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灣因歷史因素造成的認同困境

　　首先，我想以一種最同理的方式，來談談台灣的特殊歷史處境。台灣大概在清朝初年，逐步轉變爲一個以中國閩粤移民爲主的社會，純從民族的分佈來看，台灣其實是個比大陸還更純粹的由漢民族所搆成的社會。早期可能有些人是基於逃荒，來到台灣以求開墾新土，但後來移民則越來越多是舉族遷徙，也未必是逃荒來台的了。清朝的治台政策，也没多少歧視或是邊緣化台灣的地方，甚至還給了一些比較好的差别待遇。所以固然曾發生過一些叛變事件，但基本上並没有什麽認同上的問題，它就是個内地中國社會的延伸，或者説是閩粤閩南、客家的延伸，論地域性的認同分歧則有之，但更大層面的認同分歧則是没有的。當然，在那個時代，所謂“國族認同”這個誕生於西方的概念，還根本没有傳到中國來，當時包括台灣在内的所有中國人，還從來没有把中國當成一個現代的主權國家來看待的觀念，大家只是認爲中國就是天下，也許有些蠻夷到中國來做生意，如是而已，天下並没有顛覆，大家都是這片王土下的子民，過着帝力於我何有哉的日子，這不只是台灣，整個中國的老百姓也都是這樣的。

　　台灣的認同困境當然開始於乙未的割台。或者應該更準確的説，乙未割台也没有造成認同的困境，只是讓台灣人有了一種被“祖國”抛棄了的感受。一種“孤兒感”在台灣出現，是很正常的，但“孤兒感”並不等同於認同的問題，這種感覺的確一直存在於割讓後的台灣人心中，這種飄零的感受是在後來才參與到認同的問題裏去的。台灣的認同問題嚴格説是在日本據台後，在推行日本的國族認同中逐步産生的，也是在日本開始侵略中國後而逐步激化的。

　　有一個特殊的歷史處境，似乎很少人仔細想過。在人類走進殖民時代，從西班牙無敵艦隊展開人類殖民史之後，世界上的殖民土地如此之多，也有許多是從古老國家被侵略、被殖民後，轉變成帝國主義國家之殖民地的。可是全世界没有任何一塊殖民地像台灣一樣，它原來的祖國和殖民者在後來進行了一場生死的鬥争，而這塊殖民地上的人民就在這場生死鬥中，被迫卷進了該如何左右的挣扎。這處境的尷尬是曠古絶今的，如果我們不能同理這樣的困境，恐怕也就很難真正理解台灣認同問題的復雜與糾結。很多人都在奇怪，何以台灣與韓國同受日本殖民統治，但對待日本的態度却截然不同，也許許多問題的根源就在這一差别上。

　　我們必須承認，日本乃是亞洲第一個走上現代化，并且成功的例子。在日本現代化成功的同時，中國還是積弱不振的。姑不論日本後來走上了軍國主義的錯誤道路，也不談殖民者帶入現代化所涉及的道德問題，由於日本在現代化上的成功，讓小部分台灣人在日本與中國的對比上，開始嚮日本産生認同上的傾斜，這是可以想象的。今天如果我們走進許文龍先生創辦的奇美博物館，看到他的收藏品充斥着十九世紀歐洲的各種藝術與工藝品的時候，就會知道日本在許文龍先生心中是佔據着如何高尚的地位，因爲他的整個審美標準，全然就是他成長時期，日本上流社會的風尚。

　　當然，在那個時代，也有很多台灣人心中是有矛盾與糾結的。蔣渭水先生一生欽佩孫中山先生，他們這些進步的台灣知識分子，在眼見日本現代化成功的同時，仍然盼望着祖國也能現代化成功。連横先生更能以春秋史筆寫出台灣通史，這都是了不起也難能可貴的。由此也可見，台灣當時社會的主流聲音，在認同上並未真正嚮日本傾斜。然而歷史最大的捉弄就是日本的侵略中國。當戰争爆發，所有認同的問題都被兩極化，要麽選擇支持祖國，要麽變成侵略者的同路人，這時孤兒的處境也异化成了不知認誰爲父的困境。一個有趣的例子是，進入戰争之後，有一群台灣人跑到了僞滿州國，去服務於日本卵翼下的溥儀，這裏多少可以看到當時一些台灣人心中的糾結。

