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7月14日電（作者汪毅夫）恩師俞元桂教授逝世後，我仍然每個月到他的書屋來。然而，我再不能有同先生相談甚歡的機會了。  

　　對着先生的遺像，我默默無語，師母見我難過，在一旁説：“你同我説話，俞老師也會聽到，也會高興的。……”説着，她也掉下泪來。 

　　俞先生曾説:“師生情相當奇妙,它與因血統所派生的親疏尊卑關係不同，也與因法統所形成的上下級職務關係有别,它是由知識的傳授形成的特殊關係,純出於機緣,是自然、平等、自由、無約束的，因而彌足珍惜。”在俞先生面前,我真切地感受了這一切。回想起來，我常在俞先生面前放言無憚。師生相談，有時居然是學生話多。我總是高高興興地告訴先生我的各種想法和看法，又總是錯的比對的多，正經的比古怪的少(先生的散文名篇《佛跳墻》裏那個介紹“新經濟學”理論的學生就是我。實際上我也不曾實踐這個理論)。先生寬厚而慈祥地聽着,從不打斷我的話題。當我發覺先前的某個想法或看法錯了，我也急於告訴先生。這時，先生會微笑着説:“我知道，我不説你也會認錯的。” 

　　俞先生的散文集《晚晴漫步》出版後，有四位評論家發表的書評不約而同地以“洗盡鉛華見真淳”爲題，另有一位評論家稱道先生“閲世雖深有血性”。 

　　先生真是一位真淳而有血性、睿智而又忠厚的老者。1992年夏天，先生住院動了手術。先生術後的那些天，我避開了每天上午醫生的查房,每天下午衆多師友的探望， 選擇晚飯時分到醫院陪伴先生。我又避開病痛、醫藥的話題，專找有趣的話題。記得我講了好多笑話和趣聞，還講了學生時代的奇人怪事。先生像小孩子聽故事似地，專注而開心。後來，先生説:“我的青年時代也有浪漫的故事。”先生告訴我許多往事，流露對師母一片至深至重的感情。當師母提了保温罐推門進來，先生小聲地説：“剛才我泄密不少”。我説：“這些只傳達到廳（聽）級爲止”。先生笑了,那是一種天真而燦爛的笑。不久，我也因病住進了另一家醫院。先生見我幾天没來，十分心急。他託人打聽，又託人給我送來名貴藥品。 

　　先生待人寬厚,平日裏口不論人過,心不計人短。他曾説:“過去有不少的人批鬥我，我不怪罪他們。我們老先生有一個歷史使命，要讓老師們團結好，把中文系辦好。”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先生又總是主持正義,主持公道,從不力怯。據我所知,先生最看不起的是“看風使舵”的人物,是見利忘義的人品。先生對一個人的最低評價，可能就是“看風使舵”一語了。 

　　1993年,我開始參加福建省政協的活動。師生相談又多了一層參政議政的内容。俞先生一再勉勵我把學術研究同社會活動結合起來。1994年，拙著《台灣社會與文化》出版時，先生很高興,他在電話裏特地説:“書的後記寫得不錯,喫苦、耐勞、謙遜、淡泊，要牢牢記住。”我在1969年以後當過農民、工人、學生和教師，現在專事研究工作，所以該書的後記有“我覺得,農民的喫苦、工人的耐勞、學生的謙遜、教師的淡泊乃是一名學者應有的品質，我以此自勉，不敢稍怠”之語。我告訴先生,作爲政協委員,還應加上“學者的認真”一條,先生聽了更加高興。多年來,先生正是以認真的態度參加政治協商、參政議政龢民主監督的工作。在他病危期間，他還鄭重其事地交代我轉告省政協秘書處:他因病不能出席省政協全會，建議不安排他擔任教育組的召集人。在他病逝前幾天,他還關心着民盟福建省委員會的工作,還要我談談海峽兩岸的局勢。當時，他因爲肺部的嚴重病變呼吸極度困難,却真正做到了:只要還有一口氣就不忘政協委員的職責!