵出口，以推動對整個經濟具有戰略重要性的那些部門迅速工業化。因此，東亞成功的原因在於“有管理的市場”，决不是自由放任的結果。至於東亞國家地區政府爲什麽能够引導經濟發展，這一學派認爲，在東亞，國家（政府）相對地説一直比較自主獨立，能够不受公衆壓力來執行各種政策。盡管這些國家（政府）是威權主義的，但他們也進行重要的改革和貫徹有利於經濟增長和社會和睦的政策，如推動土地改革、教育的發展和收入平等。

　　除了上述兩大學説外，儒家文化學派也有較大影響。他們認爲東亞地區在共同的儒教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關於倫理道德與正確的人際群體關係的亞洲式價值觀體系對東亞奇迹的形成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東亞研究的範式危機

　　以上各種學説從不同角度研究東亞經濟，分歧極大，但是他們研究的基礎却是基於一項基本的共識，即東亞地區持續高速經濟增長是一個經濟奇迹，區别僅僅在於對這種經濟奇迹形成的原因的解釋大不相同。然而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東亞研究界的這種傳統共識受到了嚴峻挑戰。

　　（一）克魯格曼對“東亞奇迹”的否定

　　1994年底美國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保羅.克魯格曼發表了著名的《亞洲奇迹的神話》的文章，否認“東亞奇迹”的存在。他認爲，東亞地區的經濟增長“是由非同尋常的投入增加比如勞動力和資本增加，而不是經濟效率的提高來驅動的”，因此他得出兩個結論，一是東亞經濟不是什麽奇迹，因爲“一旦人們考慮到迅速增加的投入在這些國家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就會發現幾乎没有什麽需要人們解釋的東西”；二是東亞地區“將不會繼續保持近年來的高速增長”，因爲投入驅動型的經濟增長存在報酬遞减規律這樣一個自然的限度。克魯格曼的觀點引發了學術界極大的争論，許多學者對其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但無論如何，他所潑出的這盆“冷水”對東亞經濟發展具有明顯的警戒意義。

　　（二）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 

　　就在克魯格曼從理論上對“東亞奇迹”提出質疑後兩年多，震驚世界的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了，1997年7月，發端於泰國的貨幣危機，在亞洲多個國家及地區迅速蔓延，“亞洲四小”也受到嚴重衝擊，之後貨幣危機進一步轉化爲金融危機與經濟危機，直到2000年初，遭受沉重打擊的東亞各經濟體才從這場經濟危機中逐漸恢復過來。至此可以説，東亞國家及地區自身經濟發展的現實也已在某種程度上對“東亞奇迹”進行了否定。

　　 很顯然，從東亞研究的角度而言，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意味着學術界原有的研究範式及研究方向等必須重新調整了。東亞經濟持續高速經濟增長這一長期以來的基本共識被打破了，東亞研究的方向也將相應從原來是主要探索東亞奇迹的成因而轉變爲重新評價“東亞模式”及其與金融危機的關係、東亞經濟增長的前景等課題了。而新的理論框架必須既能較合理解釋過去東亞經濟持續高增長的原因，同時又能對因金融危機所造成的這種增長過程中斷，有一個較清楚的理論説明。

　　三、 發展中的東亞新學説——“演化經濟學新框架”

　　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各種東亞發展新學説應運而生，其中比較全面而較有説服力的可推賈根良教授提出的“演化經濟學新框架”。賈教授的研究團隊在整合研究調節學派與創新體系分析方法這兩個演化經濟學的重要分支對東亞模式的最新研究的基礎上提出這一新框架，對東亞模式的歷史作用、新形勢下局限性及其變化趨勢進行研究。其對東亞模式的重新理解是，金融危機的爆發不能説明東亞模式是無效率和非理性的，相反東亞模式是有特點的創新體系。東亞模式的精髓在於學習與知識創造，出口導向、政府作用與儒家文化作爲這個創新體系的有機組成要素在推動學習與知識創造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從而創造了“東亞奇迹”。但任何時期都不存在不隨時代變化而因應變革的發展模式，東亞金融危機的爆發與國際經濟環境變遷有直接的聯繫，同時在相當程度上也是東亞發展模式調整滯後的結果。東亞模式未來創新的重要基礎仍然是學習與知識創造，在以信息革命爲基礎的時代轉變之中，東亞地區通過制度與政策創新，使東亞模式的精髓得到創造性的發揮，就能開創東亞模式的新格局。可以看出，這一理論新框架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將東亞研究與世界體系演變的結構性制約條件結合起來，從而提供更加廣闊的時空視野；二是將原先東亞研究中三種主導學説的合理成分納入其中，避免相關研究的輕率與簡單化。以下就這一新學説相關的重要觀點進一步加以説明。

　　（一）出口導向：創新體系形成的前提條件及其歷史限度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發展中國家及地區只有通過積極參與國際分工，並通過政府的能動作用，才有可能逐漸追趕發達國家及地區，改變不平等的世界體系。東亞國家及地區正是通過實施出口導向戰略加入到國際分工體系中的，而在此過程中所形成的以“模仿型創新”爲特徵的技術轉移機制與“新重商主義”，在帶來“東亞奇迹”的同時，也埋下了東亞危機的種子。

　　20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陷入低速增長和新的生産過剩與資本過剩，因而在通過制度創新等來爲新的基本創新積蓄力量的同時，加快對外資本輸出。東亞地區，特别是亞洲“四小龍”由於開放而直接得益於這種美日的資本和技術的輸出，維持着以美日爲源頭的技術引進、以日本爲核心的技術擴散機制，即“美——日——東亞其他經濟體”的技術、資本品和投資轉移機制，這使東亞獲得了難得的“産業和技術學習”機會，並促進了經濟高速增長和産業結構昇級。但是這種以“依附性”與“模仿型創新”爲特徵的技術轉移機制在國際技術環境發生變化時就會失靈而陷入困境。在90年代以前，創新産品大部分集中在重化工業行業、重加工業，其特點就是産品週期長，因而允許模仿國家及地區有較長時間來對新技術進行掌握和發展。但在90年代以後，信息革命全面而深入地展開，信息産業也隨之成爲主導産業，各種産品的生産週期越來越短。當産品的創新週期短到“模仿——掌握”速度跟不上産品更新速度的時候，産品生産活動就只剩下了自主創新階段。這時，只有掌握自主創新能力的國家及地區才有資格進入該項産品的生産活動，而其他没有自主創新能力的國家及地區則來不及模仿。美國正是以其自主創新的優勢在信息革命時代進入新一輪經濟繁榮時期，而日本爲首的東亞國家及地區則找不到模仿的方向，經濟失去了增長點，這正是90年代中期後，大多數東亞國家都不同程度出現了産業昇級不力和産業結構趨同的問題，進而引發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

