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中文没發表過文章，我算一個！至今我没有署自己名字在正式出版物上發表過文章，三十年聚會大家要集文正式出版，我本就爲無所爲文、不善爲文犯愁，索性就想堅守無署名文發表的“金身”不破，打定主意以歌曲《校園縈懷》充數——欲將盡在不言中的感懷，以一首歌曲來表達，聽憑詞曲發散無盡的記憶、思緒、情愫與回味……却不斷遭到師兄師姐師弟師妹們催寫的“威逼利誘”，“金身”似難堅守，又陸續讀到大家的精彩文字，尤其感同身受的是分佈天南海北的六十人結緣78級的點點滴滴，三十年的情誼，真摯而又清亮，淳厚而又深重，也就覺得我這份緣和我這支歌，的確也該交代一下，勉强爲文吧。

　　一、緣

　　1976年9月，從湖北黄岡黄州中學高中畢業後，我下放到了羅田縣三裏河公社六十石大隊，成了一名插隊知青。那時中學畢業插隊是國家政策，也是潮流，大多數人盡管心裏不情願，但無可奈何没有别的選擇，只能隨大流，是好是壞反正大家都一樣。表面上都響應“扎根農村一輩子”的號召，但幾乎所有知青心裏都覺得只是那樣説，畢竟有知青以招工、招生、參軍、病轉等方式離開了農村，至於每個人自己究竟會怎樣，都想不了那麽具體，只是懵懵懂懂覺着總有那一天的，對十幾歲的青年人來説，還有的可遐想。

　　那年八月份歡送知青下放時我不在場，之前，父親覺得等我去了鄉下就再也没有自由支配的大塊時間了，抓住我中學時代的最後機會安排我“出去玩”（現在叫旅遊）。學校書記的女兒是父親的提琴學生，有這一層關係，我的請假6月裏就緑燈大開。我第一次獨自長時間離開家，去的不是農村反而是大城市。我從黄石坐船去上海再去青島，到北京的第十二天趕上了唐山大地震，在首都經歷了一個多月的抗震生活後到武漢，繞了半個中國，直到9月初才回到黄州，9月12日由母親陪同到了知青點。不知其他知青一個月前告别家人和黄州時心情如何，我與母親分别時感覺很平静，大概畢竟不是山高水遠，知青點離黄州大約也就百十公里。

　　羅田屬大别山區，全是山地，水田不多，農活不重，植桑爲主兼作其他。我們知青點是大隊桑蠶場，插隊僅兩年，但種地種田，植桑養蠶，挑糞、開荒、送糧、打柴、上水利等等，確實受到了鍛煉。真正領教了莊稼人的辛苦勞累是77年夏天，那是帶隊老師别出心裁（多半是爲他向領導總結匯報時好有功績可吹），在“雙搶”最農忙的一個月，把所有男知青派住到小隊鍛煉，與貧下中農“同吃同住同勞動”。我去8小隊（2006年與漢軍一起重訪知青點路過的那個塆子就是），整整一個月真正早出晚歸，四點多出工，夜裏十一點多收工的時候也有，其間短暫的休息也即莊稼人的勞逸結合，包括早中晚三頓飯和上下午各歇一氣（半小時左右），晚上只能睡三四個鐘頭，幾乎就是連軸轉。年輕氣盛的我，仗着個子大，也把自己當壯勞力專要重活干，干起活來不會省力又不惜力，比如挑百多斤的草頭（收割後的稻捆），赤着脚在田埂上争先搶後。“雙搶”後我就累癱了，請假回家，生了一星期不知是什麽病的病，弄得醫生懷疑我是染上了鈎端螺旋體，其實就是累的，加上營養跟不上。