　　更不幸的是，這個糾結並没有隨着戰争的結束而結束。戰後，台灣回到了祖國的懷抱，但是這個祖國是個與日本打了八年，打得民窮財盡，視日本爲不共戴天之世仇的中國，而台灣在歷經日本爲因應戰争需要，而推動皇民化政策之後，一個已然更日本化的社會，這裏面的矛盾就更復雜糾結了。這些糾結以二二八這一個偶發的事件爲爆發點，終於爲台灣的認同問題埋下了一個不定時炸彈。

　　二、台灣認同困境的型態

　　按照前述，台灣認同困境的背景，其實源於台灣夾在中國與日本的近代讎怨之中，而不知如何是好，這所有的矛盾反而在台灣重新回到祖國後爆發，因爲在日據時期，日本人反而還没有以强力的方式，要求台灣人在中國與日本的認同之間選擇，可是反而是國民政府比較急切地做了這件事。這原因也可以理解，對日本人而言，他們畢竟知道自己只是殖民者，日本在韓國强力推動皇民化，引起了極大的反彈，但日本在台灣畢竟還是以比較緩和的方式推行皇民化，即使爲了二戰征兵，也不太敢把主要的戰鬥任務交給台灣兵。但對國民政府而言，台灣可是整個中國浴血奮戰拿回來的，一場抗戰如此大的犧牲，與日本結下了這麽大的血海深仇，哪裏還能容忍收回台灣後，台灣還是一個日本化的社會呢？

　　二二八事件本身也許是偶然的，没有那麽復雜的背景，但是在整個二二八處理的過程中，台灣當時的精英份子，的確受了不小的損傷，而不幸的是，當時台灣的精英份子也通常都是日本化比較深的一群，若非如此，他們也不可能成爲日本統治下的精英份子與既得利益者。這就讓二二八産生了這麽一個潜隱而微妙的影響，如果從現在的時空倒回去看，台灣認同衝突的根的確就是埋在這裏的。

　　有很多人根據日本户口的統計數字，説日本推動皇民化運動，真正改姓的其實很少，只占了當時人口的百分之二左右，所以不該過度夸張皇民化的作用與影響。這樣講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我們也必須瞭解，真正改爲皇民的人數也許不多，看來多半都是因爲在日本政府或是與官方有關的地方工作，爲了自己的職務，不得不爲之，然而也由於日本的確並未用硬性的手段强迫改姓，所以應該很多人並非反對，只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我們只要看日本在台灣征兵時，報名者居然如此踴躍，就可以知道同意皇民化的人數是被低估的，台灣人中已經高度日本化的人口比例也是被低估的。我們也許没有根據可以説到底有多少比例，但以一個社會有個兩三成左右的既得利益者來估算，應該是個合理的推論吧！台灣光復，有不少仕紳歡欣鼓舞迎接祖國，這也可以想象，畢竟五十年不算太長，没有長到讓他們忘了自己的血脈，但是一旦到了二二八後的嚴峻氣氛裏，所有日本的因子都可能變成他們在政治上的污點時，他們不得不開始隱藏屬於日本認同的一面，於是表面上的回歸中國，就變成了這些人内心潜隱的痛。記得兒時，長在台灣鄉間，不時會聽到老一輩的人談論日本，論點是相當衝突的，有些下階層出身的人，回憶起抗戰那段時間，所有糧食都被日本征收，台灣人反而只能吃地瓜，食不果腹，就對日本駡聲連連。但是也可以常聽到一些懷念日本的聲音，逥盪在台灣社會的許多不爲人知的角落裏，他們認爲國民政府剥削掉了他們的好日子。於是“討厭外省人”有時也不只是中國傳統的地域意識作祟，而有可能埋藏着對“中國認同”的排斥，這裏呈現了認同問題在台灣社會裏的復雜與交錯。

　　從這樣的脈絡裏，我們可以看到台灣認同問題的基本型態，是離不開“中國認同”與“日本認同”之間的角力的。這個歷史因素必須被考慮，然後我們才能知道在目前台灣去中國化浪潮的背後，弄清楚在發揮作用的某種力量。