　　與此同時，東亞在實施出口導向戰略中所形成的“新重商主義”，在取得巨大成效後也積累起不少弊端。爲了克服内部市場狹小與有效需求不足的劣勢，東亞國家及地區普遍通過各種要素、政策的傾斜，在具有國際分工相對比較優勢的産業中，培植起一個相對强大的出口部門，從而形成了與“從東到西”技術傳遞機制密切關聯的逆向的産品輸送機制，各種廉價産品源源不斷地由東亞流向美國等發達國家，正是在這種兼有“技術”與“市場”的背景下，東亞取得了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然而隨着原有順暢的技術傳遞機制出現“阻塞”，東亞的“動態分工階梯”被打亂了，在“出口導向”所造成的市場擴張和競争壓力下，每一階梯都在横向上擴大生産能力，這就造成了“生産過剩”與利潤攤薄的後果，逆向的産品輸送機制也因此不再通暢了。除此之外，東亞的“新重商主義”還有兩個嚴重的内在缺陷。其一，這種模式過分依賴於外部市場，政府因而失去對宏觀經濟的“需求調節”能力，宏觀經濟的穩定只能靠供給能力的調節來保证。當外部需求變動不大時，這種“供給調整”比較有效，而一旦外部需求出現劇烈變動，這種“供給調整”便陷入困境。其二，“新重商主義”在實踐中導致一種“重外輕内”的經濟格局的出現，即一組相對强大的外向型出口部門和另一組相對薄弱的内部依賴型部門并存的局面，這種割裂式的不平衡發展固然在一定程度有利於集中力量發展出口，但却破壞了經濟系統的内在協調性，内部依賴型部門受到人爲抑制發展相對滯後，而内部市場規模的壓抑便阻礙了經濟持續增長的自主能力。

　　（二）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及其局限性

　　東亞模式的一個突出特徵就是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東亞金融危機的爆發，並不能否認這種客觀存在的政府的經濟作用，我們所需要的只是重新評價政府究竟起了什麽樣的作用、起了多大的作用。從東亞歷史的發展進程看，政府最重要的功能是推動學習與知識創造。東亞國家及地區的政府，通過構建學習與知識創造的制度演化框架，爲大規模的外國技術吸收與擴散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礎，使發展中國家及地區的後發優勢得以充分利用。具體而言，東亞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三方面，一是提供經濟起飛所需的基礎設施，培育市場主體，服務趕超戰略和加速工業化的目標；二是提供發展所需的制度基礎，包括制度環境、制度安排和公共産品；三是利用有利的國内外政治經濟環境，服務於經濟發展。

　　然而，從動態的角度來看，政府的作用也會隨着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市場的完善以及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的變化而發生相應的變化。换言之，政府作用效果受制於一定的宏觀環境和條件，政府本身也存在着策略調整的問題，原來政府的集權發展“是以快速工業化爲目標的過渡性制度安排，當這個目標達到時，它就必須解體”，“必須被更自由更開放的體系所替代”。但實際上，由於制度的演進存在着路徑依賴，東亞政府並未成功地實現這一政策調整，這也是産生東亞金融危機的重要背景。

　　此外，需要强調指出的是，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不是一味地替代市場，是在肯定市場基本作用的前提下進行的，是市場的增進、改良，而且，政府干預也不是萬能的，運用不當也會失效。政府干預有效性的前提是：其一，政府代表多數人的利益，因而政府行爲比個人行爲更能體現社會利益或公共利益；其二，政府更明智，政府在理智上强於個人；其三，政府的運轉是高效率、低成本的。當這些前提不能滿足時，政府的干預就會失靈，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就會走向負面。事實上，東亞模式産生危機正是與政府作用失靈有關。首先，政府未必代表多數人利益，由於政府的壟斷性，在信息不完全與不對稱的情况下，作爲代理人的政府官員的尋租行爲就不可避免，並容易滋生腐敗。而政治腐敗將影響經濟穩定、國民信心。其次，政府並非是完全理性的，在政府協調過程中也會出現政策失誤，在信息不充分時尤爲如此。此外，政府的管理體制滯後、運作低效率也會影響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正常作用的發揮。

　　（三）東亞模式的歷史局限性：無法提前涵蓋中國大陸

　　特定的東亞模式概念没有包含中國大陸，但20世紀末席捲東亞地區的以生産過剩爲特徵的金融危機却深刻説明瞭中國市場迅速成長對東亞地區極其重要。當東亞的過度投資和生産過剩因美國和區域内市場的有限吸收能力而加重時，雖然中國大陸市場巨大，但由於區域内與中國大陸的經濟合作仍停留在低層次上，中國市場對東亞整體發展的潜在貢獻遠未發揮出來。特别是由於産業昇級遇到瓶頸，東亞國家及地區原來“動態分工階梯”被打亂，出現“産業同構化”問題，亞洲“四小龍”、東盟與中國大陸在世界市場上競争激烈，這種競争又因人民幣的兩次貶值使之更難充分利用中國市場。凡此種種表明，東亞金融危機爆發與東亞模式的歷史局限性，即無法提前涵蓋中國大陸對東亞地區在21世紀才能産生的創造性貢獻有關，另一方面也預示着未來創造東亞模式新格局中，中國大陸將發揮决定性的作用，而東亞區域内各國及地區與中國大陸的全面合作將是這種新格局的重要基礎。

　　第二節　台灣經濟發展階段劃分新論

　　作爲研究客觀事物的基本方法之一，人們通常按照這個客觀事物發展過程的變化，劃分若干發展階段以區别各個發展階段的不同特點。對於台灣經濟發展的研究亦是如此。而鑒於劃分發展時期的依據和方法不同，以往海内外學術界對台灣經濟發展分期多種多樣，如，“政策分期法”、“速度分期法”、“結構分期法”、“綜合分期法”等等。這些劃分方法各有利弊，對台灣經濟發展的研究有過不同的積極影響。但在包括台灣在内的東亞經濟發生巨大變化之後，在進入21世紀已20年的今天，在原有經濟發展階段劃分的理論與實踐基礎上，重新思考台灣經濟發展的階段劃分無疑很有其必要性。

　　一、經濟成長階段理論

　　在經濟發展理論中關於經濟成長階段理論的著名代表人物是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W.W.Rostow)。他研究指出，根據各國發展的歷史事實，每一個國家（地區）的經濟發展都需要經歷以下幾個階段：(W.W.Rostow，1971)

　　第一階段：傳統社會階段，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最初階段,經濟處於原始狀態，社會生産力低下，收入僅够維持生存。

　　第二階段：爲起飛創造條件的過渡階段，這個階段社會發展所需的各種條件逐步形成，新的科學技術正在應用於農業和工業，金融機構開始出現，交通運輸有大的改進，商業範圍擴大，但人均收入仍增長緩慢。

　　第三階段：起飛階段，這是經濟發展的最關鍵階段，進入此階段的重要條件，一是，農業與工業采用現代的組織技術與方法；二是，經濟中净投資提高，達到國民收入的10%；三是，産生了重要的新的工業部門，並帶動輔助部門發展。在這個階段，農業勞動生産率提高，農業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工業部門轉移，人均産值大幅提高。

　　第四階段：邁向成熟階段，這是持續進步的時期，現代技術波及經濟活動各個領域，經濟在世界貿易中地位和作用加强。在此階段，經濟結構發生重大轉變，生産技術不斷改進，傳統的工業部門趨於穩定，新的工業部門加速增長，結果是人均收入持續增長。