　　知青吃的苦相比農民們那真是不算什麽，尤其我們插隊時已是“文革”後期，毛主席給福建李慶霖復信已好幾年了，落實了好些政策，知青點房子是新蓋的，比農民的房子好得多，可以説是那時的鄉村高檔宿舍，有厨房和餐廳，還有會議室（兼文娱室），外面專門配套建有籃球場和厠所，後來還用抽水機裝了自來水。那時經濟不發達，農村更没有農副産品的定量供應，難得吃上肉蛋魚，到冬天連新鮮蔬菜也没有。但知青糧食有定量，每人每月70斤谷3兩食油，頭一年每月還供應一斤猪肉。零花錢由家裏補貼，多的一個月二三十元，少的起碼也有五元。而當地農民的勞動收入，以我一個全勞力日工分記10分來説，年底算賬全年的收入大約也就120元。而那時城裏普通青工一個月的工資就有二三十元了。

　　1977年恢復高考時，已是我插隊當知青的第二年。一年多的山區農村生活時間還不算長，某種意義上説還没新鮮過來，還覺得好玩呢，但農活的勞累和山區的艱苦，畢竟不是城裏學生伢的追求。原本還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離開，突然就來了可能，也帶來了新的新鮮和追求，那就是重拾課本。起初還只是利用晚上時間看書，後來爲照顧知青復習功課，每周我們有半天（或一天，記不準了）不出工。我們文教衛系統還特殊，派了老師來輔導，都是黄岡中學的老師喔，如今那可是全國名校。

　　當時藝術院校也是提前招考，我一直没有中斷拉琴，與父母商量後决定試試報考湖北藝術學院小提琴專業，但並没有多大把握能考上，因爲“文革”中積累積壓的文藝人才太多。考點就在黄州，我回家備考，最需要父親的輔導却偏偏不能。家父是“文革”的老“運動員”，“文革”初被打成“反動權威”和“黑幫”，之後幾乎凡遇“運動”就被批，這時又莫名其妙被扯成“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正在隔離辦學習班不準回家，可見“文革”極“左”慣性之大。我只能自己練琴找感覺。初試是在父親劇團的院子裏，我見到父親在隔離的房間，趁空進去拉我準備的曲目給他聽以得到臨陣磨槍的指點，没有拉完就被看管人員發現轟出來了。後來復試我考得很好，樂理據傳考了全地區第一。初試復試全通過，參加體檢政審，只等通知。我隨即趕回知青點準備考文科。

　　那年考場設在公社中學，比較遠，大冬天我們背了自己的鋪蓋去，在公社禮堂的角落鋪一片稻草打地鋪，住在那裏參加考試。之前我已拉開架勢參加藝考，花了很多精力和時間練琴復習樂理等等，回過頭來再考文科，就不如其他知青準備得充分，也就是靠中學的那點基礎，所以考得不好，但總分還是過了録取綫。我們這個點的知青都是教師子女，考得就是好一些，十三人考，有六人過了録取綫，五人被録取，記得是全縣上綫率和録取率最高的知青點。但唯獨我没有被録取，藝術和文科兩邊都没等來通知。近年有當初參加高考招生的知情人透露，我未被録取實因家庭政審没過。後來擴大招生名額，母親所在的黄岡師範專科學校可以録取，學文學理隨我挑，徵求我意見時我放棄了，因爲從小就聽父母説是“窩”在這個鬼地方了，跳出黄岡是全家的向往，再則我也有考出去的自信。

　　送别知青戰友上大學，爲他們躍上龍門高興。其中有我最要好的兩個伙伴，一個從幼兒園到高中一直同班（後因病英年早逝，甚扼腕！），還有一個是中學同班天天一起上下學的鄰居（近年在珠三角三市轉任市長書記者），那麽多年的相處突然分開，惜别難舍，而他們是去武漢讀大學，從前都是我假期從武漢外婆家回來眉飛色舞告訴他們漢口武昌如何如何，也就更爲自己名落孫山感到落寞。