　　這裏我們當然也不能忽略另一個當年的現實因素。國民政府有鑒於在大陸的失敗，所以到了台灣，便也積極推動土改。國民黨的土改相對手段是比較温和的，但也是剥奪了當時地主的田産，這些地主多半也是日據時期的既得利益者，當他們的土地很多都變成了不值錢的股票時，奪財之恨當然也就搆成了他們認同漂移的一個現實動力。反過來看，在土改中獲益的佃農階級，他們當然對國民黨滿懷感激之情，對他們，日據時期他們本就不是既得利益者，國民黨要將之引導回中國認同，也就相對容易得多了。

　　要之，台灣的認同困境是有特定樣態的，七十年來，人口已經有了很大的代謝，戰後世代也多數都已垂垂老矣，隨着人口結構的改變，有些問題也許已經冲淡了，比如説老一輩佃農出身的人，隨着家庭境遇的改善，他們的後代已經不復記憶之前祖輩的困苦，也因此，一些老一輩的人因國民政府土改政策受惠的，他們對國民黨的感謝，未必還存在兒孫輩的記憶中，但是誠如我們總説的，恩惠易忘，讎怨難解，一些當年的結構性的困境依然還在某些背景的家族中留存，一旦因緣匯聚，這困境也就轉成了一場認同的灾難！

　　三、八零年代後台灣本土認同兩種面向的競合

　　在美麗島事件後，黨外運動風起雲涌，也同時在認同層次掀起了所謂的本土化運動。早期的本土化運動，基本目標還很單純，就是試圖以台灣認同取代中國認同。當時新潮流與夏潮的長期論戰，背後脈絡大致就是如此。然而隨着九零年代後，李登輝開始代表國民黨與民進黨進行台灣認同旗手的争奪戰，並借由一次次政治鬥争，把政治上傾向於中國認同的力量逐漸從國民黨内清除出去，李登輝也同時借第一任台灣人總統之尊，與國民黨主席的資源、權勢，掌握了台灣認同的話語權，由此開始，台灣認同也就進入了一種純粹的台灣認同與日本認同這兩種不同面向的競合。這兩個面向有一個共同的敵人，也就是中國認同，但這兩個面向也有分歧，這分歧也許是策略面的，另一方面或者就來自於上述的歷史因素了。

　　許多人應該都還記得，李登輝在發動這場有關台灣認同的争奪戰時，藉助的就是日本的右翼作家司馬遼太郎，大談他二十二歲以前是日本人的歷史，表面上在凸顯台灣的歷史悲情，但骨子裏基本是在召唤他以及跟他有類似境遇的人的日本認同，以此作爲他們共同的語言以及情感歸宿。李登輝這個方法固然高度刺激了有中國認同的一群人，但也的確成功在台灣人心目中奠定了某種教主的地位。當時我在台灣南部，親眼看見多少人熱泪盈眶，或者以一種找到回家之路的狂熱情感在膜拜他。

　　另外一個有關李登輝的例子，就是他對釣魚台的態度。當時他作爲中華民國“總統”，居然公開承認釣魚台屬於日本，這當然是件極爲荒唐的是。姑不論李登輝是否真心相信如此，這都是一件高度失格，甚至涉及違憲叛國的行爲，但是他説了，這也讓他收穫了不少支持。可是另一方面，我們也的確看到當時許多民進黨持台灣認同的人，並不願附和李登輝的這一立場，這裏我們清楚看到了同樣台灣認同裏面兩種面向的競合情形。

　　可是我們必須説，在後來一些關鍵領域裏，比如課綱的修改等等，我們看到了一個奇特現象，也就是在台灣認同之中，日本認同逐漸勝過了單純的台灣認同。在有關台灣史的教科書之中，美化日本統治的現象，并且刻意隱瞞日本統治時期屠殺台灣人民的抗暴事件等等，這些都在每次課綱修訂的過程中，不斷得到强化。在李登輝到陳水扁時代所修的課綱，不只是在去中國，還在强化日本。這現象是很值得注意的。

