樑啓超（1873—1929年），字卓如，號任公，廣東新會人，是近代中國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史學家、教育家、文學家，是百科全書式的一代奇才。他“一門三院士、九子皆英才” 的優秀家風建設，受到社會的廣泛讚揚，成爲文明家庭的學習楷模。近年，其家風建設事迹在北京和一些地方舉辦展覽，得到高度評價和强烈反響。

　　任公良好家風，開創和形成於他的祖父和父母，傳承和發展於樑啓超夫妻，繼承和弘揚於樑家的子孫後代。而任公是樑氏家風承前啓後的關鍵人物。從新會樑氏族譜可知，樑家世居的新會茶坑村最早入住的樑氏宗親是明代初期從開平遷入的，距今已有600多年，至樑啓超祖父一代經歷了12代人。在家鄉，從任公的祖父樑維清開始，過着亦農亦儒、半農半讀的生活；他受到嶺南大儒陳白沙理學思想的影響，尊崇“宋明儒義理名節之教”。到了任公一代，他學貫中西，博採衆長，趨利除劣，迎合潮流，在“揚棄”前輩家風内涵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充滿時代特色的優良家風。這裏既有儒家的克己求仁、墨家的勤儉寡欲、兼有老莊的虚無静觀等等傳統倫理道德文化，更具現代的磨煉人格、彰顯社會等倫理精神，以努力使每個家庭成員成爲健全的人的綜合品格。

　　下面從三方面來探討：

　　第一，任公優秀家風的教育和修養

　　1. 現代家風文明，作爲一種倫理文化，它經歷對道德遺産擯棄繼承的過程，既弘揚傳統的，又兼容現代的。樑啓超最初也曾爲功名利祿而奮力，有明顯的局限性；但自從甲午戰争、台灣被割讓之後，其人生思考、個人奮鬥發生了變化，開始投身於拯救國家危亡的運動之中。他過去也曾傳播古人的“人倫”、“倫常”、“五倫”等倫理思想，後來更熱衷於介紹西方近代思想，尤其引進了西方倫理學。甚至連“倫理學”這個詞以及“自由”、“平等”、“民主”等倫理學關鍵術語都經他之手，得以重構、定型和傳播。他還試圖以“倫理學”彌補國民素質，倡導“私德”、開啓“公德”，“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以道德救國。當然，他以德救國不成功，但弘揚中華傳統的倫理家德，同時吸納現代倫理思想，以德理家却令國人稱頌。

　　2.關於家風精神培養， 任公要求每個家庭成員 “在修養的時候，也不是參禪打坐的空修養，要如王陽明所謂的事上磨煉” 。而且要堅持不懈，説：“直到現在我覺得還是天天想向上，在人格上的磨煉及擴充，吾自少到現在，一點不敢放鬆。”如何修養，他把科學修養和儒道修行兩個方法加以並用，認爲其方法不僅用於求知識，“還要用來做自己人格修養的工具”，將中國儒家道術用來打底子，奠定做人的基礎。同時，他主張中西結合模式，既要繼承民族的道德遺産，又要發揚現代的自由平等新風尚。

　　3.任公的家風建設，做到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相結合，使家庭教育的手段和目的辯證地統一起來，這是其家風建設所以成功的原因之一。他認爲：“情感的性質是本能的，但他的力量，能引人到超本能的境界。情感的性質是現在的，但他的力量，能引人到超現在的境界”。 “情感是磁鐵，分量越大，吸引力越大”。情感“是一種催眠術，是人類一切動作的原動力”。在家風傳承中，如果缺乏情感的投入，只講道理，這個教育就顯得枯燥生硬又倉白無力；但只有滿腔熱情，而缺乏曉之以理，這個教育也是盲目而無效的。任公同孩子們的情感無比熾熱，情真意切，奔放平等，充滿慈父之愛。連稱呼都特别親切，對思順稱“嫻兒”、“寶貝”、“順兒”，對思懿取外號爲“司馬懿”，對思寧稱“六六”， 對思禮稱“小白鼻”、“老白者”，他們在外國時稱他們是“一大群大大小小孩子們”、“大孩子、小孩子們”。他經常和子女聊天，都充滿幽默和關愛，從來没有居高臨下的説教。任公真切體會到：“天下最神聖的莫過於情感。用理解來引導人，頂多能叫人知道那件事應該做，那件事怎麽做法，却是被引導的人到底去做不去做，没有什麽關係，有時所知的越發多，所做的倒越發少”。任公對孩子的真情愛意，象强大的磁力深深吸引着他們，給他們以終生的影響，以至思禮回憶起父親時説：“父親偉大的人格、博大坦誠的心胸、趣味主義和樂觀精神，對新事物的敏感性和嚴謹的治學態度都是我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 