　　第五階段：高度大量消費階段，這是一個富裕階段，人們已不滿足衣食住行基本生活需要，開始追求更高水平的消費。主導部門已轉移到耐用消費品的生産部門與服務業。

　　第六階段：追求生活質量階段，主導部門已從耐用消費品的生産部門轉移到以服務業爲代表的與提高居民生活質量密切相關的部門，如教育衛生、住宅建設、文化娱樂、旅遊等部門。

　　羅斯托的經濟成長階段理論對於認識包括台灣在内的發展中國家及地區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一方面，他主張用劃分發展階段的方法來認識復雜的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内在聯繫，另一方面，他的理論提出了“起飛”的概念，並特别强調發展中國家及地區經濟發展中資本積累的重要性，這些都有助於客觀認識發展中國家及地區的經濟發展並提出相應發展思路與政策。不過，羅斯托的理論也有明顯的不足與局限性。一是，他的理論形成於20世紀60-70年代，并且是按照歷史上發達國家所經歷過的經濟發展過程來觀察發展中國家及地區的經濟發展，其適用性顯然不足。二是，羅斯托對發展階段劃分的依據過於偏重於增長速度，在他的理論中，經濟發展幾與經濟的迅速增長成了同義語，後來的經濟學家對此多有批評。

　　二、發展階段劃分所應遵循的原則

　　要科學合理地劃分發展階段無疑首先要科學合理地確定劃分依據，而選定這個依據所應遵循的原則值得深入探討。段承璞先生在《戰後台灣經濟》一書中對此有相關深入的研究，歸納他的主張，在選定劃分依據時主要應遵循以下兩個重要原則。 

　　其一，區别影響發展過程的主要因素與非主要因素。客觀事物發展過程中總是同時存在多個影響因素，而其中會有一個主要因素在起支配和領導作用。台灣經濟的發展就是一個復雜過程，政治的、經濟的、外部的、内部的各種因素對它交錯發揮影響，正是因爲主要因素的出現、成長、由弱變强、再由强變弱，而爲另一新出現的主要因素所替代，台灣經濟發展過程才顯現出階段性。因此，把握主要因素及其變化，是發展階段劃分的十分重要的原則。同時，與區别主要因素與非主要因素相關的是區别長期性因素與暫時性因素，只有長期性因素規定着經濟發展過程的階段性特徵。

　　其二，區别經濟結構指標與經濟增長指標的主次地位。經濟增長指標無疑是觀察經濟發展過程變化的十分重要的指標，不少研究者也偏愛用增長指標做爲發展階段劃分的依據，但經濟結構指標的變化應具有更爲重要意義。這是因爲增長指標表現的是社會生産量由低向高的不同數量階段的轉化，是社會生産力發展的外在形式；而結構指標則體現社會生産要素以及科學技術由落後向先進轉化過程，是社會生産力性質的變化。因此，單一或主要依據增長指標來分期，難以保证分期的準確，更無法準確區别各個時期不同質的特徵。發展階段劃分所應把握的原則是，把結構指標與增長指標結合起來考慮，結構指標爲主，增長指標爲輔，而不能相反，更不能單一依據增長指標。

　　三、轉折點的選擇與台灣經濟發展階段新劃分

　　（一）兩大發展時期的重大轉折點

　　1949年至今，台灣經濟經歷了70年的發展過程，如果將這個過程放在整個東亞經濟發展過程中來觀察，20世紀末21世紀初東亞金融危機爆發及其效應無疑是最深刻影響台灣經濟發展進程的重大因素了。在此之前，台灣經濟大體可視爲傳統“東亞模式”時期，總體經濟發展較快及其原因是人們關注的重點；而之後則是台灣經濟發展轉折下坡時期，或者稱爲 “後東亞模式”時期，人們關注的焦點已經轉變爲台灣經濟發展明顯放慢甚至衰退的趨勢及其原因了。雖然東亞金融危機爆發時間是1997年下半年，但直到2000年初，東亞各經濟體才從這場金融與經濟危機中逐漸恢復過來，因此，若把2000年視爲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兩大不同時期的重大轉折點，應該大體準確。

　　與此同時，2000年台灣島内政局發生了50年來的首次“政黨輪替”，主張“台獨”的民進黨替代長期執政的國民黨而成爲執政黨，這一台灣政治發展的重大事件同時也對台灣經濟發展進程産生深遠而重大的影響，基於主客觀條件均發生巨大變化，台灣當局在經濟發展中扮演的角色從此發生轉折性的變化，對經濟發展的作用總體上從以往的“促進者”轉變爲“阻礙者”，非經濟因素成爲台灣經濟發展的巨大障礙。2008年國民黨重新上台執政，非經濟因素依然嚴重影響台灣經濟的發展。而2016年民進黨再次執政後，非經濟因素的負面作用就更加突出了。

　　從經濟結構指標與經濟增長指標相結合的角度來看，2000年左右也可以看作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兩大時期間的重大轉折點。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起台灣的産業結構逐步形成了兩大特徵，一是服務業迅速崛起，成爲産業搆成的主導部門；二是製造業由勞力密集産業向技術及資本密集産業轉型昇級，電子信息産業成爲台灣産業的主流。由於這種産業結構昇級的質量不足因而存在明顯的脆弱性，這種脆弱性在東亞金融危機衝擊及隨後而來的以美國爲首的國際經濟衰退的嚴重影響下而暴露無遺，一方面，台灣服務業比重高、規模大，但發展水平却較低，競争力較弱，當景氣低迷内需萎縮時，服務業增長乏力，拖累總體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台灣製造業的轉型昇級呈單一性特徵，主要集中於電子信息産業，而電子信息産業的發展又對外依賴性强，不論是技術來源或是産品出口市場均嚴重依賴美國與日本。因此，美日等國際景氣波動對台灣影響極大，一旦電子信息産業發展受阻，台灣整體産業便失去支柱力量。正是受制於這種不再適宜的産業結構的制約，從2000年第2季起台灣經濟增長率開始呈現下滑的走勢，2001年更是加速下滑，出現50年來首次負增長的局面，台灣經濟增長從此進入不穩定的中低增長階段。

　　總而言之，20世紀末21世紀初的世紀之交是70年來台灣經濟發展的重大轉折點，台灣經濟發展過程由此可以劃分爲兩大時期，即“東亞模式”時期與 “後東亞模式”時期。

　　（二）“東亞模式”時期不同階段的重要轉折點

　　由上述可知，台灣經濟發展在21世紀的 “後東亞模式”時期，時間還不長，階段性特徵趨勢亦十分明顯，即“轉折下坡階段”；而相對應的“東亞模式”時期却是變化很大的較長發展過程，有必要進一步確定其不同階段的重要轉折點。

