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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自信的歷史底藴

  中華民族對中華文化的自信並非始自今日,也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它有着深厚的歷史底藴和傳承。和世界上許多民族國家(nation state)不同,中國國家的孕育、産生主要不是靠“先天”的血緣關係,而是靠“後天”創造的文明不斷演進、傳播而形成的。有學者稱之爲“文明體國家”(civilization state),中國人世代相傳的説法是“禮儀之邦”。可以説,中華民族是靠文化立國的。

  我們先看一看中華文化的民族觀。世界上的所有民族都有民族自豪感,但有的却蜕變爲狹隘的民族優越感,形成了“民族中心主義”,有的甚至墮落爲“種族主義”,把自己吹捧爲“優等民族”,污衊他人爲“劣等民族”。中國歷史上也有“華”“夷”之説。孔子在《春秋》中有華夏和夷狄的群體之分。地處中原的華夏群體的四周是北狄、東夷、南蠻和西戎。但是他的“華”“夷”之分不在於他們屬於不同種族, 而是在於是否“尊尊”,就是説是否奉行華夏群體的禮儀文明。由於“華”“夷”的分野不在種族而在文化,所以“華”“夷”是可以互變的。孔子説:“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中國入夷狄,則夷狄之。”他主張“有教無類”,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觀念(《論語·顔淵》)。孟子進一步以舜是東夷人,周文王是西戎人爲例,提出“中國聖王無種説”。樑漱溟先生指出,這是“中國思想正宗”,“它不是國家之上,不是種族至上,而是文化至上”(《中國文化要義》)。已故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也指出,“中國的文化(生活方式)是比民族主義更爲基本的東西”,“而不管其種族或語言的差别如何”(《美國與中國》)。

  中華民族不是種族至上,而是文化至上,這正是今天中華民族是一個包容了五十六個民族的大家庭的肇因,用費孝通先生的話説,中國是個“多元一體”的國家。中華文化是五十六個大家庭成員所共有的,不是哪個民族强加給哪個民族的,是大家的共同選擇、自願接受的。這可以從中國歷史上幾次重大的民族大融合中得到佐证。南北朝時期可能是最有説服力的例子。從公元386年至534年近三百年的時間裏,匈奴、鮮卑、羯、氐、羌等五個少數民族先後在中原地區建立了十六個王朝,他們是征服者,然而却接受了被征服者的中華文化,融入了中華民族的大家庭。 範文瀾先生在《中國通史》中説:北朝十六國“形式上是接連不斷的戰亂,實質上是文化程度不同的許多落後民族在‘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他們征服了的民族底較高的文明所征服’這個歷史底永恒規律支配下,在中心地區進行融化運動”。在文化上,北朝的統治者留下了敦煌、雲岡石窟等文化瑰寶。元、清兩代的統治者同樣接受了中華文化,形成了更大規模的民族融合,爲中華民族大家庭增加了更多新成員。

  中華文化的擴展和轉播主要靠的是它自身的吸附力而不是强加於人。這和歷史上一些西方殖民主義國家,通過武力征服和佔領“輸出”文明,有本質的不同。即便是在中國的封建時代,歷代强大的封建王朝對周邊國家和地區實行的也是所謂的“封貢制度”,而不像昔日的大英帝國,靠堅船利砲在全世界建立了“日不落帝國”。一個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公元1753年,菲律賓蘇禄國蘇丹曾上《請奉納版圖表文》給清朝的干隆皇帝,請求將本國土地、丁户編入中國版圖,但被干隆皇帝謝絶。今天,一些西方國家仍把“擴展民主”,即把它們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輸出、移植給其他國家,作爲他們外交政策的“支柱”。近年來,它們甚至通過策動顛覆性的“顔色革命”來達到目的,造成了有關國家的動盪或戰亂。看看今天的利比亞、叙利亞,“顔色革命”造成的惡果慘不忍睹。

  中華文化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吸附力,首先在於它的先進性。歷史上,在相當長的時期内,主要是在歐洲工業革命之前,中華文化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文化。除了以四大發明爲代表的先進科學技術之外,中國在天文地理、醫藥衛生等各個領域都處於領先地位。權威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作者李約瑟指出,在西方還處於“黑闇”年代的中世紀時,中國在幾乎所有科技領域内,從製圖學到化學,都要要領先於西方。在數學方面,西方掌握解高次方程的方法是在1819年,而宋代數學家秦九韶在1247年就解决了這個問題。在醫學上,從商代起即有對疾病的記録,歷代的醫學著述從未中斷過。李約瑟認爲,如果没有中華文明的貢獻,“就不可能有我們西方文明的整個發展過程”。如果没有火藥、指南針、造紙和印刷術的四大發明,“歐洲封建主義的消失就是件難以想象的事”。

  在國家治理方面,中華文化也催生了和社會發展階段相適應的典章制度。秦始皇開始的郡縣制度、隋朝創建的政府六部和科舉制度,在當時都是制度創新,其後都延續了上千年。

  當然,在一定的條件下,先進和落後是可以轉化的,就如孔子的“華夷可變論”一樣。西方工業革命之後,中華文明失去了它的領先地位。李約瑟認爲拐點出現在更早的哥倫布時期。中國先後在數學、物理、植物學、天文、醫學等方面被西方超越了。他認爲,西方文明加速發展的主要動力還是工業革命。科技發展催生了工業革命,而工業革命進一步推動了科技發展。同一時期,中國則停滯在農耕社會中,封建統治者仍沉迷在“天朝大國”的痴夢中,閉關自守,結果先進變落後。從1840年鴉片戰争開始,西方列强用堅船利砲粉碎了中國統治者的“天朝夢”,於是先有康樑“戊戌變法”,後有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再有倡導“德賽兩先生”的五四運動,中國開始了波瀾壯闊的創建現代中華文明進程。

  上述事實説明,今天大陸强調文化自信,是有着厚重的歷史底藴的,絶非夜郎自大。經過一個多世紀的艱苦卓絶的犧牲、奮鬥,中國終於走在民族復興的康莊大道上,中華文化再次綻放出往昔的光輝。大陸改革開放的四十年來,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指導下,“摸着石頭過河”,找到了符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成就有目共睹,有理由滿懷自信地走下去。

  令人遺憾的是,在大陸對中華文化充滿自信的同時,在台灣却有一部分人要“去中國化”。他們這是在自廢武功、自我矮化。不過這些人只是在白日説夢。試問主張“去中國化”的人們,你們的衣、食、住、行哪一件是“非中國”的!道理就是這樣簡單。中華文化樹大根深,“去中國化”是徒勞的,大部分台灣同胞應當有這樣的文化自信。

  許世銓:作者係原全國台灣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原社科院台灣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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