　　全國範圍大規模的知青回城潮雖然後來才爆發，但實際上是從恢復高考開始的。考上大學的知青數量，相比之前每年有數的幾個招工招生指標來説多了好幾倍，以至於更多没有考和没考上的知青心中，彌漫着某種情緒，有急迫，有酸楚，有苦悶，有等待，也有期盼……甚至想不管什麽方式，只要能離開就行。比如接下來的招兵就讓我很躁動。上高中時，黄岡曾經有過一次大型的舟橋軍事演習，小小的黄州進駐了許多部隊，我們學校也有。軍愛民民擁軍，少不了文藝聯歡，因此瞭解到那時部隊團部、師部、軍部都有宣傳隊，何况我兩次赴京還看過總政及各兵種總部宣傳隊的演出，在北京姑姑家更是見過許多青島籍的文藝兵（包括當時借調到八一廠的唐國强），穿着軍裝吹拉彈唱一直就很讓我羡慕，年輕人固有的軍人情結和衝動讓我對參軍動了心，向往着到了部隊憑拉琴的特長而成爲文藝兵，但新來的帶隊老師不讓我報名。後來送别參軍的幾個知青，想想他們考學確實够戧，顯然帶隊老師是有甄别的！

　　參加78年高考從容多了，趁春節假期滯留居家復習，返校聽課（類似於現在的復讀），改變兩面出擊而專攻文科。直到臨近考試前，才回到知青點，在最後的插隊勞動生活中等待進入考場。這次考試環境和條件都大大改善，考場在縣城關中學，我們住在一墻之隔的招待所。經過幾個月的復習準備當然見成效，臨場發揮正常，總分考了340多，歷史地理分高，都是80多，語文好像是74，政治也還行，就是數學只考了30分。報志願時，想當然把武漢大學歷史係報爲第一志願第一專業，一是因爲歷史考得最好，二是教過我的老師説我最適合學考古，而録取我的却是第二專業中文系——我的大學緣落定在我們“老八舍”，却並非我主動選擇的結果，真是很有幸啊！

　　值得一提的是，全年級60人，有兩個張姓同學跟我關係又不一般。一個是張磊，我倆的父親是劇團的同事，他父親是導演，我父親是指揮，小時候我們倆没準一起操持道具刀槍玩過“打仗”，後來他一直在英山上學，所以直到進校後我們才續上前緣，雖然之前父親告訴我張導演的孩子也考上武大了，不曾想竟然是同係同年級。還有張曙紅，他和我都是羅田縣三裏橋公社的考生，他是應届生，我倆同在城關中學考試，如此同縣同公社同考場又同校同係同年級還同班，也真是巧！

　　二、歌

　　相逢三十年後，我這個小字輩也都50歲了，到了所謂的知命之年，自然也就有所回首，偶爾會覺得我這輩子若是學音樂，可能是一條不錯的人生道路，但實際情况却是我不斷地錯過。

　　1958年後，同在湖北藝術學院音樂係教書的母親和父親響應號召（其中隱情是母親的被動員與上年外公打成右派不無關係），先後從武漢支援基層到了黄岡，不然的話，若生長在大城市，又是“湖藝子弟”，我最大的可能，就是像很多音樂家庭的孩子那樣，自幼習樂，長大了跟父母一樣搞音樂。

　　與現在小孩學音樂的年齡越來越早不同，早先一般認爲六七歲是對小孩進行初期音樂教育的最佳年齡，但1966年我7歲時，“文革”爆發，父親被打成“反動權威”和“黑幫”，罰做小工以“勞動改造”。原本想教我學音樂的父親突然覺得他自己學音樂是個“誤會”，心灰意冷，自然不想讓孩子也“誤入歧途”。直到我12歲時父親才開始教我拉小提琴，也並非心血來潮，而是那時社會上普遍認爲憑一技之長可能有好的出路，比如招工招兵機會大，就是在那些苦地方如“三綫”建設工地也有文藝宣傳隊，在宣傳隊就能少吃好些苦，於是一時間搞文藝搞體育極時髦。父親也是爲此才教我學琴的。