　　20世紀80年代中期顯而易見是“東亞模式”時期最重要的轉折點。戰後台灣經濟歷經20世紀50年代的恢復與發展，在60年代後實現快速增長，並在其後較長時期内保持着高增長態勢。60年代，經濟增長速度年平均達到10％，70、80年代仍保持較快增長速度，年平均增長率分别爲9.4％與8.1％。台灣經濟結構也相應由落後的農業社會轉變爲新興的工業化地區。與此同時，台灣經濟發展還呈現出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物價較爲穩定、所得分配相對平均化的明顯特徵。這就是人們較有共識的台灣“經濟奇迹”階段。進入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台灣經濟進入轉型發展階段，一方面，過去持續高速增長的時代結束，經濟發展進入中速增長階段，1991-2000年平均經濟增長率下降爲6.52%；另一方面，經濟結構也發生了明顯的調整與轉型，自1988年起服務業占GDP的比重超過50%，台灣開始進入所謂後工業化社會。産業結構由傳統的勞力密集型産業轉向技術密集型産業，以電子信息業爲主的高科技産業取代傳統的紡織、塑膠等成爲經濟增長的新支撑點。

　　選擇20世紀80年代中期作爲重要轉折點還因爲這個時候出現了若干個對台灣經濟發展進程影響長遠而重大的因素。其一，1987年7月，台灣當局宣佈取消實行了30多年的“戒嚴法”，開放黨禁報禁，台灣政治發展進入了轉型時期，原來威權政治體制瓦解，政黨政治逐漸發展，社會運動蓬勃興起，這種急劇變化的政治社會環境使台灣經濟原有的發展模式受到强烈挑戰，台灣當局對經濟發展的作用開始受到明顯的制約。其二，面對國際經濟格局大幅變動與台灣産業昇級强大壓力下，台灣當局於1986年正式提出“自由化、國際化、制度化”經濟發展戰略，開始對各種經濟制度進行較大幅度的改革，推動台灣經濟體制向自由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發展，促進産業昇級成功。其三，雖然長期中斷的兩岸經貿關係是從1979年隨着兩岸政治關係開始緩和而恢復往來的，但兩岸經貿關係直到80年代中期後才進入較快發展階段。1987年11月，台灣正式開放部分民衆赴大陸探親，台灣對大陸經貿政策也呈現逐漸鬆動趨向，兩岸經貿往來從此日趨活躍。兩岸經貿關係成爲台灣經濟發展新的、而且是越來越重要的影響因素。

　　因此，以20世紀80年代中期爲重要轉折點，大體上可以將台灣“東亞模式”時期劃分爲“經濟奇迹”與經濟轉型發展兩個階段。

　　綜上所述，近70年來台灣經濟發展過程，可以劃分爲相互銜接的兩大時期三個階段，即，“東亞模式”時期（1949-2000）與 “後東亞模式”時期（2000-至今），前一個時期又可劃分爲“經濟奇迹”階段（1949-1985）與經濟轉型發展階段（1985-2000）；而後一時期即是經濟轉折下坡階段（2000-至今）。

　　第三節　東亞新學説對台灣經濟發展研究的應用

　　在根據東亞新學説重新劃分台灣經濟發展階段的基礎上，本節進一步運用東亞新學説重新審視70年來台灣經濟發展及其變化，其中，20世紀80年代中期後台灣經濟爲何能較爲順利地轉型發展？而進入21世紀後台灣經濟陷於轉折下坡困境的原因是什麽？無疑是最值得關注的焦點。

　　一、台灣“經濟奇迹”重新審視

　　關於人們較爲熟悉的台灣“經濟奇迹”及其原因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不過如今重新回顧這段歷史則可看出，它在相當程度上驗证了“演化經濟學新框架”的理論説明，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

　　(一)有利的國際環境爲台灣經濟發展提供有了技術來源與市場支持

　　二次大戰後，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在1973年石油危機發生前呈現長期穩定和高度增長的局面，這種較爲穩定與繁榮的國際經濟環境給台灣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極爲有利的條件，首先是新的國際分工模式使台灣能夠利用技術轉移機制促進經濟高速增長。由於新技術革命的巨大影響，在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前後，資本主義世界産業結構進入調整轉軌時期，工業發達國家逐漸放棄勞力密集型的輕紡工業，並將其大量轉移到工資低廉的發展中國家及地區，自己則致力於經營資本技術密集型工業。伴隨這種國際分工模式的形成，“美國——日本——東亞其他經濟體”的技術、資本轉移機制逐步建立起來，台灣以其擁有豐富廉價的勞力優勢吸引大量外國資本與技術，積極發展加工出口工業，同時逐漸形成以技術引進爲主的“模仿型技術體系”，以支持經濟的快速增長。據台灣“投審會”的統計，1952-1986年，台灣核準的技術合作案件共2427件，從技術引進的産業類别來看，以電子及電器製造業、化學品製造業、機械製造業、基本金屬及金屬製造業、橡膠製品製造業等爲主，與台灣總體産業搆成發展趨勢一致性十分明顯；而就技術引進來源國而言，日本占台灣技術合作對象的首位，約占技術合作總件數的63.78%；美國則約占 21.96%。 由此可見，以美日爲源頭的技術轉移機制對台灣經濟的促進作用。其次，世界貿易與經濟的繁榮爲台灣産品提供了廣闊的銷售市場。台灣是海島經濟，對外貿易是其生命綫。20世紀60年代台灣轉向實施出口擴張戰略後，産品外銷市場更是舉足輕重。而戰後20、30年裏國際貿易與經濟的持續繁榮、世界市場的迅速擴張爲台灣提供了極其有利的環境，特别是美國出於自身政治及經濟的目的，還對台灣實行特殊優惠政策，長期爲台灣産品輸美開放緑燈。在此背景下，台灣對美國的出口占其出口總額的比重由1952年的3.5%不斷上昇至1984年的48.8%最高點。

　　總而言之，十分有利的國際經濟環境是戰後40年台灣經濟得以較快發展的重要原因，不過，外部因素畢竟是事物發展變化的外因，外因必須通過内因起作用，所以，台灣經濟能否快速發展，在更大程度上還取决於台灣當局能否有效利用這一有利的國際環境。

　　(二)台灣當局發揮了促進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

　　回顧戰後特别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台灣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盡管當局强力干預經濟生活，在相當程度上造成了妨礙市場機制運行，扭曲資源配置的結果，但總體而言台灣當局對經濟發展扮演了積極推動者的角色，有關這方面研究的比較多，也是相對較有共識的。概括説來，台灣當局所采取的比較重要的經濟政策主要有：(1) 60年代初期，在島内進口替代工業的市場已飽和與國際經濟格局出現新變動的背景下，適時選擇了外向型的出口導向發展戰略，這一方面使台灣經濟擺脱了資源貧乏、市場狹小的先天弱點，另一方面則使台灣可以充分利用世界産業結構調整帶來的發展機會，對經濟持續較快發展影響重大。(2)實行循序漸進的産業發展政策，即首先發展農業，在此基礎上依序發展輕工業、重化工業及高科技工業，有效地促進了台灣工業化順利而平穩地實現。(3) 宏觀經濟管理方式由戰後初期較典型的所謂“政府主導型”，隨着環境變化逐步向“市場經濟型”調整轉换，從而取得較好的宏觀經濟管理效果。(4)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重視公共建設的作用。(5) 重視人力資源開發，大力發展教育事業。

