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兩岸關係已到一個“文化融合”階段

　　從世界潮流看，台海兩岸關係雖然早就應該進入一個“文化融合”的狀態，但真正對兩岸文化融合問題給予重視，還是應該以習總書記2014年提出“心靈契合”的概念和理念爲標誌。但現實中真正重視兩岸文化融合問題的人還是爲數不多，有的甚至還處於一個極低水平。但兩岸關係問題已經急速呈現一種對文化融合的需求。兩岸之間的文化矛盾和文明衝突的基本態勢已經形成并且正在發生一種急速的化學反應和變化。這不僅關係中國國家的統一大業是否和何時完成，還關係中華文化和文明的繼承、創新和發展如何和怎樣。

　　應該把兩岸關係問題放在一個文化和文明的視角裏進行重新審視。但文化和文明又是兩個既有聯繫但又有不同的觀念和觀點及其視角和維度。它們雖然都可以歸納在一個廣義文化的範疇中，但在進行學術研究和邏輯思維中用的一般都是狹義概念。狹義概念給人一種確定感。從文化和文明的角度審視的結果是，兩岸在文化上雖然差异性不大，但從文明上看其相同性却不多。很多研究兩岸關係的人和成果在這方面的關注就不多，對此琢磨的自然也不多且也更加不深。

　　要想融合和契合台海兩岸關係到達一個“融洽”的地步，一定要找到它們的共同點。尋找共同點的工作一直都在做。現在只找到了“中華文化”這個共同點。這個是不是台海兩岸的文化共同點呢？肯定是的。但還是感覺有些單薄了。還有没有其它的文化共同點呢？仔細看就會發現，還有一個偌大的共同點存在那裏，但我們一直都視而不見。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爲我們的思維還是一種以陸地思維爲主的思維。用陸地思維看台海兩岸，兩岸的共同點除了“中華文化”外就没有其它了。但21世紀是一個海洋世紀或者時代。時代産生思維。海洋時代就應該以海洋思維爲主導。用海洋思維來看台海兩岸會發現，台海兩岸的共同點除了“中華文化”外還有一個海洋要素。所以，要想融合兩岸文化、契合兩岸同胞心靈，就必須要研究和運用海洋文化。何况，台灣文化本身就是一個被海洋包圍和滲透的文化。那麽，海洋文化又具有什麽特徵呢？兩岸的衝突到底是“文化”衝突還是“文明”衝突呢？到底什麽才是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的區别和聯繫呢？具有最悠久、最持續歷史的傳統中華文化裏是否也有和就有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呢？對這些，目前還都是一個可以見仁見智的狀態。在研究完海洋文化的現代性之後，往往容易給人造成一個中國的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是一個舶來品的感覺。事實真的是這樣嗎？這也是以大陸爲主的中華傳統文化是否有能力包容台灣文化的關鍵。

　　二、“海洋文化融合”是21世紀的主流

　　其實，海洋文化本來就是一個文化現象。只是這種文化産生於海洋，而不是陸地。海洋不僅是最大的水域，也是最深的水域，還是一個最高的水域。海洋本身具有的立體性决定了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及其背後的思維方式也具有一種立體性。其實，無論是水及水域和水深，無論是水汽及其氣流都是最大、最深邃和最高遠的水思維。現在研究海洋文化和文明的人幾乎還没有一個水思維的角度和維度。什麽是水思維？這是一個海洋占地球表面積的71%和水占人身上70%的比重説明，人與海洋有一種冥冥之中的默契關係。人類特别是中國人的水思維經歷了幾乎所有的過程——“泉思維”“井思維”“溪思維”到“池塘思維”“湖泊思維”“江河思維”最後到“海洋思維”的發展。這些思維方式不僅在中華的大地上都先後按照順序存在過，而且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還曾經都發生過不同的决定性作用。它們實際上也是中華文化綿延不絶的自然地理條件對人的思維方式的作用和影響。現在，近代興起的海洋思維正在急劇上昇，但古老的“泉”“井”“溪”思維正在枯竭，中間的“江河湖泊”思維正在過渡。這種思維的變化决定了中國人和世界潮流一樣正在往海邊和江邊集聚和遷徙，也受到了海洋文化、海洋文明和海洋思維的猛烈衝擊。

