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記不清從什麽時候開始，出現了一個文化尋根熱，一些文化人熱衷發掘本鄉本土的文化積澱，尋找自己的文化根蒂。我忝列於文化人群，苟同流俗，在茶餘飯後也忍不住反刍鄉土的記憶，找找自己的文化出身。

　　我的家鄉是湖南華容縣幸福鄉，過去通稱幸福大院，在東洞庭湖的邊上，是從上個世紀二十年代開始圍湖造田造出來的。在外人看來，那是八百裏洞庭湖濱多少個垸子中一個並不起眼的垸子，但在我心中她是獨一無二的。

　　幸福鄉北面流過一條河，叫藕池河。這條河聽説現在基本上斷流了，當年可是一瀉百裏，在洞庭湖口冲出了偌大一塊冲積平原。它是長江的支流，北通巫峽；注入洞庭湖，南及瀟湘。常年帆影綽綽，桃花汛後則有從岳陽、漢口來的大洋船逆流而上，攪動一江春水。於是，南北文明在這裏融合。有了文明的聚集，就有了河邊的聞名遐邇的濱湖小鎮——注滋口。漁樵耕獵各業在這裏薈萃，商賈士子在這裏流連。好長時間内，它是我到過的最有名的地方，我以爲天下文明莫過於此。如今，那些餘香裊裊的茶樓酒肆和屐痕纍累的青石板路早已不復存在，但一脈人文依然綿綿悠長。

　　我們的先人大都是從上湖南或從湖北南渡來洞庭湖開荒的人。湖洲沃野千裏，陽春三月插一根扁擔在地裏，三天就發了芽。因此，天底下的人到這裏將春泥當金子來淘。有的是赤膊吊胯單身一個來的，有的是用一擔籮筐挑着兒女和家當來的。每年都在加寬的垸堤也擋不住無風三尺浪的湖水，基本上年年要泡洲、倒垸，收了春收就收不到夏收，用蘆葦和稻草蓋的房子前一年秋天建，第二年夏天毁。但是，開荒人從來就没有氣餒過，湖水一退，又把扁擔往地裏一插，到秋天又是一片新緑。一代代開荒人，就這樣在洞庭湖的風口浪尖上討生活，年復一年，百折不撓，生生不息。

　　在洞庭湖洲上，同扁擔一起發芽的，還有開荒人帶來的文化。初時，開荒人幾乎一户一音，講着南腔北調，好在簡單的生産生活方式並不需要太復雜的交流，因而並没有什麽障礙。開荒人還幾乎一户一俗，婚喪嫁娶各有各的方式。時間長了以後，語言、習俗和文化便逐漸同化，一首山歌大家用不同的口音唱得同腔同調。也有不“同”不“化”的。有一個村子是從上湖南的湘鄉整村遷來的，人稱“湘鄉幫”，絶對是華容全縣唯一的一個“湘鄉村”。數十年幾代人，老老少少還是一口外人很難聽懂的湘鄉話。我少年時進入這個鄰村，仿佛進入了异鄉。但正因爲這樣，他們得以保留了他們獨有的母土文化的底藴。我有了點文化之後，過年時喜歡遍看各家各户新貼的門聯和堂對，覺得“湘鄉幫”的門聯、堂對最有文化。後來才知道，那些聯語有的原作者竟是湘鄉碩儒曾文正公，比如“入孝出忠，光大門第；親師取友，教育後昆”，有些則明顯是曾氏之遺風。這個村的文化人物，我已記不得幾個了，但記得一個姓傅的人，據説是黄埔四期生，與林彪同期呢！隱姓埋名幾十年，七十年代在“清理階級隊伍”中被“清理”了出來。

　　鑿石墾壤、飼牛植稻的開荒人，不講究吃、穿，不重視物質財富的積累，但却重教興文，重視子女讀書培養。水網茅寮之間，竟然塾館密佈，直至六十年代還有私塾，子曰詩云與俚語諢話一起代代傳承。讀過四書五經的人，會講三國水滸的人，從一丘田裏勞作的人中至少能找出一個。在我記事的時候，在我的眼裏，全鄉最好的建築是我就讀的一所完全小學，新式教育却是舊式江南書院建築風格，穿中山裝的老師還是把新式課文講得摇頭晃腦。那時，這所學校常常考出全縣名列前茅甚至第一的高小畢業生。不知真是因爲鄉學淵源，還是偶然的因素，在我們鄉里竟然出了一個教育部副部長、一個教育廳長。連我也同教育有不解之緣，做着幾所大學的兼職教授。