　　4.在弘揚良好家風中，任公强調要有理想的同時重視現實的可能性，而對現實執着的同時又不能缺乏對理想的追求，“哲學之理想乃最高之理想”。 任公本人是一位充滿愛國救國志向的理想主義者。他通過學習西方現代的先進理念，得風氣之先，認識到舊中國的積弊，對改變封建王朝、造就新中國充滿理想，並以實際行動去争取實現自己的理想。然而，任公這些理想和實踐，在當時無法獲得徹底的成功。他幾十年處於政治漩渦中，多坎坷，多挫折，幾度出入政治、學術之間，得不到公正的評價，甚至遭到當時一些故意貶抑和醜化。對此，任公説：“知我罪我，讓天下後世評説”。輕聲一句，不以爲意。他堅持篤定的理想和信念，仍經常教育子女做人不可驕盈自滿 ，又不可怯弱自餒，要把自已的遠大理想和社會現實結合起來。他强調説： “一個人什麽病都可醫，惟有‘悲觀病’ 最不可醫，悲觀是腐蝕人心的最大毒菌”。

　　任公主張教育的首要任務是教人學做人，做一個有益於國家有益於社會的現代人 。在處理理想和現實的矛盾中，任公注重對孩子們進行挫折教育，培養創新性獨立性的生活能力。他認爲：“人生之旅途苦長”，“人生在世，常要思報社會之恩”，“總要常常保持着元氣淋漓的氣象，才有前途之可言”。然而，這種教育需要一定的磨練、改造和足够的修養工夫。 道德修養，是指在道德品質方面的修身養性，在形式上是一個曲折迂逥上昇，並由他律走向自律的自我教育過程；這過程中要特别注意激勵道德的昇華，防止道德的墮落，要緊抓苗頭，扶正祛邪，即使小事也不放過。當孩子遇到不開心之事，他還親自開道化解。例如，思成因不幸被汽車撞傷要住院，對按時留學有點憔慮不安，任公便寫信給他説“萬不可因此着急失望，招精神上之萎畏”，“小挫折正磨練德性之好機會”。林徽音的父親在軍閥戰中不幸犧牲，任公便安慰她“不致因悲痛傷了身體”，“人之生也，與憂思俱來，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並通過思成向徽音轉話：“要鼓起勇氣，發揮她的天才，完成她的學問，將來和你共同努力，替中國藝術界有點貢獻”。

　　第二，任公家風修養的形式和方法

　　任公認爲，德性涵養的工夫須要“很經些鍛煉，現在越發成熟”，就是注意在實踐中學習、教育、提高。 這“工夫”的主要形式方法有：

　　其一、故事感化。尤其在啓蒙階段，這是入門的一種教育形式。任公的家鄉處於崖山附近，向南走就是南宋滅亡（1279年2月）的古戰場。任公小時每逢清明節拜山都經過此地。祖父便把南宋軍民反擊元軍的忠烈故事反復講給年少的任公聽。爺爺越講越動情，任公也越聽越感動，萌發了愛國報國的情結。同樣，任公向自己的孩子傳承家風也是從講故事開始的，他經常向孩子們講民族英雄和愛國志士的故事，給他們灌輸愛國思想，激發他們長大後爲國報國的情懷。

　　其二、書信傳教。任公國事公事繁忙，家聚較少，加上孩子們留學在外，利用書信聯絡便成爲傳承家風的主要方式。他給孩子們的家書保留至今的約有400多封。這些家書奔放、情真、意切，既有父親對孩子們的冷暖問候、病痛關切、家事交談、傾心聊天，更多的是對孩子們的成長期許、指點迷津、時事縱論等。這是樑家典範家風建設的佐证、文物和好教材，是留給孩子們以及我們社會的寶貴財富。

　　其三、以身示範。他特别推崇孔子，認爲“最要緊是以身作則，然後感化力才大”。他在“教訓忠忠(思忠)”的家書中就表明要以自己的行動去教育、影響孩子們的成長，指出：“我自己常常感覺我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範，最少也要不愧做你們姊妹弟兄的模範。我又很相信我的孩子們，個個都會受我這種遺傳和教訓，不會因爲環境的困苦或舒服而墮落的。”樑家滿門俊秀，與接受任公的言傳身教、模範遺傳息息相關。任公夫妻 “能够永久保持不厭不倦的精神”，“有極通達極健强極偉大的人生觀”，以及心境樂觀、健全人格，這對孩子們的影響、灌輸是潜移黙化的、持續不斷的。任公給長女思順的書信説：“你們幾時看見過爹爹有一天以上的發愁，或一天以上的生氣？”可見任公的施教，不是相蒙相欺、虚僞空談那一套，而是真誠懇切、言行一致的。