　　那麽，在傳統的中華文化中有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嗎？有的，不僅很早，而且還很持續和很豐富。它主要表現在這樣三點事實上：一是中國也有一個“地中海文化”。人們一般只知道和注意歐洲有一個地中海。中國也有過一個“地中海”還幾乎是聞所未聞。它是一個史前文明，但現在已經不見了，被後來的中原文明覆蓋了從而成爲了中原文明的前奏和基礎。它的很多文化精髓都滲透在了中原文化裏面。那時候，現在的山東是一個海上仙島，跟現在的海南島似的。它現在西北角的華北平原、西部的河南中原、西南角的安徽湖北平原、南部的蘇北平原及長三角在當時還都是一片汪洋。現在的山東在當時正處在中國“地中海”海上交通和交往的樞紐地位。它有些類似希臘和羅馬在歐洲地中海的地理位置。所以，現在山東的這個地方後來就形成了“商朝”，並使用了最早的“貝殻”貨幣。這是一種比“羊貨幣”更早的貨幣形式。商朝後來“東來”入主由黄河把黄土高原上的黄土冲積而成的中原建立了强大的商王朝帝國。二是中國還有一個自有文明以來持續時間最長、創新能力最强的“杭州灣文化”現象。這個文化現象還没有引起世人的高度關注。八月十五大潮，明明是杭州灣大潮，却至今依然被説成了“錢江大潮”。這説明，陸地思維在中國人身上是根深蒂固的。其實，它屬於海灣文化。海灣又是海洋的一種形態。這個杭州灣海灣文化應該成爲人類的文明遺産。它的最早和最持續的最創新是人類至今發現的所有文化和文明中所没有的。海灣文化本來也是海洋文化中最貼近人類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至今還在發揮着作用，而且其作用在越來越大。從考古上看，這個文化遺産最早以杭州蕭山的“跨湖橋遺址”發現獨木舟爲標誌。這個發現表明，中國具有人類最早建造和使用“獨木舟”的意識和技術。由此可見，具有海洋技術和海洋文化的杭州灣文化早在8000多年前已經形成。這種海洋文化和思維一直在繼承、延續和創新直至21世紀初期，中間經歷了河姆渡時代、馬家浜時代、馬岙時代、良渚時代、堯舜禹時代、越王勾踐時代、東晋七賢和《蘭亭序》時代、南宋文化時代、明代雙嶼港時代、清朝鴉片戰争時代、辛亥革命時代、上海外灘時代、紅船時代、半部民國史時代、新安江水庫時代、計劃單列市寧波時代、上海浦東時代，使杭州灣及其周邊地區成爲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海洋思想的重要萌發地。特别是2016年的G20會議，使杭州市和杭州灣區域迅速由一個“國際化”狀態進入並形成了一個“全球化”狀態。三是中國有一個“鄭和下西洋文化遺産”。這個遺産是什麽？現在一般只注重文化傳播的綫路遺産，其實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文化遺産是一個“友好與和平”的態度。那個文化遺産，浙江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作用。具有“四口之要”——杭州灣口、長江口、黄東海交接口、中國内海進洋之口的浙江舟山群島，早在人類只知道利用海流洋流進行海上漂流時就是“海上之路”的樞紐。這也是當前21世紀海洋事業特别需要的人類遺産。這是與近代的“海上掠奪”與“海洋權力”（sea power，馬漢的海洋思想）有天壤之别的文化遺産。習總書記的“一路”思想就是一個繼承和發揚了這個文化遺産的思想。這可以從習近平的2013年印度尼西亞“103”演講、2014年APEC“1110”北京演講、2016年杭州“G20”演講、2017年北京“一帶一路”國際高峰論壇上講話、2017年厦門“金磚國家會議”演講、2018年約翰内斯堡“金磚國家會議”演講中都有很充分和很好的體現。他一直都在表達和推介這樣一種理念——開放、和平、合作、和諧、互利、共贏。這些理念就是對“鄭和下西洋文化遺産”的精準概括、極好繼承和有力發展。這個文化遺産甚至還會成爲人類21世紀海洋文明的基礎。習總書記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被寫進聯合國决議就是這個演繹的早期佐证。

　　但這些其實又都與15000年前東海即地球的北半球的海平面上昇有關。海水的上昇既標誌地球生態的變化，又引發地球生態的進一步變化。在那之前，地球的北半球的海水普遍比現在要低150米左右。南半球低得還要多，會低過200多米。那時候，現在的渤海、黄海還都没有水，整個東海大陸架的大部也没有水，只有靠東海海溝附近的大陸架有一些海水。所以，在最近15000年中，中國這個地方的海陸版圖發生了三次大的變化：第一次發生在約10000—15000年前左右，海水上昇到了前面所説的“山東是海上仙島”的狀態。第二次發生在約7000年前左右的河姆渡文化時期一直到現在，雖然海水的高度基本穩定，但海陸的版圖還在變化。第三次發生在約5000年前左右。現在的海陸版圖基本在那時候形成的。這也是中華文化5000年文明史的地理基礎。但對人類來講，這其中出現了“海進人退”和“人進海退”三個歷史階段。特别是，形成中華文化的主體文化——中原文化的中原不久之前其實還是一片汪洋。

