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漢魂唐魄，是兩岸同胞的根和魂

　　筆者生於台灣，長在台灣，但自小即深受中華文化的熏陶，從父親的温語訓導、母親的生活美學到家廟宗祠，從課本裏的四維八德到鄉間的四時節慶，無不潜移默化，形塑成今日的我。就有記憶以來，無論從事企業工作或進行繪畫藝術創作或在一般生活中，中華文化都是生活所憑藉的重要資源。直到今日可以自豪地説，我是土生土長的高雄人台灣人；也是多血的唐人優雅的宋人。

　　面對天地悠悠，撫今追昔，時常會想“故鄉”是祖先流浪的最後一站，“本土”是今人遠征的初始起點。一邁步，脚下便開始離開了本土。於是不難明瞭，本土的生命在於延伸、碰觸、交接乃至融匯變异，繼以不斷拓展，擴張自己的“領域”。台灣有豐富多樣的文化資源和特殊的歷史背景，以及搆築其上的文化傳統。倘自戀自閉將成自溺，用减法去化來框定台灣文化，傳統將日益狹隘終成窒息, 倘用加法甚至是乘法來表征台灣文化的内涵與經驗，將非但不會消减本土性，反而會擴張台灣本土情懷，並使之通行天下造福人類。

　　台灣經歷和身邊的歷史進程都告訴我們，兩岸同文同種，台灣人絶大部分的先祖都來自大陸，同爲中華民族“龍的傳人”。兩岸文化交流可親可近，我們都是一家人，五千年的中華文化，是兩岸同胞共通且可貴的歷史資産，中華文化是兩岸同胞的精神紐帶，更是共同的母本。當前，兩岸交流碰到阻礙，産生波折，在此一重要關口，我們應該藉助中華文化的偉力，同心齊力給予正能量，努力促進兩岸朝正向和平永續發展, 而大步邁進。

　　大道至簡，筆者借此簡述中華文化“中道”“恕道”與“王道”之要義以及“三道”在兩岸和平發展中所具有的指導意義。

　　二、從哲學層面觀之，中華文化的核心概念是“中道”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這是儒學乃至中國文化傳統中著名的“十六字心傳”。古文《尚書·大禹謨》中有所記載，《荀子·解蔽篇》中也有類似的引注, 它源於堯舜禹禪讓的故事。幾千年前，堯把帝位傳給舜以及舜把帝位傳給禹，其所托付的是天下與百姓的重任，是華夏文明的火種，而該十六個字，所諄諄囑咐的指導原則便是以“心”爲主題。

　　十六字，經過漫長的時代，積澱成中華民族穩定的深層文化及人民的心理結構，並在現實生活裏指引我們，讓我們感悟到一切事物存在着微妙的平衡，以及有形無形有意無意搆築出來的秩序，此乃“中道精神”。就物理言，“中”是力學支點；就生態言，“中”是多元紛繁不衝突，從心所欲不逾矩，左右逢源，生機無限；就哲學而言，“中”是技可進乎道，藝可通乎神，扺達天人合一之境界。

　　這十六字也啓示我們，人心具有很多不確定性，對聲色名利的欲望追求而産生貪嗔痴愛，危害至善本性。只有道心可以化解，道心是天地自然之心，良知、良能、止於至善之心。要以審慎而精細的思維去領悟，先天一性的至善之心，平心静氣、静觀執守着它而不偏離，以此去應對天地間不斷變化的事物。它可以用來修身律己，更可以啓發我們的處事乃至治國。  

　　《大學》作爲後代儒學入門經典，開宗明義儒家思想的三種基本綱領：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實際上，明明德也即闡發微妙靈明的本心；得道之心本與萬物融爲一體，彼此不分你我，這也就是“親民”的内涵；道心本來自善，而不自有其善，也便是止於至善。慎獨爲允執厥中，便是要把握這獨一無二之真心，體悟這天人合一的境界。誠如《中庸》所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當前的世界，無論政治經濟以及生態環境都充滿着不確定性，甚至伏有危機。最近兩岸和平發展也出現了障礙。不聯絡、不接觸、不溝通。此一復雜局面兩岸的領導人更應戒慎恐懼，以更高的智慧更大的包容去化解可能出現的危機。兩岸同胞也同樣應該克制衝動，少用自媒體相互攻訐，以平和心態，摒棄情緒，不要選擇性的截取片面而且偏頗的言論，作爲發表文章的依據，多爲兩岸和平發展的百年大計，存好心説好話做好事。

　　三、“中道”是儒學精髓所在

　　朱子闡明，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此乃對十六字心傳之“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的精闢注解，由此演變出儒學傳授心法。中道，落實到生活層面就是“恕道”。

　　我們看漢字“恕”的搆成，就包含了“如心”之寓意，如同一心，如同本心。正所謂“惟精惟一”。《論語·里仁》這樣寫道，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惟”子出。門人問：何謂也？曾子説：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論語 ·衛靈公》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恕道之要義爲將心比心，换位思考，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也是兩岸和平發展中所需要牢記的。兩岸雖然同屬中華民族，同出自中華文明，但近代以來，有分離，有隔絶，有紛争，走過了大不相同的發展道路，也産生了對同一事物的不同感知和不同判斷。縱然兩岸開放探親交流以迄將近三十年, 雙方互信基礎仍屬薄弱。