　　其四、商議引導。任公以現代的道德公準處理家風教育中的父子關係，不僅是慈愛而不溺愛的父親，更是嚴格的導師和朋友。對孩子們的家教，没有理論説教、訓斥指責，更没有懲罰和鞭撻，只有循循善誘，耐心説服。任公在六歲時曾因一次説謊，受到母親一頓訓斥，“力鞭十數”。因爲，“我家之教，凡百罪過，皆可饒恕，惟説謊話，斯不饒恕”，“人無信不立”。事後，任公説：“我母此段教訓，我至今常記在心”。 盡管如此，任公没有仿傚母親的這一做法，却是“以自己的人生觀、事業觀、苦樂觀去影響子女們，以商議的方式去指導孩子們，以鼓勵、勉勵、表揚的方式去引導孩子們。”

　　其五、善用“慎獨”。所謂“慎獨”，就是一個人在獨立工作、無人監督的情况下，要小心謹慎，不做不道德的事情，這是道德修養的一種方法。因爲包含某種合理因素，它自秦漢始至今仍然在中國倫理思想中有一定的地位和作用。任公從22歲開始成爲維新變法領袖之一，走上了救國救亡之路，是一位先知先覺、引領潮流的曠世奇才。身處如此激烈競争、大浪淘沙年代，如何處理個人的私德公德言行問題？他主張鈔用“省察法”、“内省自鏡”、“道德自善”、“默默自修”的老方法，這就是在實踐中注重内在修養、嚴格自律、涵養正氣。對於孩子們的品質培養，他在孩子們不在身邊時都是通過一對一的家書、口信形式，要求他們在獨立生活時保持十二分鎮静，注重自我教育，慎重德性磨煉，不斷克服自己的不足和毛病，不至於因舒適或挫折而失去自控定力，甚至悲觀沉鬱、道德墮落。這説明，善用“慎獨”對於培養個人的私德公德有重要作用。

　　由此可見，任公的優秀家風和家庭建設是名副其實的、極爲罕見的典範。它滲入了任公的思想體系而形成獨特的家德傳承理念。

　　第三，任公優秀家風的精神和規範

　　道德規範是道德原則的體現和補充。所謂規範是標準、準則的意思，其結構是多層次的，是一定生活條件和社會關係的産物。中國古代有一講法，認爲道德規範來自天命，這是唯心主義的解釋；而另一講法，認爲“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雖是唯物主義的，但有片面性。任公家風的道德規範作爲一種理念和範疇，則是樑家世代尤其從爺爺一代開始，經過不斷磨練的實際而逐步形成和發展，並成爲與時俱進的準則和趨向。

　　任公優秀家風精神是愛國、敬業、自强、勤儉、篤學，其内核是愛國報國：

　　1.篤學，就是專心好學；是樑家最基礎的一種做人的態度和追求，是傳統倫理道德的最基本原則之一。任公認爲，“人生百年，立於幼學”，着眼長遠。要求每個成員必須從幼教開始，至小學、中學、大學、研究生乃至以後的職業，都要毫不放鬆地抓好學習。其學習的内容和方法要注重傳統和現代的結合。

　　任公自祖父一代起都“始肆志於學”，其祖父考取了秀才，其父也成爲很好的教書先生。任公本人兩歲識字，四歲讀經典，八歲作千字文，十一歲考秀才，十六歲中舉人，聞名鄉里。他一生通讀中西，知識淵博，筆耕不輟，重要著作100多種、字數2000多萬，建樹顯赫。在中國，任公是第一個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馬克思的人，是公開介紹馬克思社會主義的先驅。他的著作影響了數代中國青年人，最早的革命派如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魯迅等都受到他的新學啓蒙和思想洗禮。

　　如何做學問呢？任公認爲：“我國古來先哲教人做學問方法，最重優遊涵飲，使自得之。這句話以我幾十年之經諗結果越看越覺得這話親切有味。凡做學問總要‘猛火熬’和‘慢火燉’兩種工作，循環交互着用去。”但是，“求學問，不是求文憑”。在教育實施中，既有整體要求，又有個别指導。小時着重抓家教，有任公親自上課，有外教上門講授，在家裏還設實驗室學“數理化”；待他們長大後到國外留學，仍指導他們度身選擇學科、專業，接受西方教育，擴大學術境界，努力中西兼通。在日本時，長女思順除了讀日語學校，還親自教她學習中華傳統文化。長子思成推遲赴美國留學，任公便要求他在此期間自修經典。由於任公的重視，孩子們都能背誦《四書》《五經》等著作，在接受西方文化時能够借鑒比較。在任公的教導下，九個子女都有一個共同的優點就是對學習孜孜不倦，勤學向上，學有成就，靖獻於社會。思成後來深有感觸地説：“我非常感謝父親對我在國學研究方面的督促和培養，這對我後來研究建築史打下了基礎。”