　　三、“海洋文化思維”也是中國傳統思維

　　正是以這樣的邏輯進行思維後發現，老子的思維就具有很濃厚的水思維特徵。水思維就是對海洋思維的概括和抽象，還抽象了江河湖泊池塘溪泉的思維。海洋是水存在的最大形式，雖然其中“海”和“洋”還有不同——一般稱大陸架上的水域爲“海”，稱大陸架以外的水域爲“洋”。老子的水思維就有四個非常重要的思想，一是“善利萬物”的思想。老子在《道德經》中説，水是“善利萬物”之物。它可以使“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二是一個“不争”的思想。也是在《道德經》中，老子認爲，水因爲地“處衆人之所惡”而使其成爲“不争”之物。因爲“不争”，所以無憂。三是一個“上善”的思想。又是在《道德經》中，老子認爲，水又是一個“上善”之物。它可以集“善地”“善淵”“善仁”“善信”“善治”“善能”“善時”於一身。關鍵在，什麽是“善”？老子在《道德經》中説，“善”者，“無”也，就是那個一系列的“無轍迹”“無瑕謫”“不用籌策”“無關楗”的組合和延續。四是一個“似物之宗”的思想。同樣在《道德經》中，老子説，“淵兮，似萬物之宗”“湛兮，似或存”。在老子的觀念當中，水是既可以“挫其鋭”，也可以“解其紛”，還可以“和其光”，更可以“同其塵”。

　　關於海洋，中國還有最著名的兩句“海洋文化”名句：一是“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二是“水既可載舟又可覆舟”。到底怎麽理解它們呢？它們的來歷又是什麽呢？前者是林則徐的一副自勉聯“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的前兩句 。其中藴含對海洋的認識深邃而深遠。這類思想在中華傳統文化裏早已有之。因爲早在《尚書·君陳》中就有“爾無忿疾於頑。無求備於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的表述。後來在晋代袁宏的《三國名臣序贊》中也有“形器不存，方寸海納”的論述。再後來就是唐人李周翰對袁宏的“方寸海納”的作注。在作注時他就提出了一個“方寸之心，如海之納百川也，其言包含廣也”的觀點。我們從中可以看出，從殷商到唐朝在對待事物、人物及萬物的態度上有了一個包容上的輪逥。再回過頭去看看商朝就會發現，中華文化的包容性其實最早就是在殷商時代就形成了。至於商朝爲什麽會有這等包容性？這與整個殷商所處的中原在當時還是一個低窪處有關。正是它的地勢的低窪才决定了它可以匯集東西南北的水勢、物品和人才，它才成爲兵家必争之地。只是後來隨着中原地勢的上昇，而黄河又成爲全境“地上河”的時候，它的包容性才在逐漸减弱和降低甚至在趨零和喪失。其實，一切的戰争都源自於包容性的趨小及其降低、削弱、趨零和喪失。但包容又不是簡單的忍受，而是一種智慧。

　　同時，我們也可以從不同的地理文化類型中看出水思維即海洋思維對中華文化的作用和影響。我們一般都只注意平原文化、山區文化和海島文化的文化類型，但對與平原文化、山區文化和海島文化對應的河文化、江文化和海文化關注不够，思考更加不够。它們之間的區别在於，陸地思維和海洋思維看地理文化的角度不同。從地理上把文化分爲平原文化、山區文化和海島文化，是陸地思維審視的産物；把文化分爲“河文化”“江文化”和“海文化”及“洋思維”是水思維審視的結果。在水思維中，海洋思維是最大的思維場——海思維是區域最大的思維場，洋思維是全球最大的思維場。在中國，這三種水思維形式都有，也都很典型。中國有黄河文化，有長江文化，有海洋文化。一般以平原流淌爲主的水系稱爲“河”，以山區流淌爲主的水系稱爲“江”，以百川最終流歸一處的水系稱爲“海”，以全球水系最終流向的地方是“洋”。其實，在7000—10000年前，在中國“地中海”水域裏就呈現了那個“海納百川”的典型景象。這種水思維後來又從地理概念發展進入了一個政治概念——“水既可載舟又可覆舟”。在文獻中，最早出現“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是在《荀子.哀公》篇和《荀子·王制》篇中。但對後世及現在和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仍然産生作用和影響的是唐初魏征和唐太宗多次轉引和强調的“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見《貞觀政要·論政體》。的觀點。這是對地理文化水思維的提昇和昇華。

　　所以，中國國家的統一問題是一個時代問題。面對新時代的新問題，一定要用新思維去思考和解决，只有新思維才能挖掘出龢利用好新資源。對新問題，一定要利用和依靠新資源。同時，新資源的被發現龢利用，也是新思維的重要體現。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挖掘海洋思維，就是一種新發現。從兩岸錯綜復雜的關係中發現海洋關係，也是一種新發現。没有水的兩岸統一，至多只能達到一個“融合”的程度。“融合”狀態即使契“合”得最無隙可擊也可分清楚彼此。要想真正達到一種混爲一體的狀態，一定是一種在“合”的基礎上再加“水”的狀態。這種狀態就是一種水乳交融的狀態。所以，也只有在台海兩岸是一種“水合”的過程和狀態——利用海洋思維和海洋文化進行統一、合一、融一的工作，台海兩岸的關係才能達到一種“融洽”的程度。

　　黄建鋼：作者係浙江省定二級教授，浙江省新型高校智庫——浙江舟山群島新區研究中心（CZZC）主任，浙江海洋大學港台僑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