　　説到我的學琴贅筆一提，所用曲譜大部分來自青島（當時父親的琴譜不全）。一是現在著名小提琴家吕思清的父親吕超青所提供，他爲培養三個兒子拉琴，自己抄譜和刻蠟版印譜，成瞭高水平的制譜行家，我至今仍保存着若干由他刻印的曲譜。二是那時青島流行用工廠曬圖紙的方法，將成本成册的外國原版曲譜批量復製，聊補“文革”中無此類“封資修”曲譜出版之缺。不論油印或是曬制，或可看作是艱難時期先進文化的頑强抗争。那時父親的提琴學生不少，這些曲譜解决了大問題。父親與吕超青先生是小學同學，青年時曾同在朝鮮人金光沃門下學習拉小提琴。

　　我剛上初中時，趕上林彪事件後的“教育回潮”，教學活動有聲有色，公開課不斷，是我從小學到中學期間少有的享受學習快樂的一段時光。但好景不長，不知怎麽就“知識越多越反動”了，文化課不被重視，要學習“三大革命”的生産實踐本領，學校辦起了專業班，有農業班、農機班、電工班、紅醫班等等，類似於現在的職業中學吧，除了學基本的文化課，有相當多的專業課程。我所在的文藝班，排課自然是多了唱歌、識譜、舞蹈、練功、排練等等，有點像是藝校。專業老師主要是湖藝畢業的，原先都在地區文工團，是父親的同事，有的是經過“五七”干校“改造”後恢復工作到學校來教書。

　　文藝班同時也是學校文藝宣傳隊的組成部分，初中時我們還只參與個别節目，到高中我們一個班就能演一台節目，聲樂、表演、舞蹈、器樂等等，不乏精彩，有些節目還是專門到當時很有名的武漢江岸區紅小兵宣傳隊學演的。那時時興開門辦學，不論到農村、工廠還是部隊，文藝演出一定是重頭戲。我們“黄州中學毛澤東思想業餘文藝宣傳隊”在黄岡名噪一時呢！1975年舉全校之力排演《長征組歌》，很是轟動。也曾被質疑過，舞蹈《放鴨姑娘（芭蕾）》參加全地區學校文藝會演時，因爲“鴨”與“鵝”的演出服裝相似，被一個工農兵評論員指責爲蘇修《天鵝湖》的翻版。

　　自然，我隨父親學小提琴派上了用場，成了樂隊主力。但我用心不專，圖新鮮好玩，自己擺弄會了幾樣民樂，笛子、二胡、笙等等，成了“萬金油”，雖然主要還是拉小提琴，但常常會按需操琴，需要哪樣就來哪樣，尤其笛子和笙音量大，在樂隊中的作用遠大於小提琴，演出時更帶勁些，有時還會彈低音“革胡”。久而久之，不僅受到了文藝氛圍的熏染，一些音樂專業的基本訓練和多方面實踐也深深烙印我身。例如組織樂隊、簡單的器樂編配、記譜（相當於視唱練耳）等等。在家裏我更有學習條件，父母的各種音樂書籍，從識譜法和基本樂理，到和聲、對位、曲式、作曲、配器以及音樂辭典和樂譜等等（有的是譯著或原著），都被我從小時候起就翻遍，不過大多都看不懂。後來父親弄了一套湖藝的“教育革命”教材，其内容可以説是把西方音樂理論簡化後用“無産階級革命藝術”作品來舉例，就比較淺顯易懂了，記得有樂理常識、歌曲創作方法、和聲常識、小型樂隊編配常識等幾種。