　　一個人走遍天下，很多東西都會改變，但 “丢胞衣罐子”的地方改變不了，教育背景改變不了。改變不了的就是你的文化根蒂，它影響着你一生一世的思想和情感。我深感自己身上有祖輩、父輩開荒人的許多遺傳。有的盡管在今天與現代生産生活方式已經不太合拍了，但我始終珍視着它，頑固地堅持着它，因爲我覺得它對我始終是有用的。比如，我走到哪裏，都會抱着扁擔插到地下會發芽的信念，這讓我對生活永遠充滿希望。

　　二

　　很多人都喜歡把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度過的時光稱作“蹉跎歲月”，而在壯懷激烈地回顧國家和個人的經歷時，生出許多遺憾來。我也覺得用“蹉跎歲月”來概括自己的那段生活，是再恰當不過的。因爲，我也和很多人一樣，那時没做過幾件正事。我當過大隊和公社團一級組織的宣傳委員，經常性的工作却是提着一桶石灰水，在鄉親們用牛糞刷過的墻上涂鴉“鬥垮、鬥臭”一類的標語。我當過水利工程員，在改天换地的運動中用脚板和木尺，一次一次丈量鄉親們耕耘過千百年、收穫過千百次的土地，希望把它們變成“萬斤田”，但怎麽折騰，産量還是没有高過解放後的那幾年。我當過農村小學的民辦教師，却没有用很多時間教學生讀書認字，而更多的時候是帶着那些農民的孩子“學農”。

　　最讓我汗顔的還是“學大寨、大干快上”年頭干的一件事。

　　農民“造反派”出身的大隊長在會上宣佈“一年之内糧食産量超綱要，過長江”。我明明知道“過長江”是長江以北地區的口號，意思是要使糧食産量達到長江以南地區的水平，而我們村處在長江以南的腹地，但是我没敢糾正大隊長的宣言。大隊長爲了達到他的目標，就拼命在種植面積上做文章。他命令我和我的學生跟他一起推行“改雜歸糧”，就是把農民已種在一些地裏的經濟作物毁掉，再强制重新種上水稻。我知道這是一件何等“缺德”的差事，但爲了保住民辦教師的飯碗，真還幹了。我指揮學生把一片片青苗生拉活拽起來，看着他們在曠野的驕陽下蔫成了枯枝，而我也從鄉親們包括許多學生家長的目光中讀到了莫名的憤怒。但在秋天，我去學生家裏作家訪時，那些家長還是傾其所有招待了我，這使我對春天拔青苗的那一幕，感到百身莫贖。這件事，直到現在我還把它看作是蹉跎中的蹉跎。然而，如同沙裏藏金，再不堪回首的生活裏，也可以翻檢出幾件自己珍視的事情來。那期間，我就有一件持續干過四五年（幾乎貫穿了大半個“文化大革命”）的事，一直珍藏在心底，我甚至曾經把它看作是自己蹉跎歲月裏的“壯舉”。

　　我們村所在的地區是一塊革命老區，出過幾位革命家和人民解放軍的第一代將軍。尚武的傳統加上山水豐盈養育出來的子弟身强力壯，使它成了有名的兵源地區。每年征兵，我們一個村就常常要輸送三五個。那年，中蘇邊境仍然异常緊張，村裏吴家茅屋三嬸的兒子長生被鄉親們敲鑼打鼓送進了新兵隊伍。長生臨走前托付我説，他媽不識字，家裏其他人的文化程度也都未達到寫信的水平，讓我替他媽媽寫寫信。於是，每每長生有信回來，我便趕到三嬸家的茅屋裏，給三嬸念長生的信，接着再替她給長生寫回信。