　　然而需要進一步探究的是，戰後40年台灣當局對經濟發展的干預爲什麽會較爲有效？結合理論與實際進行分析，可以發現主要有3方面的原因。其一，由於生存危機的壓力，使得台灣當局“具有强烈的經濟建設意識和强大的導向作用”這一東亞模式的典型特徵。1949年國民黨政權從大陸敗退至台灣，面對的是混亂不堪、瀕於崩潰的台灣經濟，要想在台灣生存下去，恢復發展經濟是唯一的出路。同時，在大陸失敗的教訓，也使台灣當局深刻認識到經濟發展的重要性。而恢復發展經濟在客觀上反映了社會大衆的根本利益與迫切願望。其二，爲了達到發展經濟的目的，台灣當局比較明智地采取了實用、靈活的政策措施。一方面，根據島内外經濟形勢的演變，適時調整經濟發展策略；另一方面重視並經常采納經濟學者專家的相關建議，改革不適宜的政策措施。其三，在强權政治體制下，相關的經濟政策不論在“立法”、執行及實施方面都相對較少阻力，表現出較高的行政效率。正是在上述背景之下，台灣當局較好地利用了當時有利的國際環境而采取了一些較有成效的經濟政策措施，從而促進了台灣經濟的迅速發展。

　　二、台灣經濟轉型發展研究

　　進入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台灣經濟進入轉型發展的新階段，若以東亞新學説的視角觀察這一階段台灣經濟的轉型發展的話，可以發現，由於内外環境的急劇變化，過去對台灣“經濟奇迹”産生重大影響的“市場”、“技術”及“政府作用”等因素均發生了明顯改變，而事實上，正是這些因素的變化决定着台灣經濟的轉型發展。

　　（一）國際經濟格局變動造成台灣海外市場空間的縮小與轉换

　　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第二次石油危機後，世界經濟持續不振，美國等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日趨加强，台灣出口增長的困難日益增多，特别是台灣對美貿易順差不斷擴大，台灣成爲美國施加貿易壓力的主要目標之一，台灣在被迫逐步開放島内市場的同時，新台幣大幅昇值，台灣許多傳統出口産業因此失去國際競争力。另一方面，進入80年代後越來越多後起的發展中國家及地區，憑藉廉價勞力及資源的優勢大力發展勞力密集出口工業，加入國際市場競争，台灣傳統的勞力密集型出口産品受到嚴峻挑戰，到90年代這種趨勢更加明顯。在這種前有强敵阻擋，後有追兵壓力的“夾殺困境”下，台灣傳統的外貿市場難逃日趨縮小的命運。台灣對美出口的比重從80年代中期的高峰逐年下降到2000年的23.5%。這是台灣經濟高增長時代結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過，幸運的是，自1979年起，中國大陸開始改革開放，國民經濟從此駛上蓬勃發展的軌道，同時，大陸宣佈“和平統一祖國”的對台方針，海峽兩岸關係從長期的緊張對峙走向逐步緩和。隨着1987年台灣正式開放部分民衆赴大陸探親，台灣對大陸經貿政策也呈現逐漸鬆動趨向，兩岸經貿往來因此日趨活躍。對於處在轉型發展中的台灣經濟，兩岸經貿關係、尤其是大陸市場成爲其新的、日趨重要的影響因素，它在相當程度上促成了台灣在相對不利的國際經濟環境下仍可維持較穩定的中等增長速度。2000年台灣對大陸出口額（不含香港市場）上昇至261.4億美元，占台灣出口總額的比重提高到17.6%，大陸市場追趕美國市場進而將成爲台灣最大出口市場的趨勢已十分明顯。

　　（二）新的國際經濟格局爲台灣産業昇級提供了技術支撑

　　盡管20世紀80年代中後台灣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不再像60、70年代那麽有利了，但國際經濟格局的演變也同時爲台灣經濟的轉型昇級創造了難得的機遇。其一，日元大幅昇值給台灣生産與出口帶來新的機會。1985年西方5國財長會議後，日元急劇昇值，日本國内生産成本迅速提高，國際競争力下降。爲此，日本企業在政府的鼓勵下，開始新一輪的海外直接投資高潮，包括台灣在内的亞洲成爲日本主要投資對象之一。據日本大藏省的統計，從1985-1990年度日本對台灣的直接投資達20.84億美元，平均每年投資額是3.47億美元，是前34年平均投資額的18倍多。由於新一輪日本的投資，製造業方面集中於電子電器和汽車及零部件産業，服務業方面則以金融、貿易及商業等爲主，這就給同樣開始面臨貨幣昇值壓力，産業結構必須由傳統的勞力密集産業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産業調整昇級的台灣帶來資金與技術方面的有力支持。其二，美國新經濟的發展爲台灣發展電子信息産業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技術與市場條件。90年代以來在信息技術革命的帶動下，美國以信息産業爲核心的高技術産業迅猛發展，美國經濟因此在90年代初期走出衰退而進入了近10年的繁榮期。出於産業技術分工的需要，美國國内企業90年代以來更多地將其資源集中於新産品開發和創造、維持和改進産品的市場標準所必須的相關技能（如設計、原型以及軟件等），而將具有較高附加值硬件的生産和製造活動轉移到已有較好發展基礎的東亞地區，甚至將某些部件的設計、製造活動通過合同形式轉包給東亞地區的企業，使東亞地區成爲美國信息産業的部件、組件乃至整個系統的新供應基地。在此新的國際生産網絡中，台灣通過吸收美國的直接投資、技術貿易以及代工製造（OEM）、委托設計製造（ODM）等技術學習渠道，獲取並提高了相關生産技術能力。整個90年代美國是台灣主要外資來源之一，對台直接投資大體呈不斷增加的趨勢，10年間共投資67.76億美元，占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的23%。與此同時，美國還爲台灣電子信息産業等提供了有效的商品吸收市場。如前所述，由於環境的改變，80年代中期以後美國市場在台灣出口所占的比重明顯下降了，但减少的部分主要是傳統的勞力密集型産品，台灣新興的電子信息産業等技術密集型産品主要出口市場之一仍是美國。有資料表明，1990年台灣對美出口的機械及電機産品占其對美出口總額的比重爲26%，其後逐年上昇至1997年的近60%。  

