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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等四代領導人老話重提絲綢之路

  古時人類雖然面對“地球村”相隔萬水千山艱險的挑戰,但是却毫無畏懼地創造了無數互聯互通的奇迹。發祥於中國的絲綢之路就是一個典範,至今已經2100多年。本文擬就絲綢之路的起源、鄧小平等四位領導人老話重提絲綢之路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會作出“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簡稱“一帶一路”)决定的戰略意義作一闡釋,以求正於方家。

  一、絲綢之路源遠流長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種桑養蠶繅絲的國家。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Herodotos)在其著《歷史》一書中,就稱中國爲絲國(seres)。公元前二世紀(西漢武帝中期,公元前138-87年),作爲中國對外貿易出口商品的“雜繒”(絲綢),就從長安(今西安市)輸出,到河西走廊運經中亞、西亞直至大秦(羅馬);和由海路自徐聞(今廣東省徐聞縣)、合浦(今廣西合浦縣)出口南下,經東南亞、南亞至已程不國(今斯裏蘭卡)。以後歷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前期(1840年),將絲綢、茶葉、瓷器等出口到非洲東部和跨越大西洋、太平洋到達歐洲、美洲和澳洲的各個國家和地區。

  1860年(清咸豐十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endinand Vor Richthofen)隨德國經濟代表團到遠東地區(包括中國在内)進行經濟考察和研究,於1887年寫成並出版其專著《中國》一書。在書中首次提出“絲綢之路”(veidentrassen)和“海上絲綢之路”的學術名稱。此後128年間,中外不少學者繼續進行研究,絶大多數的地理學家和歷史學家都認同李氏“絲綢之路”的説法。直至今天,世界各國各界人士談到古代東西方國家之間的貿易往來路綫時,均約定俗成稱之爲“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首先是商品貿易之路,同時是文化交流之路,又是人們和平友好往來之路,對於古代世界各國的經濟、政治、文化、和平、友誼的發展都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時至今日,仍爲世界各界人士津津樂道。還有不少學術文化團體以至政府有關部門組織專家學者進行專題深入研究和討論,以發揮它的歷史借鑒價值。1987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對絲綢之路進行國際性的綜合研究,撥款實施《1987-1997年絲綢之路:對話之路綜合考察(Integral Study of the Si1k Roads:Roads of Dialogne)十年規劃》大型項目,並於1990年10月23日組織有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50多位科學家和記者參加,乘坐“和平方舟”(The Ship of Pease)號考察船,從意大利威尼斯港起航,途徑亞得裏亞海、愛琴海、地中海、蘇伊士運河、紅海、阿拉伯海、印度洋、馬六甲海峽、爪哇海、泰國灣、中國南海、東海的16個國家(地區)、22個港口城市進行考察,於1991年2月9日扺達廣州,在東方賓館舉辦了“廣州與海上絲綢之路”學術座談會,與廣州的相關專家學者進行討論和探索。會前廣東省外事辦公室和廣東社會科學院組織出版了《廣州與海上絲綢之路論文集》和《廣州與海上絲綢之路圖集》兩書分發與會學者。會後考察船轉赴福建省,於2月中旬在泉州市考察並舉行“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國際學術研討會,會後出版了《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論文集》。之後,考察船經朝鮮海峽往日本大阪考察。

  至21世紀,絲綢之路更引起有關國家、地區的專家學者的廣泛研究和政府有關部門(特别是交通系統部門)的關注、參與,大大推動和激活了絲綢之路,以促進全球經濟一體化發展。

  2005年,由世界公民組織(WCO)發起,組織以陸上絲綢之路沿綫國家爲主,輻射周邊相關國家的政府官員、商業組織、民間協會人員和專家學者等,在烏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舉行首届“絲綢之路市長論壇”,以絲綢之路沿綫相關國家的“經濟、文化、旅遊一體化發展”爲主題開展研討。論壇並决定此後每年由各個國家輪流舉行一届。所以自2006-2013年,分别在中國的蘭州、哈薩克斯坦的阿拉木圖、韓國的平澤、伊朗的設拉子、俄羅斯的格羅兹尼、土耳其的加濟安泰普、韓國的麗水依次舉行第二至八届論壇。〔1〕

