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1953年生於武漢，今年61歲。

　　16歲以前，我是在武漢度過的。從1960年到1965年，我在武漢市最好的小學之一的學校就讀。當時，這所小學是武漢市爲數極少的最早試行五年制的學校，我是首届小學五年制學生，還擔任班長，班主任是武漢市非常有名的先進教師。我的小學時代是幸運的，它幾乎奠定了我後來人生的主要思想基礎和文化根底；在品德上，誠實、忠誠、勤奮、寬厚成爲我後來生活道路上一種根深蒂固的自覺。

　　從1965年9月至1966年7月，是我唯一可稱得上是讀中學的一學年。在考中學時，幾分之差，没考上當時武漢市最好的中學，却分到了一個很差的中學。但在這所中學裏，我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重用，擔任了少先隊的大隊長。當時我不到13歲，比大多數同學小一歲，因爲我小學少讀一年。

　　“文革”剛開始時，我又紅火了一陣。在批判“三家村”時，被指定作爲學生代表參加了不少大會的發言。其實我根本不懂什麽，只知仿照報上的詞句，故作激憤狀地聲討一番。當成立“校文革委員會”時，我還當選爲文革委員。到了1966年的8月份，血統論盛行起來，我一下子成了黑七類子弟，被驅逐出了校“文革”。

　　我“出身”不好，填成分時，填的是“舊軍人”。我父親是個孤兒，1938年爲求生計，報名參加了當時在武漢征兵的國民黨軍隊，説是爲了抗日。在軍隊中，可能是由於勇敢、聰明，被送到砲兵學校學習了幾年，便漸被提昇，到1948年淮海戰役時，已是黄維兵團中的一個代理砲兵連長。在雙堆集被俘後，學習了幾個月，本可留在解放軍中，但他不願打仗了，便回了武漢。於是我便有了這個“出身不好”的印記，並從此對我後來近十年的生活産生影響。

　　二

　　我是1969年元月下鄉插隊的，正宗“老三届”，當時不滿16歲。

　　我下放到湖北省蒲圻縣官塘區，並在那裏生活了近十年。

　　在農村當知青時，我嘗到了磨煉的滋味，並經受住了這種磨煉。我承受過常人難以承受的勞動强度，受過飢寒交迫的折磨。我下放的地方，農民的生活是很苦的。從1969年到1972年，每年的正月十五過後，直到七月中旬收穫早稻，有近4個月吃不飽的日子，以麥麩、谷糠、野菜、豆餅充飢是常事。而我們則比農民還不如，常常是靠農民送或厚着臉皮討要一些野菜粑來充飢。捱餓的苦也是一所大學校，挨過餓的人是没有什麽苦不能吃的。

　　從1970年下半年開始，城市陸續來農村招工了。其他的知青陸續被招走了，但我却屢招不走。原因有二：一是家庭出身不好，二是眼睛近視。由是我當了整整三年地地道道的農民。

　　1972年，當地供銷社開展整頓財貿隊伍的運動，我被推薦參加貧下中農宣傳隊進駐供銷社當工作隊員，運動結束後便被招進了供銷社當營業員，一干就是將近七年。我站過櫃檯，當過送貨下鄉的貨郎，也當過農村代銷店的管理員。

　　1977年恢復高考時，我參加了第一次高考，並上了初選綫，但大學却没上成。當時供銷社正開展“三講”運動，講對粉碎“四人幫”的認識等。上面來的工作組鼓勵大家講真話，别人都講對“四人幫”早就看在眼裏，恨在心頭，我却如實談了我的認識過程。當時工作組稱贊我講了真話，過後却在我的入學政審中做了“思想反動”的結論。别人都陸陸續續接到入學通知書了，我的通知書却久等不來，一打聽才知是政審出了問題。我忍無可忍，找到工作組和單位領導據理力争。他們自知理虧，答應如果再考取了，决不作梗。當1978年我再次高考上綫時，上面規定政審材料必須本人簽字。工作組和單位領導不僅不再説我思想反動，而且把政審鑒定寫得很好，讓我過目。這前後兩種不同的態度，令我啞然。我終於可以走進大學了。

　　這裏還有一事值得一提。家庭出身問題曾長期困擾心頭，在農村當農民、當營業員的近十年中，它曾經使我失去了許多次招工、入團、上學讀書的機會。盡管我在勞動和工作中比他人付出加倍的努力，但這些機會長期與我無緣，至多我也只是一個被認爲“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高考開始後，對填寫家庭出身有了新的規定，由填寫解放前三年父親的職業改爲填寫父親解放後的職業，我的家庭出身成了工人。我從“家庭出身”中解放出來了。