　　其實我多次聽到一些持純粹台灣認同的人，對此現象的批判。他們也認爲日本的殖民統治的確有許多暴行，應該公平呈現。可是問題是在課綱修訂的過程中，這樣的聲音却並不是主流。這裏到底有哪一些黑手伸在其中，當然是非常值得玩味的。一個明顯的事實就是，陳水扁的九五暫綱，以及他修訂，可是後來没能實施，被馬英九又重修了的那套九八課綱，如果我們對照這兩個課綱的些微差别，就會發現它更變本加厲地美化了日本統治。我並無法得到確切的證據，以指出那個幕後操縱的黑手，那時課綱的修訂其實是比馬政府時代還要來得更“黑箱”作業的，不是核心圈内地人，大概無法瞭解幕後的真相，因此我只能如此判斷，也許人數上，持日本認同者的數量，未必强過單純持台灣認同者，但在這些關鍵影響力上，持日本認同者可能更要大些。而這就是台灣在推動台灣認同過程中，一個比較隱晦，但其實可能更具主導性的力量，它要把台灣認同的内容轉化爲一種日本認同。

　　四、必須警惕“去中國化”已經向“再日本化”傾斜的現象

　　前面我簡單論述了台灣認同困境的歷史成因及其表現形態，並進一步描述了台灣在推動台灣認同的過程中，所出現的“日本認同”逐漸加强的現象。這現象一直以隱晦的方式在進行着，之所以何以要以隱晦的方式進行，當然很值得探究，但我們如果從結果論的角度來説，則這一現象又是清晰的。這一現象在蔡政府上台後，又得到了進一步强化，這是我們要特别注意的現象。我不敢過度推論這一現象所代表的意義，但是指出這一現象，也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它至少可以提供我們思考某些台灣政治、社會變遷的軌迹。

　　證據其實是很多的，比如許多神社以種種藉口被復原了，某些歌頌日據時期的電影，宣揚日本某些精神内涵的創作，都陸續出現了。有兩份文獻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一個就是李登輝與蔡英文爲二戰琉球冲繩戰役戰死的台籍日本兵所立的“台灣之塔”的題詞，其中李登輝的題詞是“爲國作見证”，而蔡英文署名的題詞則寫着“當年日台戰士皆爲同胞，生死與共，榮辱同擔”。當然人們也可以説這是事實，也是某種可以尊重的歷史視角，同不同意是一回事，只要不違史實，當可兩從。這樣的觀點對一般人自然可以，但李蔡二人何許人也？古人説大夫無私交，這也就是説對某種身份以上的人，一言一行都不只是代表個人，當李登輝以其身份説爲國作見证時，他爲的是哪一國？不是很明顯嗎？若説李登輝已退休，其立場也早已多次表明，不具任何震撼力，則蔡英文以現任“總統”身份，來説台灣這些爲日軍戰死的同胞，乃與日本生死與共，榮辱同擔，將置其職務所代表的意義於何在？而又何時看到他爲在大陸戰場死於日軍砲火下的台灣同胞，以及中華民族爲扺抗日本侵略、光復台灣而犧牲的千萬軍民致上任何心意？但他們依然以悍然不顧清議使筆的態度而如此説了，對一個政治人物而言，能相信他們只是無辜地説了不適切的錯話而已嘛？然則他們真正想表述的是什麽？李登輝還可説他畢竟的確曾生活於日據時期，蔡英文則不曾有過此經驗，我們必須問的是，何以類似的説法、作法越來越頻繁出現？

　　另一個例子就是屏東牡丹鄉幾乎同時發生的兩件事，一個是在牡丹鄉石門古戰場發生的“抗日紀念碑”碑文“澄清海宇，還我河山”被屏東民進黨主政的縣政府挖除事件，另一個則是在牡丹鄉當年發生牡丹社事件的高士村，在當年爲了一些漂流至此的琉球人民被殺事件，日本以此爲藉口，侵略台灣，試圖吞併台灣的事件發生地，興建起了一座高士神社，然後説這是爲了台日友好。李登輝也同樣題寫了“爲國作見证”的題詞，這兩個例子放在一起，而且同在這兩三年内發生，其時機與意義不是再清楚不過了嗎？

　　 這些例子的密集發生，都很難理解爲“去中國化”乃是爲了推進台灣本土化，一個也許“猶在量變過程”中的行爲，總有一天將會跨過“從量變到質變”的階段，到時候“再日本化”也就水到渠成了。最近另一個指標性的事件也許更值得注意，這是一個發生在屏東空軍基地的事件。台灣的空軍基地一向是依照當年抗戰時期，國軍的空軍各大隊而命名的，比如嘉義的空軍基地就是當年的四大隊，也名爲志航基地，爲的是紀念抗日犧牲的四大隊大隊長高志航將軍，换言之，台灣的空軍是個非常强調抗戰軍史延續性的地方。但是屏東基地的大聖西營區公共藝術品甄選案的招標書中，却明白標注要爲也曾駐紮於此地的日軍航空第八聯隊設立雕像。