  2008年6月19日,在瑞士日内瓦召開的歐洲和亞洲19個國家的交通部長會議上,簽署了《復活古代絲綢之路和其他一些歐亞大陸通道協議書》,决定由各國共同籌集資金430億美元實施這一項目,以改善絲綢之路途經歐亞大陸國家之間的鐵路、公路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簡化邊境通關手續,從而恢復和激活古絲綢之路的輝煌。出席會議的聯合國亞太社會交通運輸機構負責官員巴裏·凱布在會上讚揚此項目説:

  “這是絲綢之路的新生。這一項目不僅會爲那些被包圍在内陸的中亞和東歐國家提供機會,也使那些與海洋相隔較遠的貧瘠地區收益。通過這筆高額投資,沿綫國家都將分享到全球化爲各國經濟帶來的好處。〔2〕

  他還通報,430億美元資金已有一半到位,土耳其答應出資115億美元,伊朗出資84億美元、保加利亞出資55億美元並已入賬。阿塞拜疆、哈薩克斯坦、埃及和中國亦已啓動籌資,預計整個項目的23%工程於2014年完成。

  2014年6月14-20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卡塔爾的多哈召開第38届世界遺産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由中國、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聯合申請的《絲綢之路:長安一天山廊道的路網》項目列入《世界遺産名録》。〔3〕

  2014年9月9-10日,第九届“絲綢之路市長論壇”在中國烏魯木齊市舉行,出席論壇的有中國的烏魯木齊、西安、喀什、連雲港等15個城市,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土耳其、韓國、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阿富汗等25個國家的33個城市的政府官員、商家、專家學者等,還有世界公民組織、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部分中國駐外使領館、外國駐華機構的官員共100多人,盛况空前。與會者圍遶論壇主題“弘揚絲綢之路精神,共創絲綢之路經濟帶繁榮發展”,從公平貿易、文化交流、人民旅遊、道路建設、通關手續、友誼關係、酒店網絡、絲綢之路大學網絡等多方面、多角度發表演講和研討。論壇最後發表《烏魯木齊宣言》,宣稱根據互惠互利原則,尊重絲綢之路各地區的經濟文化傳統,建立廣泛、深入、持久的合作關係,確保貿易、投資、就業的平等利益,努力整合經濟,促進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繁榮發展。論壇决定在烏魯木齊設立“世界公民組織(WCO)絲綢之路門户中心”和“絲綢之路經濟帶城市聯盟”兩個機構,負責協調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各項事宜。最後,論壇决定第十届“絲綢之路市長論壇”於2015年在土耳其的布爾薩市召開,第十一届於2016年在伊朗的加兹温舉行。

  廣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祥地,兩千年來一直開放對外貿易,從而拉動廣東經濟的長期發展。清朝前期(1840年前),世界首富是廣州十三行的伍秉鑒,廣東的“銀錢堆滿十三行”。直到當代,廣東成爲改革開放的前沿地,也是從開放對外貿易開始,推動廣東現代化發展,2014年全省GDP達到6萬億元,占全國GDP的十分之一,居全國首位。所以廣東學術界和政府有關部門也十分重視海上絲綢之路歷史文化遺産,不斷研究和發揚海上絲綢之路的借鑒價值,爲現代廣東經濟發展服務。特别是廣東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自1990年開始,承擔省政府委托研究海上絲綢之路項目,組織人力編寫和出版《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和十卷本的《海上絲綢之路叢書》,以及《嶺南文史》發表了數十篇海上絲綢之路的論文,蔚爲壯觀。廣東省政府又撥巨款在“南海一號”沉船的陽江市建立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館内“南海一號”沉船載有南宋的瓷器、金器等歷史文物6-8萬件,價值連城,爲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研究提供豐富的物证。還有2010年在南澳島發現和發掘的明代沉船,也爲研究廣東海上絲綢之路提供佐证。