　　三

　　大學四年，是我人生的重大轉折。這種轉折的意義，並不在於我從農村回到了闊别近十年的武漢，而在於我獲得了重新系統學習的機會，阻斷了十多年的讀書夢終於實現了；而在於從過去狹隘的眼界中跳出來，視野大開，信息量猛增；還在於在大學裏認識了一大批從人格、從知識上都比我優秀得多的同學們，許多同學的真誠、質檏、熱情、思想敏鋭等等都足以令我受益終身。

　　畢業留校，當了兩年《寫作》雜誌的編輯。1984年9月入復旦大學新聞係讀研究生班。

　　兩年的復旦大學的學習，對我來説又是一個轉折。它不僅確定了我後來的專業方向。更通過研究生的學習，改變了我原本較爲僵化的頭腦。我不再“正統”了。

　　1986年研究生班畢業後，重新回到武大，在新聞係任教，直到退休。其間有遂意時的歡欣，也有失意時的低落，風風雨雨，一言難盡。

　　1989年“六四”後，學校搞兩清，一時間氣氛緊張异常。因有學生誣告我在課堂咒駡領導人，而險遭整肅。幸有同事們、朋友們幫忙，或爲我辯誣，或給我報信，逃過此劫。其時，我仍不改真話直説的毛病，會上當面痛責工作組的極“左”行徑，爲被整同志仗義執言，因而頗爲同仁所尊重。

　　1992年出現“下海”熱，受其影響，我和幾位同事組織了一個以市場調查和廣告宣傳爲主要業務的公司。折騰了一年多，雖没賺到錢，但算是一來貼近了社會，二來多學了一套本事，果真將來教不成書了，也不致餓死。

　　1994年，承蒙老同學郭偉峰啓發和幫助，又和亦師亦友的老院長一起組織起台港澳新聞研究中心，在全國的高校新聞學專業中，率先提出研究“一國兩制”新聞學問題。1995年遂以研究台灣新聞的名義赴台訪問考察數周，國門未出，算作出境了。

　　在大學教書，最大的好處是比較自由，這種自由不僅是在時間的支配上、工作的内容上比較自由，更讓人覺得可貴的是思考和説話比較自由。但這種自由只有那些老老實實地追求真理的人才能真正體會到的，當他們不圖名利、不顧俗流、不怕壓力地追求真理的時候，他們會自由地説話，説老實話；在他們心目中，有一個令他們景仰的榜樣，那就是顧準。我極希望自己能成爲那種人，説老實話，做老實人。

　　四

　　以上是我在十多年前，紀念老八舍同學相逢20年時所寫。

　　今年，和全年級的兄弟姐妹們相逢36年了，轉眼又過了16年。去年，我退休了，不過，還兼有一些課程和工作。這16年，一如既往，教書匠一個，往來於卧室與教室之間，干讀書與教書之事，並無多大長進與變化。但細想來，社會的變化對生活和觀念的影響還是很大的。這十多年中對人們影響最大的事件莫過於互聯網的普及，有了互聯網，人們可以前所未有地獲得更加充分而廣泛的信息，可以前所未有地自由表達言論，可以更加經常和密切地與朋友們保持聯繫。對於我們同學來説，最值得紀念的是駱苗創立的“老八舍網站”，它使我們仍像30年前那樣還生活在老八舍那座宿舍裏，大家朝夕相處，親密無間。我記得是喬以鋼最早向我們推薦的一個叫作“思想的境界”的網站，使我像找到一個巨大的思想寶庫一樣驚喜不已；難忘的“老八舍論壇”上的一篇篇博文，成爲我瞭解外部世界的重要信息資源；像流水一般堅持流淌下來的“老八舍夜話”，更是一個巨大的引力場，牢牢地維係着我們的彼此依戀和牽掛。所以當一旦無法打開“老八舍”時，會有一種無家可歸的失落感。不過，“老八舍夜話”還是謝幕了，但取代它的是更方便更快捷的“老八舍微信群”，它成爲我們新的依戀。

　　謝謝“老八舍”——這一群人和一個媒介！願“老八舍”永存！

　　2014年12月2日於武漢

　　李卓鈞簡歷　（學號787039）

　　男，漢族，1953年3月25日生於武漢。網名：lzj。籍貫：湖北武漢。

　　1965年小學畢業。

　　1965年—1968年，就讀於武漢市井岡山中學（原名集賢村中學）。

　　1969年—1972年，在湖北省蒲圻縣（今爲赤壁市）下放當知青。

　　1972年—1978年，在下放所在地的農村供銷社工作。

　　1978年—1982年，在武漢大學中文系讀書，湖北（蒲圻）考生。

　　1982年—1984年，在武漢大學《寫作》雜誌當編輯。

　　1984年—1986年，在復旦大學新聞係讀研究生。

　　1986年—現在，在武漢大學新聞學院當老師，現爲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