　　2.勤儉，就是勤奮節儉；是樑家世代相傳的一種優良傳統。任公牢記父親的無論什麽時候都不能忘記勤儉、檏素家風的訓誡，從小就教導孩子們：如果“生活太舒服，容易消磨志氣”；“有志氣的孩子，總應該往喫苦路走” ，但不要“損壞身子” 。他給思順的書信説：“吾家十數代清白寒素，此乃最足以自豪者，安而逐腥膻而喪吾所守耶？”要堅守“寒士家風”。 在日本逃亡14年期間，他生了5個孩子，生活比較困難，甚至有時餐桌上只有米飯加咸蘿蔔，要求孩子們上學趕路自帶飯糰，不許亂花錢；在外國留學只給足够的學費和少量用費，如仍缺錢則鼓勵勤工儉學。思禮在美國留學正是這樣做的，他經過自己艱苦努力，獲得全額奬學金和生活津貼；在課餘時間還堅持到餐廳當洗碗工，到游泳池當救生員，到工廠當工人。

　　3.自强，就是自已努力向上，永不懈怠；是樑家做人的一種優秀品格和剛毅意志。樑家注意在道德培養、人格磨煉、志向確立等方面去增强自强的意識和能力，而“德育居十之七，智育居十之三”。任公在致孩子的書信中就强調：“處憂患最是人生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奮，志氣强立” 。你們這輩青年 “要挨極艱難困苦的境遇”，“對付得過這十幾年二十年風浪”。“你們現在就要有這種徹底覺悟，把自己的身體和十二分注意鍛煉、修養……”任公一生，命途多舛，歷經風險，但仍保持積極進取、自强不息的精神狀態，成爲青年的人格模範。任公的子女個個在成長中都不是那麽一帆順風的，在事業上也不是那樣無險無阻的。依靠的是什麽呢？就是樑家家風中那種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勇氣。

　　4.敬業，就是專心致力於學業或工作，任公認爲“敬業即是責任心”；是樑家家風的一種對待“天下事業” ，勇於擔當和認真負責的精神。樑家的敬業精神是一代傳一代的。任公的父親病重時，堅持不告知正在參加護國戰争的任公，好讓他安心國事，直至父親去世之後70多天，才轉告於他。任公晚年身體不好，但仍帶病到課室講課；治病期間，仍履約上台演講。這一示範行動對孩子們的教育很大。在抗日戰争時期，思成和徽音患病嚴重，生活貧困，仍與同事跋山涉水，風餐露宿，對重要古建築進行測繪、研究；解放後，思成成爲中國現代建築學領域的一代宗師，徽音也在文藝領域取得了顯著的成就，這些是他們將敬業精神發揮極至的結果。

　　5.愛國，就是熱愛和服務自己的祖國；是樑家家風的核心和主綫。任公曾回答提問時説：“我的中心思想是什麽？就是愛國。我的一貫主張是什麽？就是救國。”他教育子女從不放鬆愛國主義這根弦，經常對孩子説：“國家生命民族生命總是永久的，我們總是做我們責任内的事”。 “人生在世，常要思報社會之恩”，“要有國家思想、權利思想”。他充滿救國圖强的情懷，對國體、政體、法制、經濟、文教等國事進行研究，積極實踐，鞠躬盡瘁，成爲愛國的楷模。正如樑思禮後來歸納的“綜觀他的一生，愛國圖强是他的思想核心，變革創新、與時俱進是始終貫穿他人生歷程的思想精髓。”在他的影響下，他的七個在國外留學的孩子學成之後，都放棄了國外優越的生活條件和工作環境，拒絶了有關方面的挽留，義無反顧地選擇回國服務，并且充分發揮各自特長，在各相關專業成爲國家頂尖能人。習近平總書記就曾公開讚揚任公家族一位成員的愛國報國精神。樑思禮是著名火箭控制系統專家，中共黨員。他在美國獲得碩士、博士學位，在建國前夕起程回國，曾在郵電部電信研究所、總參通信部電子科研所工作，後調入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導彈研究院)，任自動研究室主任，繼而任航天部總工程師，是我國第一個地對地導彈、核導彈、遠程液體導彈、長征二號和三號運載火箭的負責人之一、副總設計師，成爲我國第一代航天人。他還參加了第一個自行設計的中遠程液體地地導彈的研製、13發彈的飛行鑒定試驗、“兩彈結合”飛行試驗並準確實現核爆炸、向太平洋發射遠程火箭的飛行試驗，爲我國遠程導彈研製成功做出卓越貢獻，成爲航天可靠性工程學的開創者和學科帶頭人之一；於1987年當選爲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1993年當選爲中科院院士，並分别獲得國家科技進步奬二等奬、老教授科技興國奬等。他於2016年4月14日病逝，習近平總書記發唁電，高度評價樑思禮優秀的精神、風貌、功績，説：“新中國成立之初，樑思禮同志毅然歸國，爲發展我國航天事業鞠躬盡瘁，並作出了重要貢獻，他的愛國情懷、奉獻精神和嚴謹作風令人敬仰”。