  以上所述,一言以蔽之,絲綢之路名稱正名之後的130間,世界各國和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的各界人士、專家學者和政府官員等,都關注和進行研究絲綢之路、借鑒絲綢之路,以促進相關國家和世界當代經濟的發展。

  二、鄧小平等四代領導人重提絲綢之路

  中國是絲綢之路的發祥地。當代中國人民更加珍惜和看好這份歷史文化遺産的借鑒價值。代表中國人民的鄧小平等四代領導人,爲推動中國開放改革,促進世界和諧發展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更加注重弘揚絲綢之路的開放精神和促進經濟發展的軟實力作用,多次重提絲綢之路。

  1.鄧小平重提絲綢之路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鄧小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實行經濟開放政策,並以廣東爲實驗地發展對外開放貿易開始。他以明代初期沿着海上絲綢之路七下西洋的偉大航海家鄭和事迹告誡全黨,在1984年10月20日召開的“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説:

  “現在任何國家要發達起來,閉關自守都不可能。我們吃過這個苦頭。我們的老祖宗吃過這個苦頭,恐怕明朝明成祖時候,鄭和下西洋還算是開放的。〔4〕

  2.江澤民重提絲綢之路

  1991年5月21日,在訪問前蘇聯前夕,接受前蘇聯記者采訪時,江澤民回答記者説:

  “中國對外交往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世紀的‘絲綢之路’和公元十五世紀的鄭和下西洋,這些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説明,中華民族在歷史上就致力於同各國人民的友好往來,進行文化和經濟交流,共同創造美好的未來。〔5〕

  1994年11月13日,在馬六甲元首會晤時説:

  “早在明朝時候,中國偉大的航海家鄭和七下西洋,其中5次駐蹕馬六甲,與當地人民結下深厚友誼,搆築了中國向東南亞的‘海上絲綢之路’,中馬之間這種友好關係一直延續至今。”〔6〕

  1999年11月2日,在訪問阿拉伯時,對社會各界知名人士的演講中説:

  “中國人民與阿拉伯人民長久以來互相學習,雙方的友好關係源遠流長。古老的絲綢之路作爲友誼的紐帶把我們連結在一起。早在一千多年前,中國的商船就曾扺達吉達港,還到了麥加。〔7〕

  2001年5月25日,在第三届亞歐外長會議開幕式上致辭説:

  “古代的‘絲綢之路’,曾經是亞歐文明交流的重要通道,爲東西文明的交流發揮了獨特作用。〔8〕

  3.胡錦濤重提絲綢之路

  2006年4月20日,胡錦濤訪問美國,出席小布什總統在白宫舉行的歡迎儀式致辭,談到美國建國次年(1784年),由總統喬治·華盛頓組織和主持下水儀式的“中國皇后號”(The Empress of China)首航沿着海上絲綢之路前往中國廣州進行首次中美貿易,説:

  “中國人民對美國人民一向懷有深厚感情,1784年,美國商船‘中國皇后號’跨過海洋,首航中國(廣州)打開了兩國人民友好交往的序幕。〔9〕

  4.習近平重提絲綢之路

  第五代領導人、國家主席習近平深明“以史爲鑒,鑒往知來”古訓和“古爲今用”原則,把歷史、現實和未來相結合思考治國方略,傳承和提昇絲綢之路的光榮傳統,多次重提絲綢之路,並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思維,後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會作出“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决議,並作爲中國進一步全面開放的戰略國策實施。

  2013年9月7日,習近平在哈薩克斯坦的納扎阿爾巴耶夫大學發表題爲《弘揚人民友誼共創美好未來》的重要演講,首次提出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構想和倡議,説:

  “2100多年前,中國漢代的張騫兩次出使中亞,開啓了中國同中亞各國友好交往的大門,開闢出一條横貫東西、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和合作做出過重要貢獻。千百年來。在這條古老的絲綢之路上,各國人民共同譜寫千古傳誦的友好篇章。