　　（三）環境改變使台灣當局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發生變化

　　1.政治轉型與當局作用的削弱

　　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台灣取消“戒嚴法”、開放黨禁報禁以來，台灣政治也進入了轉型時期，隨着原來威權政治體制的瓦解，政黨政治逐漸發展，社會運動蓬勃興起。這種急劇變化的政治社會環境使台灣當局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受到很大制約，以前的“具有强烈的經濟建設意識和强大的導向作用”的特徵明顯淡化，台灣經濟也因此很難再維持以往的快速增長模式了。首先，動盪的政局使當局不再專心推動經濟發展了。隨着台灣政治體制由威權政治向多黨政治的轉换，島内各種政治利益集團的對立鬥争日趨尖鋭，在接連不斷的大小選舉中，各種政治勢力的力量此消彼漲，國民黨長期執政的地位受到挑戰而出現動摇。這種局面使得國民黨當局不再以發展經濟爲其鞏固政權的主要任務了，而是把政黨利益與選舉勝利作爲首要目標，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則是其次的了。其次，當局的經濟决策效率轉趨低落。台灣在社會與政治日趨多元化後，經濟政策制定的遊戲規則相應改變了，經濟决策過程往往變得漫長而艱難，行政效率明顯下降。作爲“民意機構”的所謂“立法院”，對於各種法案的審議，即使是社會經濟發展急需的法案，囿於各黨派的利益衝突、各利益集團的牽制，也往往是争論不休，遲遲難以通過。第三，當局的“公權力”陷於不振。伴隨着原來威權政治體制的瓦解，台灣長期累積並被壓制的各類社會矛盾不斷爆發出來，環保運動、勞工運動等各種社會運動此起彼伏，這一方面使得當局過去以“以成長爲優先”經濟發展策略面臨嚴峻挑戰，另一方面則讓當局受困於“公權力”不振的無力感，不少大型投資案件因此無法順利進行，如台塑的“六輕”案、台電的“核四”案及美商杜邦案等。

　　2.當局推動經濟轉型的政策措施

　　盡管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台灣當局對經濟的作用備受政治社會轉型的衝擊，台灣當局還是順應内外經濟形勢的變化采取了一些有利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推動經濟的轉型發展。主要有，(1) 扶植高科技産業發展，推動産業結構昇級。先是以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爲發展科技及策略性工業的基地，通過種種優惠待遇及便利措施，引進科技人才、激勵研究創新、促進科技工業發展。進入90年代後，進一步采取增加研發投入，加强技術研究發展；加快新竹科園區建設並增設台南科學工業園區；大力發展創業投資事業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促進所謂“二大、二高及二低”的新興工業的發展。(2)大力推動公共投資，提昇内部需求。台灣當局除了加快推動自80年代中開始的“十四項重要建設”外，最重要的就是從1991年起實施規模空前龐大的“六年建設計劃”。雖然該計劃内容龐雜，執行過程困難重重，但其實施後，公共投資增長較快，一定程度緩解了由於經濟環境劇變所引發的外需不足與民間投資不振的問題。(3)推動經濟自由化與國際化。80年代中期台灣當局提出了“自由化、國際化、制度化”經濟發展新方向，大力推行經濟改革，努力爲民間企業創造一個自由、開放、公平及有秩序競争的環境，以有利於經濟轉型發展。

　　三、21世紀台灣經濟再轉型觀察

　　從亞洲金融風暴洗禮後的20世紀末21世紀初起，原來造就台灣經濟成功的諸多因素，在台灣島内外政治經濟形勢劇烈變化過程中，繼續發生着深刻變化，甚至走向了反面。一方面，出口導向戰略的歷史限度使台灣産業結構先天存在的脆弱性日趨突顯，台灣經濟面臨新一輪轉型的嚴峻挑戰；另一方面，台灣當局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從以往的“促進者”轉變爲“阻礙者”，非經濟因素對台灣經濟發展影響巨大。台灣經濟因此結束了大致持續10年的穩定中速增長，而呈現明顯轉折性的持續下滑，經濟發展陷入了戰後以來罕見的困境。探究台灣經濟陷於困境的原因成爲人們觀察 “後東亞模式”時期台灣經濟的焦點。

　　(一)台灣當局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2000年台灣島内政治發展出現了戰後50年首次的“政黨輪替”，陳水扁以微弱多數當選爲台灣新領導人，主張“台獨”的民進黨成爲執政黨。在主客觀條件均發生了巨大變化的背景下，台灣當局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發生了轉折性的變化。2008年，代表國民黨的馬英九高舉“拚經濟”大旗，高票獲得大選勝利。面對台灣社會對重振經濟的高度期待，馬英九當局試圖重新扮演經濟發展“促進者”的角色，但受制於長期積累下來的經濟結構性問題與惡劣的國際經濟環境的嚴峻挑戰，顯然力不從心。

　　1．施政中心是政治鬥争而不是經濟發展

　　2000年台灣政治結構劇烈變化的一個結果是，台灣當局對於發展經濟的立場態度發生了質的改變。一方面，由於台灣政治生態的驟然改變，即執政長達半個世紀的國民黨成爲在野黨，而民進黨“少數政府”成爲執政當局，形成所謂“朝小野大”的政治格局，導致台灣政壇各種政治矛盾與鬥争空前激烈，朝野之間針對各種政經議題展開無休止的政争，政局極其動盪。在此過程中台灣當局的中心工作無疑是政治鬥争與奪取各類選舉的勝利，以鞏固其執政地位，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只能退居於後，或者爲政治與選舉服務。另一方面，以意識形態主導施政是民進黨當局的典型特徵。爲施行其政治理念，台灣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往往成爲犧牲品。爲了維護民進黨的“反核”理念，民進黨上台不久便掀起停建“核四”風暴，造成島内政治經濟的劇烈震盪與長遠影響。爲了堅持 “台獨”理念，陳水扁當局更是不惜製造兩岸關係緊張局勢，從“一邊一國”、“台灣正名”，到“催生新憲”、“公投制憲”，一再嚴重挑釁大陸，不斷將台灣拖入危機境地，破壞台灣社會經濟發展所必需的和平環境。由此可見，這個時期的台灣當局一切以政治利益與意識形態爲優先，無心也無力真正推動反映社會大衆的根本利益的經濟發展，8年中盡管相關經濟發展規劃與方案頻繁提出，却大都僅止於紙上談兵，不見落實成效。

　　而對於推動台灣經濟發展，2008年重新上台執政的國民黨當局則可謂是“有心無力”。馬英九上台伊始提出“633”經濟發展目標，即執政後年均經濟增長率6%，8年後人均GDP 3萬美元，失業率降至3%以下；2010年5月又提出“黄金十年”的發展願景。盡管馬英九重振台灣經濟的主觀願望强烈，但却難逃朝野嚴重對抗所導致的經濟内耗空轉的窘境。2008年失去政權而企圖東山再起的民進黨以立法機構爲主要戰場，全力争奪政治利益並維護意識形態，對國民黨執政當局提出的重大財經政策、方案，特别是涉及兩岸事務的政策、協議，均“采取全面抗争路綫”，甚至不惜讓立法機構運作癱痪。再加上立法機構内國民黨團自身的不團結，“立法”阻礙“行政”的態勢就更是雪上加霜，台灣經濟因此無法擺脱内耗空轉的命運。