　　旴衡，近十年來兩岸交流確仍有待加强，但不得不承認，交流還是太少、太淺、太窄、太薄，還不能填平兩岸之間的鴻溝。試想，縱是出自同一父母的親兄弟，百餘年不往來，生活習慣與習慣也會有所烱异，三十年的相互交流, 加諸世界洪流的衝擊，自家人間的互信基礎又不够厚實，雙方需要對彼此多一點耐心、包容與尊重, 我們都是一家人。許多人還不能承認，“异中求同”、“同中存异”。中華文化淵源流長，雖歷經民族融合，但各地方文化存在的差异非常大，而這些差异搆成了中華文化豐富的面貌，我們探討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應重視各地方的文化價值，從地方的文化歷史找到中華文化的痕迹。

　　四、“中道”落實到政治層面就是“王道”

　　與霸道相對，王道是中華文化特有的一種以仁義治天下以德政安撫臣民的政治主張。《書·洪範》説：無偏無黨，王道盪蕩。王道是“仁”在政治領域中的實施，古代儒家最高的政治理想就是施仁政，孟子反復强調了仁政的效果，説“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兩岸雖然政治理想不盡相同，但在核心價值觀上，都是推崇“仁政”和“王道”。中國大陸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24字，分三個層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諧，是國家的價值目標；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會的價值取向；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是公民的價值準則。台灣的三民主義，民族主義，反對列强的侵略，打倒與帝國主義相勾結之軍閥，求得國内各民族之平等，承認民族自决權。民權主義，實行爲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主政治，而防止歐美現行制度之流弊，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復决四權以管理政府，政府則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試、監察五權以治理國家。民生主義，平均地權（實行耕者有其田），節制資本（私人不能操縱國民生計）。可見中華文明“仁政”思想深入人心，萬代不墜。

　　王道，也是指政治家在特定時期，處理問題的時候，結合當時通行的人情和社會道德標準，融入特定的政治和法律制度，所采取的某種態度和行動。

　　荀子更加强調了王道在軍事和外交上的功能。《王制》説：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親也；義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貴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敵也。以不敵之威，輔服人之道，故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是王道者也。從先秦以來，中國古代深受中華文明熏陶的史學家思想家戰略家，都反對依靠權勢，蠻横逞强，頤指氣使，巧取豪奪的霸道。

　　用近代的學術語言，王道就是軟實力，而霸道等同硬實力。盡管硬實力是一種見效快且易操作的手段，但是其副作用也很大。很多時候，揮舞大棒並不一定就能成功地分化瓦解對手，相反地還有可能使其更加團結，並尋求結盟應對威脅，這反而壯大其實力。相較於軟實力，硬實力的衰减效應則益加明顯。

　　漢代劉向《善謀篇》：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指出王道是人情和法律道德相結合的結果。胡錦濤總書記强調的兩岸“命運共同體”、“共同推進兩岸關係”、“共同享有發展成果與福祉”、“中華民族共同家園”。就是“以德服人”的王道。習近平主席熟讀古書，深明大義，把古代“王道”理想與兩岸和平發展結合，兼顧法理與人情，提出了“兩岸一家親”的大政方針。他特别指出，國家統一不僅是形式上的統一，重要的是兩岸同胞的心靈契合。可見習主席深刻瞭解，兩岸和平發展最終還是要依靠“王道”。

　　探究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不對稱是最爲顯著的特徵，也直接制約着雙方的互動模式及成效。在硬實力的對比中，中國大陸顯然更占優勢，如兩岸經貿關係，盡管相互依賴，但台灣對大陸的依賴更爲直接而且廣泛。而軍事上中國大陸的硬實力優勢則勿庸再贅述了。

　　對於兩岸關係，應該更加努力地運用已經行之有效的軟實力政策，比如規劃進階版的“三中一青”政策，不分藍緑加强與各地方政府、民間社團的直接溝通，增加溝通頻率，大力促進民間層面，兩岸經貿文化往來，加强兩岸産業合作並互爲投資，共同合作創新，共創品牌開擴全球市場，强化中小企業、農林漁牧和觀光旅遊及文創市場的合作機制，擴大基層民衆體驗式交流，爲兩岸青少年鋪陳互爲往來的便道，以增進親情認同我們共同的美好家園。

　　筆者以爲，兩岸只有雙方擱置零和的心態，兩岸同心其利可斷金，相互對峙則風雨飄摇。雙方只要心存善念，不以大欺小，不以小搏大，則和平曙光必能普照兩岸。我們誠摯希望，大家能充分弘揚中華文化, 振興中華的博大精深的思想成果，以此建構兩岸人民“心靈契合”的工程，弭平人民情感差距，讓中華文化成爲兩岸共同的永久的精神家園。


　　林富男：作者爲台灣藝術研究院院長、台灣藝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