  “20多年間,隨着中國同歐亞國家關係快速發展,古老的絲綢之路日益焕發出新的生機活力。爲了使歐亞各國經濟聯繫更加緊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發展空間更加廣闊,我們可以用創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以點帶面,從綫到片,逐步形成區域大合作。”〔10〕

  2013年10月3日,習近平訪問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在印尼國會發表題爲《携手建設中國一東盟命運共同體》演講,説:

  “東南亞地區自古以來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中國願同東盟國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國政府設立的中國一東盟海上合作基金,發展好海洋合作伙伴關係,共同建設2l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中國願通過擴大同東盟國家各領域務實合作,互通有無、優勢互補,同東盟國家共享機遇、共迎挑戰,實現共同發展、共同繁榮。”〔11〕

  2014年6月5日,習近平在中阿合作論壇第六届部長級會議開幕式上,發表題爲《弘揚絲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重要講話,説:

  “通過古老的絲綢之路,中阿人民的祖先走在了古代世界各民族友好交往的前列。當前,中阿都面臨實現民族振興的共同使命和挑戰。希望雙方弘揚絲綢之路精神,以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爲新機遇新起點,不斷深化全面合作、共同發展的中阿戰略合作關係。”

  “回顧中阿人民交往歷史,我們就會想起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香料之路。千百年來,絲綢之路承載的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精神薪火相傳,在文明交流互鑒史上寫下了重要篇章。中阿人民在維護民族尊嚴、捍衛國家主權的鬥争中相互支持,在探索發展道路、實現民族振興的道路上相互幫助,在深化人文交流、繁榮民族文化的事業中相互借鑒。”

  “未來10年,對中阿雙方都是發展的關鍵時期。實現民族振興的共同使命和挑戰,需要我們弘揚絲綢之路精神,促進文明互鑒,尊重道路選擇,堅持合作共贏,倡導對話和平。……‘一帶一路’是互利共贏之路。中國同阿拉伯國家因爲絲綢之路相知相交,是共建‘一帶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12〕

  2014年8月21日,習近平訪問蒙古共和國,在烏蘭巴托同蒙古共和國總統額勒貝格道爾吉舉行會談,一致决定將中蒙關係提昇爲全面戰略伙伴關係,共譜中蒙關係發展新的歷史篇章,並在蒙古媒體發表題爲《歷史上‘草原絲綢之路’和‘茶葉之路’》的署名文章,寫道:

  “中方將繼續在過境運輸、出海口等方面向蒙方提供便利,同蒙方一道,促進亞歐跨境運輸,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中方願意同蒙方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框架内開展合作,希望蒙方爲中國企業在蒙投資興業創造良好環境。〔13〕

  2014年9月11日,中、蒙、俄元首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舉行首次三邊會晤,習近平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説:

  “中方可以把絲綢之路經濟帶同俄羅斯跨歐亞大陸鐵路、蒙古草原之路進行對接,打造中蒙俄經濟走廊。〔14〕

  2014年11月6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八次會議,研究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l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規劃,發起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設立絲路基金,發表重要講話,説:

  “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順應了時代的要求和各國加快發展的願望,提供了一個包容性巨大的發展平台,具有深厚歷史淵源和人文基礎,能够把快速發展的中國經濟同沿綫國家的利益結合起來。

  “‘一帶一路’貫穿歐亞大陸,東邊連接亞太經濟圈,西邊進入歐洲經濟圈。無論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還是應對危機、加快調整,許多沿綫國家同我國有着共同利益。歷史上,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就是我國同中亞、東南亞、南亞、西亞、東非、歐洲經貿和文化交流的大通道,‘一帶一路’倡議是對古絲綢之路的傳承和提昇,獲得了廣泛認同。〔15〕

  2014年11月7-11日,在北京召開的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二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APE)期間,8日在釣魚台國賓館召開有中國、孟加拉、泰國、老撾、蒙古、塔吉克斯坦、柬埔寨七國領導人及聯合國亞太經合組織執行秘書長、上海合作組織秘書長出席的“加强互聯互通伙伴關係對話會”(見下頁圖),習近平主持會議并發表題爲《聯通引領發展,伙伴聚焦合作》的重要講話,指出:

  “自古以來,互聯互通就是人類社會的追求。絲綢之路就是一個典範,亞洲各國人民堪稱互聯互通的開拓者。面對結構調整和改革創新的世界潮流,亞洲國家必須積極作爲,在亞洲資源、亞洲製造、亞洲儲蓄、亞洲工廠基礎上,致力發展亞洲價值、亞洲創造、亞洲投資、亞洲市場,聯手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和競争優勢。實現這些目標,互聯互通是其中一個關鍵環節。

  “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與互聯互通相融相近、相輔相成。如果將‘一帶一路’比喻爲亞洲騰飛的兩只翅膀,那麽互聯互通就是兩只翅膀的血脈經絡。〔16〕

  2014年11月7-11日,“加强互聯互通伙伴關係對話會”會場

  三、建設“一帶一路”的戰略意義

  2014年11月9日,習近平主席在主持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二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APEC)開幕式上發表演講,代表中國政府向世界正式宣佈:中國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l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國家級戰略規劃,内容涵蓋我國對外開放、内外經濟、政治外交、全球經濟布局等,意義十分重大而深遠。

  第一,建設“一帶一路”,將擴大和深化我國全方位開放格局。

  絲綢之路的第一要義是對外開放貿易之路。貿易屬經濟範疇,貿易開放就是經濟開放。歷史上中國通過絲綢之路開放貿易2000多年,拉動了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直至1820年(清嘉慶二十五年),中國成爲世界經濟最發達的國家,GDP占世界經濟總量的32.4%,〔17〕居世界各國第一位。今天,我們建設“一帶一路”,以經濟走廊爲依託,就是實行絲綢之路陸海通道的現代版,打通陸路由西北地區向西經東亞、西亞到歐洲;海路由東南沿海地區向南經東南亞、南亞前往非洲、歐洲、澳洲和美洲的各個國家和地區進行貿易,形成全方位開放新格局。這樣,我國將向全球所有國家和地區輸出價廉物美的各類商品,擴大市場空間;同時從世界各國進口各類必需的商品,互通有無。結果必然拉動我國新常態經濟大轉型,保证經濟的穩步中高速增長,而融入世界經濟系統,成爲當代世界經濟的重要角色,以對全球經濟一體化(通過對外貿易、資本流通、技術轉移、提供服務、相互依存、相互聯繫而形成的全球範圍的經濟整體)作出重大貢獻。

  第二,建設“一帶一路”,有助我國擺脱産能過剩的窘境。

  我國開放改革37年間,政府推行相應的刺激政策(這是必要的),使得GDP高速增長,但也有不少經濟行業特别是鋼鐵、〔18〕水泥、稀土金屬、工程機械、船舶、高鐵等,均有明顯的産能過剩。這就困擾着我國當前新常態經濟大轉型。建設“一帶一路”,以交通基礎設施爲突破,無論是國内西北和沿海省區,還是絲綢之路沿綫的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必須優先部署興建龐大的陸海交通基礎設施,如鐵路、公路、港口、碼頭、倉庫等。這些基礎設施項目需要大量的鋼材、水泥、重型機械、能源管網等材料,爲我國解除産能過剩提供平台。

  2014年底,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批準陸上絲綢之路途經的陝西、甘肅、青海、新疆、寧夏等省區的鐵路、公路(高速)、機場等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投資15629.22億元;〔19〕李克强總理於2014年12月14-18日訪問絲綢之路途經的哈薩克斯坦、泰國和塞爾維亞時,同哈薩克斯坦簽署了我國投資180億美元建設涉及鐵路、公路等基礎設施領域的貿易大單,並同泰國簽下的我國投資106億美元建設867公里鐵路項目;同塞爾維亞、匈牙利、馬其頓、希臘簽下了由中國高鐵企業參加建設的“中歐陸海快綫項目”;加上之前我國投資支持建設的中緬鐵路、緬甸皎漂港特區、柬埔寨西哈努克港開放區、泰國羅馬工業區、中新鐵路、土庫曼鐵路、中印鐵路、中巴鐵路等合作項目,以及高鐵企業走向世界等,都是極大地有助消化産能過剩的有力舉措。