　　2.經濟政策缺乏理性與明智

　　依據經濟規律與内外環境理性與明智地制定經濟政策是政府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保证。這也是戰後40多年台灣經濟發展較爲順利與成功的原因之一。但是陳水扁上台執政後，受制於政治立場及政黨利益，對於經濟問題的决策往往失之理性與明智。其典型代表就是不顧世界潮流及台灣經濟自身需要，頑固地堅持限制性對大陸經貿政策。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全球化區域化加速發展，中國大陸由於改革開放而使得國民經濟持續蓬勃發展，在東亞乃至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世界各國無不積極加深對大陸市場的參與，力求在新的國際分工體系中獲取本國本地區的最大利益。順應這個時代潮流，融入新的分工體系顯然是與大陸僅一水之隔的台灣無法逥避的歷史選擇。而就台灣自身經濟發展的需要來看同樣離不開大陸市場。如前所述，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起，隨着國際經濟格局的改變，大陸市場已經逐漸取代美國成爲支持台灣經濟發展的最重要的市場空間。但是，日益密切的兩岸經貿關係不符合“台獨”分離政治路綫，陳水扁上台後，其“台獨”政治立場决定了經濟發展的戰略思考必然是盡可能地繞過兩岸因素，以保证台灣經濟與大陸的所謂“安全距離”而不過多依賴大陸。因此，盡管有内外環境强大的壓力，陳水扁當局也被迫陸續放寬了若干對大陸經貿政策措施，但在本質上陳水扁當局始終是頑固地堅持限制性對大陸經貿政策，從而使其各項經濟發展政策規劃難有實質成效。以“挑戰2008：台灣六年發展重點計劃”爲例，其中許多重要内容，如營運總部、觀光客倍增、産業高值化及國際創新研發基地等均與大陸關係密切，但是該計劃對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對兩岸“三通”的實現等則幾乎是避而不談，這就使該計劃實施的可行性大打折扣。

　　相較於陳水扁，馬英九對兩岸經貿關係的决策則顯得理性與明智的多，8年間他大力推動兩岸關係改善及兩岸經貿交流合作，使台灣經濟從大陸市場獲得極大利益。但是，基於要當“超越藍緑”的“全民總統”的理念及馬英九個人性格特質，馬英九當局的財經施政往往追求面面俱到，人人討好，結果經濟决策經常出現摇擺不定、前後不一的狀况，導致决策效率與政策成效大打折扣，嚴重損害台灣經濟整體競争力。例如開征證券交易所得税一案就是一個典型代表。强調税收公平，實現分配正義是馬英九争取2012年連任的重要主張，而開收证所税也獲得島内較高民意支持。但在正式立案推動後，面對各方强大壓力，馬英九當局便放棄應有的專業堅持，在多方妥協之下，最終通過一個有名無實的改革方案，設立了台股指數到達8500點才征税；全年交易額超過10億元的大户才征税等等許多門檻，完全喪失了证所税原有的精神。其他財經政策如“核四”决策、取消油電緩漲、退休年金改革、老農津貼等政策一樣如此，反復多變，嚴重損害當局的公信力。

　　3.經濟管理體制運作效率低

　　21世紀以來，台灣當局不僅在制定經濟政策時失去了以前所奉行的“務實主義”精神，而且其所謂“政府機制”的運作也有明顯障礙，陳水扁當局除了受制於所謂“少數政府”的困境，使立法機構財經議事效率低下的問題更明顯加劇外，還突出表現在行政部門經濟管理的混亂上。作爲首次“政黨輪替”上台執政的民進黨當局，没有執政經驗，又缺乏財經人才，從而造成台灣行政部門的財經團隊極其不穩定的局面，從行政主管部門首長到“經建會”主委、經濟主管部門首長、財政部門首長等財經官員一再走馬换將。動盪不安的財經行政部門體系顯然無法有效推動與執行相關經濟政策，更無力應對驟然衰退的經濟局勢。爲了擺脱此種困境，陳水扁轉向建立體制外的財經機制。如，全台灣産、官、學及政黨代表參加的“經發會”、 “當局經濟顧問小組”等。然而這種財經政策由體制外運作與决策的做法，不僅加劇經濟管理體制的混亂，而且其有效性極其有限。

　　馬英九執政時期同樣存在所謂“政府機制”運作的嚴重障礙，從而無法擺脱行政效率低落的窘境。其一，執政團隊動盪不安。馬英九在第一個任期就任命了劉兆玄、吴敦義兩位行政主管部門首長，連任後則先後任命了陳冲、江宜樺、毛治國、張善政四位行政主管部門首長，所謂“閣揆”的任期均十分短暫。至於“閣員”的流動就更加頻繁。這樣一個始終處於磨合期的執政團隊，無疑難有政策執行力。其二，缺乏政策溝通能力。台灣是個多元社會，相關政策，特别是有關兩岸政策本來就容易引發分歧，再加上政治人物有心操弄與媒體夸大渲染效應等因素，要形成一個社會共識十分困難。而執政當局缺乏政策溝通能力，就更無法提昇其行政效率了。例如，《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之所以會在島内引發極大争議，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當局事先没有與相關的行業團體做好充分溝通，使其瞭解真實的影響並有心理準備，同時也未與“立法”部門、反對黨有效溝通，争取支持。而在協議簽署後面對社會的强烈反彈，當局又未能提供充分信息來滿足産業界需求並及時解答民衆疑慮，造成民衆産生不少誤解。

　　由上述可見，21世紀以來台灣當局已失去了執政當局干預經濟有效性的前提條件，台灣當局在經濟發展中扮演的角色已發生根本性的轉變，已經從以往的“促進者”變成了“阻礙者”。這是民進黨執政8年台灣經濟陷於困境的最重要原因，亦是國民黨重新執政後無法擺脱經濟低迷的重要制約因素。

　　(二) 限制性對大陸經貿政策使台灣無法有效充分利用大陸市場

　　如前所述，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大陸市場對台灣經濟的影響日益重要並舉足輕重。但是由於台灣當局采取限制性對大陸經貿政策，兩岸經貿往來在總體上一直是在 “間接、單向、民間”畸形格局下運行。這又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削弱了台灣經濟從兩岸經貿關係中所能獲得的利益。進入新世紀以來，一方面，世界經濟全球化區域化趨勢加速，兩岸先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的緊迫性日益加强；另一方面，國際經濟不景氣，台灣經濟持續不振，大陸市場對台灣經濟的重要性更爲突出。但是陳水扁當局依舊不顧世界潮流及台灣經濟的切實需要，采取盡量淡化兩岸經貿關係的經濟戰略，繼續阻礙兩岸經貿關係的正常化，這就使已經深陷困境的台灣經濟備受打擊。一是導致台灣經濟面臨被邊緣化的危機。由於兩岸遲遲不能直接“三通”，資本貨物無法暢通雙向流動，形成台灣明顯游離於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發展潮流的局面，外商在台的營運基地因此紛紛撤離台灣，台灣失去了成爲營運總部的機遇，在台的美國商會、歐洲商會人數也日益减少。二是削弱台灣企業在大陸市場的競争力。兩岸經貿往來只能采用間接方式，台商對大陸投資又有種種限制，這不僅使台商徒增成本費用，加大商業風險，影響其競争力，更重要的是導致許多企業無法在兩岸間有效進行産業整合及分工，進而逐漸失去在大陸市場的領先優勢。三是島内相關産業備受打擊，加劇經濟困境。兩岸經貿關係遲遲無法正常化，嚴重限制了台灣相關産業如交通港口業、金融業及旅遊業等的發展空間。高雄港的地位急劇下降就是個典型例证。島内金融業與旅遊業等同樣由於無法有效利用大陸市場一直無法擺脱困難境地。

