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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 >> 文章内容

“汪辜會談”歷史地位與影響*——紀念改革開放四十週年

  改革開放已經歷經四十載了,它大大地改變了中國命運與面貌,也改變了兩岸關係,回顧這些變化,總結經驗與教訓,是十分必要的。

  改革開放催生了兩岸關係解凍

  1978年,中國告别了“文革”,告别了無休止的“政治運動”,告别了“階級鬥争爲綱”,轉向解放生産力,打破閉塞,走向開放,全面改革,融入世界。并且糾正曆史上一切冤假錯案,把人們的積極性都解放了出來,全面呈現一片欣欣向榮新氣象。這是中國命運的轉折點。中國在完成推翻舊中國後,終於找到了怎麽建設一個新中國的正確道路,確定了以“實現現代化爲中心”道路。爲了確保這個中心的實現,確保這個“戰略機遇期”不失,我們其它一切工作都要爲這個中心任務服務與讓路。鄧小平堅决地貫徹這個戰略,親訪美國,吸引外資,改革舊制,並提出瞭解决“台、港、澳問題的新思路”,即“和平統一”,統一後實現“一國兩制”,允許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并存。這是石破天驚的。中國歷史上所有統一都是武力征服,但我們爲了集中精力完成現代化建設,將有限的精力與實力用到經濟建設之中,作出了戰略妥協,去實現歷史上也有過的“相對統一”,即一個國家可以有幾個高度自治區域,既保持一個國家的領土與主權的完整,幾個自治區與大陸地區“和而不同”地實現“一國兩制”。

  鄧小平向港、澳、台抛出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橄欖枝。

  這時的台灣正受到“民主化與本土化”的强烈衝擊,國民黨的“正統”統治面臨嚴重挑戰。蔣經國進退維艱,繼續堅持“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三不政策,顯然是開歷史倒車,宣佈開放“戒嚴”,開放“黨禁”,開放“探親”……,又有巨大風險,會被大陸“統一”,或淪於“台獨”。但他看到了大陸“改革開放”已初見成效,讓他看到未來,不如也順應改革開放,讓兩岸民衆自决。所以他作出了明智選擇——開放黨禁、解除戒嚴、讓老兵探親……,結束了兩岸互不往來歷史,從此誕生了兩岸關係,有了探親、通郵、通婚、通商……。從1988年始,至今恰好三十年。可以説“改革開放”催生了兩岸關係。

  “汪辜會談”催生了“九二共識”

  兩岸有了交流交往,也衍生了許多新問題,如婚姻糾紛,海上走私,漁業糾紛,以及怎麽共同推動科技文化交流、經濟交流、能源開發……,怎麽實現全面“三通”(通郵、通航、通商)等問題。於是台灣率先成立了半官方機構——“海峽兩岸交流基金會”(簡稱“海基會”),大陸相應成立了“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簡稱“海協會”),來處理兩岸關係問題。“海基會”董事長爲辜振甫,“海協會”會長爲汪道涵。於“兩會”在這兩位老人帶領下,開始了互動,終於在1992年4月27-29日在新加坡舉行了第一次歷史性會談,這就是震驚中外的“汪辜會談”,宣告了兩岸分隔了四十三年後,又重聚在一起了。

  第一次“汪辜會談”達成了許多共識,簽署了四個協議,使兩岸關係納入了法制化框架。自此之後,有了第二次“汪辜會談”;乃至有了從半官方到了官方接觸,即2014年台灣“陸委會”與大陸“國台辦”的正式會面;直到2015年兩岸最高領導人的直接見面,即新加坡的“習馬會”(習近平與馬英九的會面)。而“兩會”也從最初“四項協議”到“二十三項協議”。全世界都知道,兩岸中國人開始自己解决歷史遺留問題,至今恰好又過去了二十五年。

  1992年的“汪辜會談”,人稱兩岸“破冰之旅”,這次會談没有討論“一個中國”的政治定位問題,也没有討論主權、治權問題,而是只討論了怎麽促進“三通”的功能性事務性問題。因爲1992年兩岸不存在對“一個中國”歧見,當時台灣剛剛成立了“國統會”,制訂了“國統綱領”,將兩岸關係定位爲一個中國下的兩個地區,即大陸地區與金澎台馬地區,“一國兩區”同屬一個中國,共同反對“台獨”,共同追求“統一”。“汪辜會談”正是在這樣時代背景下的産物。所以“兩會”僅僅以口頭方式表述了“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都承認自己是中國的一部分,均追求統一,感到這樣的共識連寫下來的必要都没有,這是每天接觸的現實,這就是後來所稱的“九二共識”。

  可以説,是“改革開放”催生了“兩岸解凍”,催生了“汪辜會晤”,催生了“九二共識”,使兩岸走向了和解與融合的第一步,讓兩岸關係的大門開啓。這倆位老人,一舉手一投足,無不代表了一個中國,他們的談論、愛好、贈品、函件也無不充滿一個中國元素,如國劇、國畫、國飲、筆筒的互贈,都表達了“必統”信心,成了兩岸最好的紐帶。

  “九二共識”奠定了兩岸政治基礎

  從第一次“汪辜會談”至今,兩岸關係發生了深刻巨變,全面“三通”實現了,雙向投資、就學、就業實現了,雙方貨幣可通兑通换了,兩岸關係被鞏固在二十七年協議上,出現了“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熱潮……兩岸進入“和平發展期”。