  第三,建設“一帶一路”,有利於我國資本輸出,投資多元化。

  我國現有居世界首位的外匯儲備3.84萬億美元。〔20〕在我國已經加入了絶大多數大型國際經濟組織的情况下,按照國際慣例的遊戲規則,這一大筆外匯儲備是不能拿回國内直接補貼國家財政的。之前是拿來購買美國國債(1.35萬億美元)和投資美國的其他投資産品等。現在我們建設“一帶一路”,以融資平台爲抓手,可以向絲綢之路沿綫缺乏資金的相關國家和地區提供資金援助,擴大投資領域。這就爲我國的外匯儲備找到了又多又好的投資渠道。習近平主席在北京召開的亞太經合組織會議(APEC)開幕式致辭時,向世界宣佈,中國出資400億美元成立“絲路基金”,爲沿綫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提供最先融資;並於2014年10月24日率先出資4000億元作爲啓動資金,與印度、新加坡等21個國家專爲亞洲絲綢之路相關國家的基建提供資金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並舉行了簽字儀式(見下圖)。

  該行到2024年的法定資本約爲8000億元,各意向創始成員國將以GDP衡量的經濟權重作爲股份分配的基礎投資。這樣,我國又透過“亞投行”投資使外匯儲備投資多元化,而“亞投行”的宗旨是投資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這樣又能消化我國的産能過剩,進而促進人民幣的國際化,可謂一箭雙鵰。根據國際證券學家預測,僅是亞太地區各國未來十年的基礎設施投資需求約達78萬億美元,中國外匯儲備投資空間還相當寬闊。所以,“一帶一路”建設,很大程度上可以解决我國外匯儲備投資這個燙手山芋問題。

  第四,建設“一帶一路”,爲我國解决資源不足創造條件。

  歷史上我國曾是地大物博的國家。但隨着人口的劇增和城鎮化的發展,資源不足已經突顯出來了。特别是石油、天然氣、基本金屬、木材、大荳、玉米、紅肉等資源更爲缺乏。據國家統計局統計公佈,我國的石油消費60%依靠進口,2014年進口石油3.08億噸,價值2340億美元,〔21〕基本金屬50%靠進口。縱觀世界發達國家經濟發達的進程,在人均國民收入達到20000美元的水準下,其人均消費石油水準爲4000公斤油當量。按此,現在我國人均國民收入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是10000美元,那麽人均石油消費就需3000公斤油當量。今後隨着我國經濟新常態大轉型中高速增長,人均國民收入將會不斷提高,人均石油消費水準也隨着增加。同時,隨着我國當前大力推進城鎮化進程,將有2億農民工人口移居城鎮。這樣一來,石油、天然氣和其他消費品需要必然大大增加。所以,在我國面對資源日益不足的態勢下,“一帶一路”建設,一方面可以方便從陸上絲綢之路進口中亞、西亞、歐洲、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哈薩克斯坦和俄羅斯等産油國的石油、天然氣等能源;另一方面,也可以從海上絲綢之路的相關國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亞、巴西等的海上能源通道輸入石油、天然氣、基本金屬、木材、大荳、玉米、紅肉等資源。同時,根據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還可通過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與有關國家共同合作開發海洋的豐富資源,發展我國海洋經濟,以成爲海洋經濟强國。根據世界科學家研究測算,地球海洋面積爲36100平方公里,占地球總面積的70.8%,藴藏着極豐富的自然資源有待開發,還有石油地質儲藏量3000億噸、天然氣54萬億立方米,占地球總藏量的50%;海底固體礦産資源20多種,其中鈾結核量達40億噸,爲陸地儲藏鈾結核量的4000多倍;海洋魚類2.5萬多種,可供食用魚200多種,每年向人類提供魚食6億噸。又據科學家估計,2l世紀海洋可提供人類的食品(蛋白質食品)相當陸地農産品的1000倍。〔22〕