　　父親先前是在地區文工團，經過“五七”干校階段後，恢復工作擔任地區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戲劇隊（原漢劇團）指揮，主要演樣板戲。另有歌舞隊（原文工團）在我上高二時招收學員，我們文藝班一下子去了7人，聲樂、舞蹈和器樂都有，本來還有第8人那就是我。父親告訴我，只要我想去歌舞隊會要我。十六歲的我雖然對職業的認識還懵懂，但去劇團的直接好處是不下鄉插隊！當時那是多少父母和孩子求之不得的。現在回想起來，我當時是想去還是不想去還真説不清楚，但我不能去的原因或者説我的主見十分明確：自“文革”後父親就是“運動對象”，我若與總挨批鬥的父親同一單位，豈不是自尋煩惱自找尷尬——我錯過了這次從事音樂職業的機會，當然，即使去了後來仍會參加高考。

　　如此上中學導致了我的兩個傾向，一是我原本偏文科被强化，尤其是語文是我的强項，幾乎每篇作文都被老師講評，而數理化没好好學。二是音樂從家庭和學校兩個方面影響了我。但1977年報考湖藝未果，也就没能從事音樂專業，只能是我的業餘愛好了。我愛好音樂基本無關創作，拉小提琴爲主，鋼琴二胡笛子也玩，自娱自樂，現在琴拉得少了，也就是聽聽唱片之類，還建有一個音樂網站。這兩年入門自學電腦音樂製作，比較上癮！也時常彈彈鋼琴。

　　早先還參加一些演出，當知青時就幫縣“五七”大學演出，上大學後參加校文工團樂隊。畢業後參加北京教師合唱團樂隊（父親的好友、已故著名指揮秋裏當時擔任該團藝術指導），時有演出，1986年7月曾隨樂隊弦樂組加入“華北音樂節（草原花薈）”北京演出團，爲葉佩英、關貴敏、鞠敬偉、崔岩光等伴奏，指揮先是電影樂團的趙寶昌（現旅美），後來是曹丁（現上海歌劇院。1988年嚴良堃在山東排演《貝九》時，父親和曹丁同爲助手），在呼和浩特演出多場，算是過了一把專業癮。

　　1985年曾聯繫調到中國音樂學院教書，爲争取調成，當時《藝術概論》的課任老師焦淑紅（《話説長江》作麯王世光的夫人）極力鼓動我先去兼課，於是我接手她的課直到結課考試，學生是聲樂、歌劇和器樂專業的本科生，其中有當時的兩個名人，一個是後來的著名歌唱家彭麗媛，另一個是嶄露頭角的青年歌手楊曙光，現在是中國音樂學院聲樂教授。後因單位不放調動未果，我再次失去了與音樂相關的工作機會。

　　至於我的音樂創作，那就只是好玩而已了。在中學文藝班編演過節目，主要是器樂的，也寫過歌。上大學後，將幾首歌曲改編成小提琴二重奏與來華强一起演奏過；曾嘗試爲77級的《珞珈山組歌》譜曲；80級的許楊等人曾預謀演話劇，編的劇本中需要兩首歌，讓我譜曲，我只完成了一首；另外，或會因讀到詩詞偶爾靈感乍現而寫歌，本文開頭提到的《校園縈懷》就是其一，旋律的萌發和靈動就在老八舍，是門口黑板報上歷史係80級的一首詩（題目不記得了）所引致。

　　記得那天走進八舍大門，完全不經意隨眼看那墻報，讀到“珞珈山麓”一句，腦子裏不知怎麽的旋律就往外冒，接下去幾句也隱約呼之欲出，便隨即抄下全詩，在一兩天時間裏費了點功夫譜了曲，但也只是寫着好玩記在我的歌本上，偶爾自己翻出來唱唱而已。直到1998年“相逢二十年”聚會之前，一時興起，想着聚會時能唱咱們自己的歌豈不好？才又找出來，試着重新寫了切合聚會的歌詞《校園縈懷》，增加了自由開闊的前奏以描繪珞珈山，改了幾處樂句。一直覺得挺好玩的電腦MIDI軟件也派上了用場，製作了MIDI並打印成歌譜拿出來亮相。到聚會時童志剛鼓動我帶領大家一起唱，當衆唱過一遍，但那時也還只是不成熟的初稿，也只有一段歌詞。