　　2008年馬英九上台後兩岸關係大幅改善，台灣當局期望通過加强兩岸經貿交流合作來提振台灣經濟。在此背景下，兩岸實現了全面 “三通”，兩岸投資貿易規模不斷擴大，兩岸經濟關係逐步從“單向”轉爲“雙向”，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步伐大大加快。與此同時，兩岸“海基會”與“海協會”恢復協商，隨後相繼簽署23項協議。特别是2010年6月兩岸簽署的《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有力推動了兩岸經濟合作的制度化進程。盡管兩岸關係的改善與兩岸經貿交流合作的日益深化有力支撑了台灣經濟的增長，但是在島内重重阻力的氛圍中，馬英九當局對大陸經貿政策還是無法逃脱“防範與嚴管”的窠臼，使台灣無法充分有效利用大陸市場。一是，不少决定推行的開放政策無法落實執行。除了最典型的對台灣經濟影響重大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正式簽署後却無法在島内生效實施外，建立“自由經濟示範區”是推進台灣經濟自由化進程與兩岸經貿關係發展的一項重大戰略，同樣始終無法獲得立法機搆通過而實施。二是，若干對大陸經貿政策仍保留明顯的保護主義色彩。如，台灣方面自2009年起逐步放寬大陸企業赴台投資，但仍只是以正面表列方式公佈開放投資項目，至2012年3月最近一次放寬大陸企業投資範圍，按台灣行業標準劃分的産業約67%對大陸資本開放（包括有條件開放），但完全禁止投資的産業仍包括：製造業7項、服務業155項、公共建設41項，同時，還爲陸資設置了投資（參股）規模上限、“控制能力”限制及專案審查等嚴苛的條件。 2015年大陸紫光集團先後與台灣力成、南茂、矽品3家企業簽署三項投資合作協議，投資入股達300多億元新台幣，但台灣經濟主管部門一直拖延不予批準。三是，兩岸經濟制度化合作進程受到阻礙。2013年6月兩岸簽署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是兩岸經濟制度化合作的重要内容，但在“太陽花學運”後一直擱置在台灣立法機構内遲遲無法通過生效。而兩岸貨物貿易協議等其它ECFA後續重大協議商談也相應停滯。

　　(三) 出口導向戰略的歷史限度使台灣産業結構先天存在脆弱性

　　長期以來台灣通過實施出口導向戰略，從國際分工體系中獲取技術來源與市場支持，由此創造了“經濟奇迹”，並使隨後的經濟轉型發展也較爲順利。但是出口導向戰略的歷史限度却使台灣産業結構先天存在着脆弱性。這種脆弱性由於21世紀以來台灣外部技術與市場環境的重大變化而明顯暴露，並從根本上制約了台灣經濟的健康發展。

　　首先看以“模仿型創新”爲特徵的技術轉移機制對台灣産業結構的負面影響。20世紀80年代下半期以來受益於“美—日—東亞其他經濟體”的技術擴散機制，台灣製造業由勞力密集産業向技術及資本密集産業轉型昇級，電子信息産業逐步成爲台灣産業的主流。但是這種産業結構除了具有明顯的單一性特徵，即主要集中於電子信息産業外，又呈現極强的對外依賴性，不論是技術來源或是産品出口市場均嚴重依賴美國與日本。這使台灣的經濟增長機制脆弱而無可持續競争優勢，一方面，美 、日等國際景氣波動對台灣影響極大，另一方面，一旦電子信息産業發展受阻，台灣整體産業便失去支柱力量。2001年以來，美、日經濟不景氣，特别是電子信息産業需求的大幅萎縮，之所以會對台灣造成特别大打擊，台灣産業結構的脆弱性顯然是其深層的原因。特别是，在帶有明顯“依附性”的技術轉移機制中，台灣難以獲得關鍵性的生産技術及設備，而台灣自身“重技術、輕研究”的技術創新體系又使其自主創新能力長期薄弱。在此背景下台灣電子信息産業生産方式只能停留在委托加工生産（OEM）與委托設計生産（ODM）的“代工”模式上，而這種生産方式所需技術水平相對較低，其生産的地位也容易被後起的發展中國家及地區所取代。事實上，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東亞地區逐漸形成的多層網絡型分工體系中，由於大陸及東盟等國家及地區技術水平及生産能力的不斷提高，台灣産業的發展所面臨的競争已越來越激烈，21世紀以來這種趨勢則更加明顯。

　　2008-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與全球經濟的不景氣使台灣産業結構的脆弱性進一步暴露無遺。作爲支柱産業的電子信息産業的生産與出口，在金融風暴的衝擊下大幅衰退。自2008年10月起資訊電子業生産就轉爲連續負增長態勢，2009年則全年爲負增長6.4%。電子業出口出則自2008年第3季起明顯减緩，第4季轉爲大幅衰退25.4%，2009年電子産品出口負增長10.7%。在此背景下，總體經濟增長率相應由2007年的6.52%大幅降至2008年的0.70%及2009年的-1.57%。與亞洲“四小龍”其他三個國家及地區相比，台灣受這次金融危機衝擊所造成的經濟衰退程度顯得特别突出，尤其是與經濟情况接近的韓國相比，台灣各項指標惡化的程度均大大超過韓國。之所以如此，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同於台灣産業發展高度集中於電子信息産業，韓國的産業發展相對均衡，且具備較强的國際競争力。21世紀以來韓國不僅造船、汽車、半導體、面板等硬産業逐漸在全球崛起，而且寬帶網絡、在綫遊戲等軟産業的發展也領軍亞洲。

　　其次，“新重商主義”的缺陷也對台灣産業結搆造成了深刻的影響。戰後40年台灣實施出口導向戰略的一個結果是，形成了“重外輕内”的經濟格局，一方面是相對强大的外向型出口部門，另一方面則是相對薄弱的内部依賴型部門。在20世紀80年代下半期産業結構快速轉變的過程中，長期基礎較薄弱的服務業在短時間内迅速膨脹，使台灣産業結構出現了服務業比重高、規模大，但發展水平却較低的特徵。這種産業結構的弊端在内部需求擴張較順利的情况下不易顯現，20世紀90年代台灣經濟尚能維持中速增長的重要原因即在於此。但是新世紀以來台灣内部需求急劇萎縮，服務業水平較低、競争力較弱的脆弱性便日益凸顯出來，尤其是大量傳統的附加價值較低類型的服務業備受衝擊。由於服務業占台灣産業搆成的比重接近70%，2009年爲68.59％，其增長水平對總體經濟增長的影響舉足輕重。21世紀以來台灣整體服務業每年增長率大致維持2-3％的低增長水平，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所占的比重由2000年的70.4%逐年下降到2007年的51.8%；金融危機後，則多年僅維持在40%至50%之間。 

　　綜上，以東亞新學説理論重新審視跨世紀70年來的台灣經濟發展可以看出，作爲東亞模式創新體系基本要素的“出口導向”、“政府作用”等始終發揮着重要作用，只是在時空背景發生巨大變化時，由於台灣當局没有進行相應的調整與變革，甚至反向作爲，才使得台灣經濟最終發生了由“奇迹”到“困境”的演變，不過， 20世紀80年代中期後台灣經濟轉型發展却有不少值得借鑒的經驗與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