  第五,建設“一帶一路”,爲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發展營造國際和平環境。

  縱觀世界各國現代化經濟發達的過程,都是在没有戰争硝烟的國際和平環境下取得的。我國開放改革37年問,全國GDP由1978年的3000億美元增加2014年的10.355萬億美元(人民幣636463億元),而成爲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也是在和平環境下取得的。建設“一帶一路”,就是要傳承絲綢之路各個國家的民心相同、和平友好、真誠相待的傳統,以人文交流爲紐帶,與絲綢之路的相關國家保持和平友好關係,並在獨立自主原則下,運籌與大國的關係,塑造周邊安全環境,加强同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合作,積極參與地區和全球的治理,爲世界和平發展貢獻力量,從而營造一個互聯互通、合作共贏的國際和平環境,以保障我國新常態經濟大轉型穩定中高速發展。

  上述五方面説明,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會通過的“一帶一路”决定,既是我國新常態經濟發展的國家級戰略國策,也是國際大自由貿易區(SRT)頂層設計的構想,是完全正確的。2014年至今的實踐已經證明,“一帶一路”建設規劃公諸世界後,已經有60多個國家領導人表態支持和參與,也得到東盟、歐盟、非盟等多個國際組織的大力支持。同時,我國已同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烏兹别克斯坦、卡塔爾等多個國家簽署相關合作備忘録。所以,我們深信和堅信,“一帶一路”這一横跨35年、預算投資4萬億元人民幣〔23〕的戰略國策的實施,一定强有力地拉動我國新常態經濟的穩步發展,從而實現鄧小平於1984年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進行相關香港回歸的中英談判(見上頁圖)時提出的以香港50年不變的實踐,“讓中國現代化,在經濟上發展爲發達國”;〔24〕和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到2049年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從而促進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和平發展。

  注釋:

  〔1〕《加中時報》2014年9月12日,《看新疆》。

  〔2〕《環球華報》2008年6月22日,轉引《黄啓臣文集(三)》,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1O年版。

  〔3〕《加拿大商報》2014年9月3日,《今日西安》。

  〔4〕《鄧小平文集》第3卷第90頁,人民出版社1 993年版。

  〔5〕《人民日報》1991年5月13目。

  〔6〕((人民日報》1994年11月13日。

  〔7〕《人民日報》1999年11月13日。

  〔8〕《人民日報》2001年5月26目。

  〔9〕《人民日報》2006年4月21日。又,2009年11月16日,美國總統奥巴馬訪問中國時,到復旦大學演講,與學生對話,説:“美國與這個國家(中國)的紐帶,可以追溯到美國獨立初期,喬治·華盛頓組織了‘皇后號’的下水儀式,這艘船成功前往大清王朝。華盛頓希望看到這艘船前往各地,與中國結成新的紐帶,希望與中國開闢新的地平綫,建立新的伙伴關係。”(請參閲《清代海上絲綢之路的中美貿易》,《嶺南文史》2014年第2期)。

  〔10〕《人民日報》2013年9月8日。

  〔11〕《人民日報》2013年10月4日。

  〔12〕《人民日報》2014年6月6日。

  〔13〕《人民日報》2014年8月22日。

  〔14〕《加拿大商報》2014年9月12日。

  〔15〕《人民日報》2014年11月7日。

  〔16〕《人民日報》2014年11月10日。

  〔17〕Angus Ma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ice in the Long Run,DECD Development,Paris,1998年。

  〔18〕我國年産鋼鐵達1 0萬億噸(香港《星島日報·星週刊》,2014年11月2、 3日)。

  〔19〕香港《星島日報》2015年1月18日。

  〔20〕〔21〕香港《星島日報》2015年1月15日。

  〔22〕以上數據參見《黄啓臣文集(二)》第30頁,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07年版。

  〔23〕香港《星島日報·星週刊》201 4年11月2 3日。

  〔24〕香港《星島日報》201 5年1月1日,《香港50年不變,助華現代化》。

  (原載:《嶺南文史》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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