　　相逢三十年聚會時，寇勤力主收集三十年來的照片和録像編成視頻在聚會時播放，自然用我們自己的音樂配樂爲好，也就再次用到了這首歌。但我上次做的MIDI找不到了，重新製作MIDI時，我對全曲做了重要改動，增加了一段歌詞，編了二聲部，還請家父爲我把關。老爺子果然厲害，一處旋律音和一處節奏經他斧正後舒服多了。又適逢母校文學院建院80週年院慶，我將此歌發到文學院凑熱鬧，院裏推薦給校報發表了，至此，這首歌結束了27年時續時斷的創作修改過程，公之於衆。見報當日，兒時好友時任校教務部部長吴平（現任華中農大副校長）即給我發來短信祝賀贊賞。王華敏在“老八舍夜話”裏歸納爲兩句意境：花前月下賞朝霞，紅燭伴讀建國家。2011年自學音樂軟件後，又編曲製作了音頻，聽起來更像回事了。

　　2016年5月母校舉辦“武漢大學校園歌曲三十年”活動，出版《就這樣望着你的臉——武漢大學校園歌曲30年精選集》，收入了這首歌曲（與我另兩首歌曲一並爲《珞珈三懷》），且排在第一首（歌集收録了68首歌曲而此歌創作時間最早），在5月29日晚活動慶典暨頒奬晚會的諸多奬項中，我是“熱忱與情懷奬”的四位獲奬者之一。

　　這幾年裏，同學們只要在一起，總要感嘆歲月的匆匆流逝。一晃三十多年，有的同學都退休好幾年了，有的在工作崗位上差不多是站最後的一班或幾班崗，歲數小的幾位也都年過半百，我們的人生正在或就要成爲一道道落霞。而上大學作爲我們相識的起點，在這時也就自然而然尤其值得回憶回味並難以釋懷，我們三十多年的交往情誼也是如此。我想，等到了我們的晚年，當生活的匆匆脚步真的放慢下來，那時，徹底休閒的我們更能享受其中……

　　2010年2月大年初一改定於北京西紅門

　　2014年11月略改於北京馬甸

　　2017年7月訂正於北京翠微路

　　隋圻簡歷　（學號787054）

　　男，漢族，1959年5月3日生於湖北武昌。網名：城根。籍貫：山東青島。父親（山東青島人）和母親（湖北武漢人）當時均在湖北黄岡工作，三歲時即到黄州入幼兒園。

　　1966年3月入黄岡師範專科學校附屬小學（現黄岡市實驗小學），十二歲時由父親教學小提琴。1972年春入黄州中學。1975年“五四”加入共青團。1976年夏高中畢業後，赴黄岡地區羅田縣三裏河公社六十石大隊（現爲村，屬鳳山鎮）務農，爲大隊蠶桑場知青場員。

　　1978年秋被武漢大學中文系録取，列78級二班四組。

　　1982年8月畢業分配到北京市郵政（管理）局（現北京市郵政公司）職工學校（已並入北京市郵政教育中心）任教。

　　1985年上半年曾在中國音樂學院兼課，1986年曾參加華北音樂節演出。

　　1991年5月嘗試下海，到北京科貝爾化工有限公司兼職，任電腦主管。

　　1994年3月加入北京艾迪爾廣告公司（老闆爲同門師兄）至今，主要負責策劃創意和辦公事務等工作。

　　1991年11月與郵局同事許化結婚，共撫愛子許迪（後改名隋翰）。犬子可教，成年後歷練經年（其間曾在兩位同學手下謀職），攻讀MBA後遊刃於央企國企，憑自身能力做自己喜歡的事，已開啓上昇節奏。所牽手之軍旅嬌妻，現轉業從警，並爲老夫喜添小孫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