　　我和長生是一起長大的“吊胯”朋友，我用肚子裏的墨水溝通了他們母子的兩地情，又從長生的家信裏瞭解到了部隊許多新鮮事，因此很樂意爲之。不料，這種和諧被突然打破了，使我至今想起來還懷疑“善有善報”的古訓。那一天，老支書找到我説，長生在一次執行任務時犧牲了。我已記不得自己當時的神情了，只記得老支書全然没有了平日的威嚴，有的只是對家鄉子弟的憐愛。老支書怕三嬸承受不了老年喪子的打擊，决定把長生的兇訊隱瞞下來，並言明誰要是把這個事透露給了三嬸，他要給予“黨紀政紀”處分。老支書還交給了我一項特殊的任務，就是每隔一段時間以長生的口氣給三嬸寫封信，並帶上一些錢給三嬸，就説是長生寄回來的（老支書把政府發給長生家的撫恤費分成若干小份，再一次次交給我）。於是，我還像以前那樣在凉月如許的夜晚出入三嬸的家，給她念事先編好的“長生的信”，再替她給長生“回信”。盡管前者是假的，後者也是發不出去的，但我還是按照已掌握的母子的感情脈絡，認認真真地寫。爲了更逼真，我想象着描繪西北邊塞的風土人情，甚至還編出了長生立功受奬之類的謊話。三嬸也還是那樣滿懷希冀地聽，也還是那樣每次都讓我在給長生的信中叮囑他“安心部隊工作”。

　　這樣的事情，聽人説别的地方也有過，但輪到自己做起來，遠比聽人説要心碎得多。一燈如豆，我常常爲那些出自自己手筆的文字泪濕青衫。

　　不記得這樣過了多長時間，三嬸終於幾次提出要長生回鄉探親的難題，自然都被我以“部隊工作忙”之類的理由搪塞過去了。而三嬸居然後來也不再提這個要求了。又過了一些日子，三嬸身體日漸衰弱，眼看是來日無多。我們老家有個習慣，親友的兇訊瞞生不瞞死，人死之前一定要把真相告訴他，好讓他在九泉之下去尋訪親人。老支書看到三嬸終是留不住了，就把長生的事告訴了她。而三嬸竟出乎意料地平静，既没有哭天搶地，也不是無語凝噎。聯想起在給她念信、寫信時她偶有的若有所思的神情，我猛然意識到，老人似乎早已知道了兒子的事。果然，鄉鄰們在清理她的遺物時，發現了我帶給她的那一小份一小份錢和那上面的泪迹。三嬸下葬後，人們便把“光榮烈屬”的匾牌掛上了她家門楣。

　　三嬸去世後的第二年，我“大器晚成”，考上了武漢大學，離開老家，過了長江。這之後，我自己的父母親先後去世。不久又聽説老支書猝然離世，死因半是因公。家鄉父老天不假年紛紛謝世，引起了我的傷感。我曾經想把他們的普通生平撰寫成一本《家鄉人物墓誌銘》（不是爲了出版），其中有我自己的父母，也有老支書，但我第一個要寫的還是三嬸。書終於没有寫成。令人欣慰的是，從家鄉子弟帶來的信息中，我知道父老鄉親們愁吃愁穿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那一間間用洞庭湖的蘆葦蓋的茅屋已换成了一棟棟磚瓦房。還有，村裏從軍報國的遺風猶在，年年向國家輸送着合格的新兵。

　　歲月如梭。我早已成家立業，當了孩子的父親，親身體驗了人間親子舐犢之情。然而，在多少年之後，我才意識到，當年自己個人的蹉跎、失意對比國家和人民的磨難是多麽微不足道，自己爲三嬸所做的一切也是多麽微不足道！而真正值得珍視的是，我曾受到了來自親生母親以外的另外一位母親平凡而偉大的母愛的熏陶；我與三嬸、老支書等父老鄉親們一起，甘苦與共地度過了我們國家一段特殊的艱難歲月，耳濡目染他們用他們特有的方式承擔了自己生活中的也是國家的磨難。

　　楊勝群簡歷　（學號：787003）

　　男，漢族，1951年10月20日出生在湖南省華容縣幸福鄉。網名：洋布。籍貫：湖南華容。

　　1968年從華容縣一中高中畢業後回鄉務農。

　　1973年至1978年，先後在鄉村小學、中學擔任民辦教師。

　　1978年9月至1982年8月，在武漢大學中文系讀書。 湖南（岳陽）考生。畢業分配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學術處。

　　1982年9月至1984年4月，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工作。

　　1984年5月至1990年9月，在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工作，先後任文藝處副處長、處長。

　　1990年10月以後，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工作，先後任科研局副局長、一部主任、室務委員、室副主任、室常務副主任。爲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國政協委員，第十一届全國政協科教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第十二届全國政協常委。研究員專業技術職稱。

　　著述：主編《鄧小平傳》(1904—1974)，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7月版。著有《毛澤東一代人生事業叢談》，三聯書店2013年12月版；《毛澤東重要著作和思想形成始末》，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