　　我們姑且不論如媒體報導所説，日本第八聯隊的彰彰惡迹，其中最有意義的一點，這是對空軍軍史的一種顛覆。中華民國空軍軍史最可歌可泣的一頁，就是以極大的劣勢，毫無所懼地與日軍奮戰到底。當沈崇誨以單機撞向長江中的日本軍艦，我們看到的是中國人的軍魂。可是現在却要這樣一個承擔着軍魂的軍隊，改而爲侵略我們的日本聯隊設立雕像，以資紀念，這豈止是荒唐而已呢？如果一個最封閉而敏感的軍隊，也不只是走向了台灣本土化，而更走向了日本化，這不是一件令人不寒而慄的事情嗎？軍隊是講服從的地方，以台灣目前軍隊的組成，其多數幹部依然效忠國軍傳統的狀况下，我們必須問，這命令究竟來自於哪裏？而這些幹部何以又會奉行此命令？

　　我要説的已經不是大家都知道的去中國化的問題，而是“東亞史”這個新東西的奥妙之處，這也許才是更值得關注之處。按照教育部門的説法，他們説没有所謂以東亞史取代中國使得問題，他們只是希望以主題的方式，讓學生可以依據不同的歷史主題，將之放在一個更寬廣的脈絡裏討論，他們認爲歷史必須要能尊重比較多元的視角，而不要只以某種單一的視角來看。所以同樣一件事，只放在中國史的脈絡中看，也許太狹隘了，能够放到東亞史中看，就會看到不同的立場。打個諧謔一點的比方吧！從中國角度看，日本是侵略中國，但從日本的角度看，就是日本進出中國，是嗎？毫無疑問，從我們傳統的春秋精神來説，這就是胡説八道，是孟子説的诐辭、淫辭、邪辭、遁辭。一個高中生在基本不具備多少對歷史事件本身的基礎知識下，就讓他進入所謂的多元觀點與視角，這已經是不教而殺了，但最關鍵的還隱藏在另一件事之下。

　　對東亞的史事，進行多元視角討論的相關數據，專業人士大多瞭解，目前東亞國家中，大多數國家都没有，只有日本最多，這也就是説底下教科書的編寫，只能大量采用日本所編纂的相關材料，這其實是最重要的眉角所在。這也就是説，以前的教科書是明火執仗的搞台獨、獨台，現在呢！台獨、獨台繼續搞，但是在台獨、獨台之下，還有一層帷幕中的東西，那就是讓學生接受日本相關的洗禮，然則，這到底要算是把去中國化導向台灣本土化呢？還是要導嚮日本化？

　　五、結語

　　我想請問讀者諸君，看懂其中關鍵了嗎？近年來我從歷史課綱的修訂，寫了很多關於去中國化的文章，我也許可以説是台灣較早關注這個問題的人，也有許多實際參與課綱修訂的作戰經驗，雖然基本是戰敗了。老話説，敗軍之將，不敢言勇，我也没資格言勇，不過後來看到兩岸注意到去中國化問題的人越來越多，多少也感到一種遺憾中的欣慰。而我此文是第一次把去中國化和再日本化這兩個概念連在一起講，我期待通過這樣的連結，能讓更多人注意到，台獨份子的去中國，不只是反中國而已，而是有着一種雖隱晦但也清晰地走向的。我們試想，如果再一個三十年，台灣的再日本化成功了，情勢將會怎麽樣呢？

　　也許有人會反駁説，我前述所舉的目前的證據，也許還不到真足以下判斷的地步，還必須有多一點的數據才能如此説，就學術的謹慎來説，我接受這樣的挑戰，但是我也要説，李登輝的認識台灣教科書，如果現在拿來看，我們似乎也無法找到足够的證據，説他想要徹底去中國化，他當時還大喊要建設新中原呢！但現在回頭看，情形當如何呢？

　　如果台灣真的再日本化了，兩岸就真的完全回不去了，那就必然是兩岸人民的一場浩劫，然則我們是不是該好好想一下，我們該怎麽辦？

　　謝大寧：作者來自台灣佛光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