　　“倫理學”這個詞，原於希臘文，譯爲英文叫“艾思克思”。日本學者再從英文翻譯，借用中文“倫理”二字，譯成日文“倫理學”。因日文這三個字與中文一樣，中文也叫“倫理學”。“倫理學”原意是品質、風俗、習慣的意思，英文相當於品德學。它的研究對象是社會的道德現象，它是一種特定的社會意識形態。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課堂，家風是品德的第一堂課，是倫理文化之根基。上述樑啓超五方面的家風精神規範，雖然没有查到任公以家訓、家規形式的文字記載，而是體現在任公的演講著文、日常家教、往來家書尤其樑家成員的言行表現之中。任公對中華倫理思想的研究頗具深度，用語尤爲講究，并且在家風規範中加以結合運用、融合體現。例如：

　　1.關於篤學，任公强調子女背誦的《論語》就提出“篤信好學”，“不耻下問”，“有教無類”，“知者不惑”，防“六蔽”要“好學”，其實是把篤學作爲修德的一個重要原則。除《論語》外， 任公還要求孩子熟讀《四書》（尤其中的《大學》《孟子》）《五經》《荀子》《墨子》《後漢書》《戰國策》《左傳》《古文觀止》《國學源流》等等，就是要讓孩子們理會、接受其中的傳統倫理精神，營造優秀的家庭風範，修煉做人的品格。

　　2. 中華文化最爲長久、深固的當屬倫理文化， 已有幾千年的傳承。它藴含着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的精神，形成中國特色的倫理學或道德哲學。據研究，中國古代倫理思想最初産生於周代，開始以“有孝有德”爲基本内容， 並有“人倫之理”和“爲人之道” 的表述；戰國時代，諸子百家尤其儒家逐步形成，出於社會生活的需要，産生了《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荀子》等系列著名倫理著作，並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爲倫理訴求，從此奠定了中國古代倫理思想發展的基礎。宋明時期的倫理道德之學更成熟爲獨特的中國哲學。   

　　中國的道德傳統，以修身爲本，重視知行合一的修德功夫。“仁義禮智信、温良恭儉讓、忠孝廉耻勇” 作爲中華傳統美德的範疇，是經過數千年的錘練而成的， 至今仍具有積極意義。任公在踐行家風和青少年教育中特别强調“智仁勇”兼備，“禮孝仁愛”並重， 所彰顯的其他家風精神“勤儉、自强、敬業、愛國”等也都體現了中華優秀傳統美德的内涵。

　　中華傳統倫理文化尤其注意處理家與國的關係，家是最小的國，國是最大的家，家國不能分割。任公認爲：“德爲先，國爲本”，“人必真有愛國心，然後方可以用大事”。他教導孩子們説：“論理畢業後回來替國家服務，是人人共有的道德責任”。以指明孩子們的人生之路。在家風規範中，如此重視弘揚愛國報國精神，就因爲它是中華傳統倫理學中最重要的思想内核、最崇高的社會公德。

　　綜上所述，樑啓超的良好家風建設是非常成功的。家風和社會風氣一樣，都是倫理實體的精神體現。任公把中華傳統的倫理思想和現代的倫理學原理融合運用於家風建設中，其主調非常鮮明，方法極爲科學，經驗十分寶貴，成就了中西合璧、和諧幸福的好家庭。在認真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强調“家風是社會風氣的重要組成部分” 、“要把家風建設擺在重要位置”、“ 要重視家庭建設” 重要指示的今天，我們值得宣傳、推廣、傚仿樑啓超好家風好家庭建設的經驗。

　　(本文發表於2020年10月23日江門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江門市樑啓超研究會舉辦的“樑啓超與傳統文化研究”座談會，並收入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