  但台灣的發展有着非常吊詭的現象:2014年兩岸關係好得似乎離“統”很近了,“太陽花學運”突然爆發,“獨派”勢力突然抬頭,兩岸關係一下子墮入冰層;接着民進黨反獲大勝,迎來了民進黨全面執政,“獨派”勢力到了不可一世的2018年,而“促統”的聲音在島内反而高潮,認同中國人比例不降反昇,民進黨又開始走向下坡;台灣政治光譜,緑的支持率只有20%左右,藍的支持率也只有20%左右,誰都不比誰好,反對黨甚至在本土議題上向“台獨”靠攏,更構不上制約;台灣每次“政黨輪替”,新的政治領袖人氣與得票率總是超高,但不消多少日子就會跛脚,折損率極高,政權穩定性極差;台灣民衆的“鬥争性”極强,稍不滿意,就暴力抗争,受到外面任何“壓力”,就群情激奮一致對外,没有外來壓力,就自己鬥自己,好鬥成性。

  在這些現象後面,是大陸民衆不易理解的“台灣人的經歷與悲哀”,以及“出頭天”後“民主化與本土化”的變异,這種“民主化”變成了强力的“民粹主義”,成了“民主暴力”,這種“本土化”蜕化成“愛台”與“賣台”的“二分化”,即“非黑即白,非白即黑”,“只問顔色,不問是非”,陷入了“統獨焦慮症”中。這種“焦慮症”也是必然的,戰後台灣一俟獲得了選擇自己制度與生活方式權力,他們選擇“民主化與本土化”是必然的,他們“民主化與本土化”還在發酵階段,還没有消停,還不知道自己的歸宿,還不懂政治現實的約束,還不知道充當美國日本“棋子”的危險後果……。這充分顯示台灣問題的危險性、復雜性與曲折性。

  但“汪辜會談”打開的交流交往大門是關不住了,“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現狀是改變不了了,中國大陸畢竟獲得了“發展機遇期”。四十年的改革開放,根本性地改變了兩岸實力,崛起的中國大陸成爲了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台獨”要想翻越中國大陸這座大山“獨立出去”,無疑是痴心妄想。代表同屬“一個中國”和“追求統一”的“九二共識”,成了兩岸的政治基礎,已深入人心,我們要清醒認識到這一點,時間、實力都在我們這一邊!

  “和平統一”就是走“融合發展”之路

  “汪辜會談”的兩位老人已先後謝世了,但人們一直懷念着他們,他們開啓了兩岸良性互動,特别是汪道涵會長提出的一些政治主張,迄今有着現實意義。如兩岸的政治狀况是“一個中國尚未統一”,“尚未統一”的政治狀况應如何正視;又如統一不是“你吃掉我,我吃掉你”,而是“共議統一”,“共同締造一個更美好中國”,台灣與大陸都統一的主體……。這樣的主張經過二十五年的完善,習近平將它發展爲“共同實現民族振興”,統一大業就是在過程中完成,統一不是形式上的合併,而是要“心靈契合”,“兩岸一家親”,“命運共同體”……。統一的途徑是先完成“終止敵對狀態條約”,然後通過對話與談判,達成“和平協議”,實現政治和解,這就是我們所説的“和平統一”。實現和平統一的整個過程,就是通過相互“融合發展”來實現的。

  要達到這目標,我們要克服許多盲區。如:認爲我們只要强大了,統一就會“水到渠成”;認爲我們只要經濟上一體化了,有瞭高度依賴,經濟會影響政治,就會實現統一;認爲只要我們不斷出台“惠台”政策,給台灣好處越多,國家認同就會改變;認爲“台獨”是“紙老虎”,只要我們不斷施壓,“台獨”就不敢翹尾巴了;認爲台灣“政黨輪替”我們是無法控制,也“無從作爲”的;認爲只要搞定美國,就可以搞定台灣……。這一切都是對台灣對統一的本質的不了解,都是主觀主義的“以己度人”心理的作祟。“認同”不是通過給好處换來的,即便31條“惠台”政策也僅僅解决了一部分來大陸發展人的利益,寡不溢衆,况且新問題新矛盾會接踵而來。

  我們除了要克服許多認識上的盲點外,更重要的是要有所作爲。首先要建立與完善統一理論,没有理論根據,就如無根之樹。其次要建立起一整套“新統一論述”;要制訂《統一法》,有法可依,依法從事;要制訂《統一綱領》,規範統一的階段性目標,包括統一前與統一後目標,要有統一的科學的時間表……。要賦予統一有更大的理想性和新思維,要體現更多尊嚴與包容,體現汪道涵的“共同締造”思維,既要包容“台灣的主體性”、“台灣夢”,也要包容“中國夢”。我們只有真正建立了這樣的理論體系,統一才能真正開啓,才能真正威懾“台獨”。

  縱觀改革開放四十年,不僅改變中國,也改變了世界,也深刻改變了兩岸關係,統一的大門已經打開,“台獨”是注定不會成功。我們要在習近平的黨中央領導下,服從大局,忘我工作,將老一輩開創的大好局面,繼續完成得更好!

  寫於2018年6月7日

  *發表於2018年《中國評論》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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